英语世界关于施蛰存的研究专著有多部，研究论文有数十篇。较早开始施蛰存研究的是学者夏志清1961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从介绍《现代》杂志到介绍施蛰存，认为该杂志主编施蛰存本人，就是一位著名的小说家。夏志清评价施蛰存在《将军底头》和《石秀》等小说里，对著名历史人物和传奇人物作弗洛伊德式的研究，并认为在他明智的编辑方针下，《现代》杂志对促进严肃文学的发展有很大贡献，揭示了施蛰存创作的特点和地位。

美国学者李欧梵及其高足史书美对施蛰存的研究最有影响，也最深入。他们专程从美国到上海对施蛰存进行采访，得到很多第一手资料。李欧梵1999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中，用第四、五两章5万多字篇幅论述施蛰存。第四章“文本置换：书刊里发现的文学现代主义”从《现代》杂志入手，肯定了施蛰存的前卫与先锋，认为施蛰存的作家朋友圈“是出于相似的教育背景和语言专业所培养的强烈的艺术感性走在一起的”，他们是世界主义者，更为“前卫”。第五章对施蛰存的小说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说他“可能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派作家”。李欧梵认为，“作为一个有原创性的作家，他（施蛰存）是一个先锋，一个拓荒人，因为他敢于深入全然陌生的人的内心世界，并大胆地回眸那无理性的力量”；施蛰存用弗洛伊德、蔼理士等人的理论和西方文学作品的思想资源，呈现出“一个既现实又是超现实的世界”。

史书美采访施蛰存后，2001年出版专著《现代的诱惑：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写作（1917-1937）》（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用近3万字篇幅研究施蛰存的小说，认为他为现代主义小说开创了一种新的次生文类。史书美还说，中国文学现代主义中的内在性与心理分析紧密相关，施蛰存小说中现代都市男人的情绪心理体验“恰好体现了心理分析学说的相应维度”。

王一燕的《施蛰存短篇小说集中的Flaneur》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Flaneur”，在法语中是“都市漫游者”的意思。文章认为，施蛰存短篇小说中的人物虽然类似法国文学中的“Flaneur”，但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文学传统中突出的流浪汉形象产生了共鸣。作者进一步指出，施蛰存的短篇小说是本土现代主义的典范，同时也带着多种文学传统的印记。韩国外国语大学金顺珍的文章《朴太远和施蛰存对首尔和上海的都市认识》，也关注到作家笔下的现代都市经验。作者以20世纪30年代分别在韩国和中国从事创作活动的现代主义小说家朴太远和施蛰存为研究对象，认为二人以首尔和上海的都市空间为创作背景，形绘出别具一格的都市风景。

对历史小说情有独钟

日本学者青野繁治对施蛰存的历史小说情有独钟。2018年，他翻译了施蛰存的历史小说集《鸠摩罗什的烦恼》，由日本朋友书店出版，收入《鸠摩罗什》《将军底头》《石秀》《阿褴公主》《李师师》《黄心大师》6篇历史小说。1987年2月，青野繁治发表了分析施蛰存历史小说的论文《施蛰存〈鸠摩罗什〉——以及它的虚构过程》，“探讨施蛰存小说处理文学的虚构和历史框架关系的问题”。在论文《由历史小说看施蛰存的方法意识》中，青野繁治再次论述相关问题：“我所关注的是作家处理‘历史’题材所表现出的方法意识或者对虚构的认识问题。”认为施蛰存的历史从不“借古讽今”，而是“对历史做新的阐释”。他说：“施蛰存历史小说的特征，是吸取历史题材的同时，根据心理学在作品中大量融入详尽的心理描写。他在注重叙事性的历史故事中加入西洋式的心理描写，他的作品也可以称为历史心理小说。他所描绘的心理是现代的，然而不仅现代人，现代以前和过去的人也可以发现有这种潜在的心理。”这堪称知音之论。

捷克学者马里安·高利克的文章《现代中国文学的社会和文学气质》叙述了施蛰存对爱伦·坡的偏爱及其历史小说所受的影响，认为施蛰存的《将军底头》《鸠摩罗什》中，都对历史和传说人物进行了弗洛伊德式的描述。作为《现代》杂志的编辑，施蛰存在英译本中表达了对法国现代文学和超现实主义的兴趣。

美国研究者克里斯托弗看到了传统文化元素对施蛰存小说创作的影响。克里斯托弗2017年在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主义的边缘：徐訏、无名氏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在专章“施蛰存与穆时英的传统与混杂”中，重点比较分析了施蛰存和穆时英如何将传奇、传统和神话融合进创作。

重点研究施蛰存历史小说的还有埃琳娜·希德维吉奥娃的《颓废的缠绕：施蛰存与法郎士作品中的爱欲和独身》、张京媛的《心理分析在中国：文学变形 1919-1949》、威廉·奇科夫的《鸠摩罗什的外语：施蛰存的现代主义历史小说》、王娟的《欲望、残缺、神性——施蛰存历史小说中的存在主义困境》等。

与海外学者互动

施蛰存有很多海外朋友，辜健编辑出版的《施蛰存海外书简》，收有290多封施蛰存写给海外学者朋友的信件，其中交往最频繁、探讨最深入的应该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与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

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中文版序中说，他是1979年听夏志清谈到施蛰存的。“夏志清教授提醒我：早在30年代上海就有一本名叫《现代》的杂志，也有人用现代主义的手法写小说……夏先生一语惊醒梦中人。”从此，李欧梵开始频繁采访施蛰存，《施蛰存海外书简》收录的9封施蛰存给李欧梵的信，记录了他们的交往细节。此外，李欧梵还出版了《现代性的追求》，其中有专章“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比较分析上海新感觉派的异同。

孙康宜在1984年开始与施蛰存交往，他们的交往从词学研究开始。1980年，除教学工作外，施蛰存开始筹备创办《词学》。1981年11月，《词学》丛刊第一辑于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填补了当时词学研究的空白。为了增强词学在海外的影响，施蛰存在该刊开辟了海外专号，请美国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孙康宜在海外约稿，从此二人有了长达10多年的通信与交往。孙康宜将两人的70多封信件汇集为《从北山楼到潜学斋》出版。在她的专著《词与文类研究》序言中，孙康宜特别感谢施蛰存对她的指导与帮助。孙康宜还写了研究施蛰存的文章《施蛰存的西行逃难诗歌》和《施蛰存的诗体回忆：〈浮生杂咏〉八十首》。美国耶鲁大学还把施蛰存的《唐诗百话》作为东亚语文系研究生的中国文化教材，扩大了施蛰存作品的海外影响，使其成为更多学者的研究对象。由此可见，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及施蛰存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始终相伴相生。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