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爱卫，女，山东德州人，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原载于《德州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摘要：《中国史学通论》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朱希祖在北大史学系讲授史学史的讲稿，也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中国史学史讲义。他从建设新史学的需要出发，对中国古代史学进行了系统的反思，既广引诸家之说，又提出自己的创见，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史学的现代化。尤其是在推动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创立方面，朱希祖居有筚路蓝缕之功。

关键词：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史学史

民国时期的著名史学家朱希祖，曾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系主任长达10年之久。因为他率先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开设了史学史课程，其讲稿就成为目前我们所知的最早的中国史学史讲义，即1943年出版的《中国史学通论》。该讲义以“新史学”思想为指导，既广征博引诸家之说，又有“独断于一心”的卓识，许多观点对当今史学史的研究仍具有指导意义。

一、最早的史学史讲义

关于“史学史”由谁首创、出现于何时的问题，史学界目前还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是胡适最先提出来的，有人则以梁启超为最早，还有人指出由朱希祖首创。杨翼骧说：“首先在大学课堂上讲授中国史学史的，应推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先生。他于1919至1920年间开了《中国史学概论》一课，并编写了约有三万四千字的讲稿，内容包括《中国史学之起源》与《中国史学之派别》两大部分……”，向燕南也认为朱希祖“率先将中国史学史课程搬上大学讲堂”。经过考证，发现这一说法确有道理。

朱希祖曾言：“《中国史学通论》，原名《中国史学概论》……此书本为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讲稿，编于民国八九年间。”也就是说，在1919—1920年间，他就开始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为学生讲授本国史学概论了。考察《1917—1937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教员名录》表，可以看到在1919年至1927年和1929年至1931年这两个时间段里，朱希祖在史学系讲授过中国史学概论、战国史、本国史学名著研究、宋史、清史、中国史学史和中国近百年史等课程。为了进一步确定上述课程开设的具体时间，查阅《北京大学日刊》有关史学系的课程设置，发现《文本科史学系三二一学年课程时间表》上赫然印有：“史学史朱；哲学史大纲胡；本国通史陈……”由此可知，早在1919年朱氏就已经开始给学生讲授史学史了。而这份“课程时间表”，也正好为杨翼骧先生和向燕南先生的说法提供了史实依据。

将史学史作为一门课程设置足以表明：朱希祖已有了明确的史学史意识，并且认为史学史完全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由此，我们可以将“史学史”概念提出的时间追溯到1919年。朱希祖是目前我们所知的最早提出“史学史”的史家，他的《中国史学通论》应该是最早的中国史学史讲义。

在反思和追溯史学史学科的起源时，史家们基本一致地认为：明确提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是梁启超，他在1927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阐述了对撰写中国史学史的看法。的确，梁启超倡导建立史学史学科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他最早设计了史学史学科体系的框架，在他的号召和引导下，多部体现其设想的史学史论著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史学史遂发展成为一门生机勃勃的学科。

但梁启超是否受到了朱希祖的启发呢？他提出史学史的做法时，朱希祖在北京大学开设史学史（或中国史学概论）课已经七八年了，在当时的学术交流非常频繁的情况下，梁氏对朱希祖的史学史课程不可能一无所知。抛开这一问题，仅就他所提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基本内容来看，“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等４个方面，朱希祖大都已经进行了初步探讨。由于处于学科初创阶段，他没有像梁氏那样从理论上加以阐发，也没有给史学史提出清晰的研究轮廓。不过，单从时间上看，朱希祖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提出和创立就居功甚伟。

二、基本内容与编写出版过程

《中国史学通论》的内容由三部分构成：一，中国史学之起源；二，中国史学之派别；三，附录，即论文两篇：《太史公解》和《汉十二世著纪考》。第一部分包括７个小专题：１．“史”字之本谊；２．有文字而后有记载之史；３．再论书记官之史；４．未有文字以前之记载；５．再论追记伪托之史；６．论历史之萌芽（上）；７．论历史之萌芽（下）。第二部分“中国史学之派别”包括：记述主义和推理主义。由于我国“既无有系统之哲学，又无求实证之社会学”，所以推理主义不能发达。因此，朱希祖又专门把代表记述主义史学的史书加以分类，共有６个小专题：编年史、国别史、传记、政治史和文化史、正史、纪事本末等。从以上内容看，该讲义的第一部分讨论了远古史学起源的相关问题，涉及史官及其职责的变化；第二部分则将中国古代史学分类考察，对各种史书的体裁、源流、得失等详加评述，并论及将来开展某一专题史研究的方法，已初步呈现史学史的雏形。

然而，这些内容与作为讲义的《中国史学概论》（或《史学史》）还稍有差异，原本的第三部分应该是探讨史学思想的专章，朱希祖在《史学系指导书》（1926——1927年度）里介绍自己的本国史学概论课，说：“本课分三编讲授，第一编叙述本国史学之起源……第二编叙述本国历史之种类派别；并评论其利病得失。第三编叙述本国历史学思想之发展及进步，并规划改良之方法。”袁同礼也提到朱希祖的《本国史学概论》分三篇，其中第三篇为“历史哲学”。然而在出版的《中国史学通论》中，将第三部分做了删改替换，不知何故。

朱希祖编写这本史学史讲义，很可能是受到了文学史讲义的启发。早在1916年，他任文科教授时，就给学生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其内容文史不分，涉及了许多史学发展演变的问题。1919年，他兼任史学系教授，思想已发生很大变化，主张文史独立，其史学史讲义的许多内容是从文学史讲义中抽绎出来的，与文学史讲义的联系非常密切，只是某些观点和视角发生了变化。

1919年所设的“史学史”课程，第二年就换上了新名称“中国史学概论”，并从此长期沿用。1920年10月，本科史学系课程中有朱希祖讲授的“中国史学概论”，计划一年讲完，该课程“说明中国史学之源流变迁及编纂方法并评论其利弊，盖撷《史通》、《文史通义》之精华而组织稍有系统并与西洋史学相比较，使研究史学者有所取资焉。”在多年使用《中国史学概论》的名称后，1928年他却说：“余尝为《中国史学史》，叙吾国史学之渐次进化”。这说明他把这两种名目的课程看作是一回事，实际使用的也应该是同一讲义。

作为多年使用的讲义稿，变换名称和不断补充新内容都是可以理解的，而名称的变化可能就意味着内容的不同。朱希祖回忆说：“民国九年的夏天，我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的主任，那时我看了德国Lamprecht（引者注：兰普雷希特）的《近代历史学》……”而《中国史学概论》中的《论历史之萌芽》上、下两篇就是有关兰普雷希特（Lamprecht）理论的介绍和运用。可以推测，《论历史之萌芽》的撰写不会早于1920年夏。可见，史学概论是在史学史讲义的基础上增添了“与西洋史学相比较”的新内容，理论水平有所提高，已经不完全等同于1919年的史学史了。

1922年２月，他在《随笔》中这样写道：“前月编《史学概论》，述《中西纪事》一书，不知撰人姓名，兹阅《谭复堂日记》谓《中西纪事》为当涂夏燮嗛父撰。”在民国十一年九月八日（即1922年９月８日）写给张元济的信中又说：“《中国史学概论》一书为史学系所编，自谓稍有精义，且为近时所作，已成三分之二，今年冬可以脱稿。”由此可知，朱希祖的这本史学史讲义并非“民国八九年间”的“急就之章”，而是一本历经多年不断修改和完善的论著。

这部讲义稿直到1942年应女婿罗香林之请，才决定出版。朱氏一向谦虚谨慎，自认为“此书谬误脱略之处尚多，终非完书”，要出版的话，还需要稍作修改。而罗香林却劝阻他不必修改，说：“世界无完书，以孔子之史学，今日议其非者多矣，以康德之哲学，今日议其非者亦多矣，然终有不可磨灭者在，不如仍原书之具，以表囊日之造诣如此。”朱希祖认为此说确有道理，于是，顺从了罗氏所言。由于出版时间已至此，《中国史学通论》往往被列入20世纪40年代的史学史成果之中，使得人们不能真正认识此书的意义所在，这多少有些令人遗憾。

三、影响较大的创见

朱希祖说：“余编讲义，不取浮词泛论，亦不取新式铺排”，其中的“绝大问题、重要断案，皆出自余之心得”，这就使得《中国史学通论》“文简意富，珍义如珠玉，络绎不绝”。兹将其影响较大的创见分别进行论述：

（一）关于“史”字之释义

朱希祖开篇即探讨“史”字之形义，举出许慎、戴侗、吴大澂、江永、章太炎等诸家之说，并作了进一步分析说明。许慎《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戴侗、吴大澂已提出“中为简册”，江永、章太炎也持这种观点，而且“引证始更确实”。朱希祖认为“史”为“记事者”是合乎理解的，但“中”非“正”也。他依据江永和章太炎的说法，阐释出自己的观点：“又，为右字……中为册字，右手持册，正为书记官之职。”由于古文“册”字的写法与“中”类似，所以，“后世误认为中正之中”，然“中正为无形之物德，非可手持”，“史”字从右从中，是“以右手持册之记事者”。朱希祖还驳正了王国维对“史”的解释，王氏在《释史》篇中取日本饭岛忠夫说，认为“中”为盛算之器。朱希祖认为这种说法适宜于周制，最初造字的时候，并没有“盛算之器”，“史之本职，仅为记事，历数属史，皆为后起。”所以，他不采王说。后来，王国维也重新修改了《释史》一文，并兼采了朱希祖的说法。周谷城认为朱希祖的解释“于义颇谐”，但与甲骨文中的“史”字相比，“于形为不合”，所以，他仍采王说，认为“史”为手持盛算之器，为记录的象征。虽然周氏不完全赞同朱希祖的说法，但也可以表明朱氏观点的影响之大。后来的许多史家在探讨史学问题时总是毫不例外地解释“史”字，比如，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和瞿林东的《中国史学史纲》等，他们或采纳朱氏的说法，或将其列为一家之言。

（二）“书记官”与“历史官”

关于中国古代史官的职责问题，朱希祖提出了“书记官”一说，认为：“记事者即后世之书记官”。比如，仓颉为黄帝史官，但“惟此史官，为书记官，非历史官，必须严为分别，不可混淆。”历史官与书记官有本质的区别，历史官是以后引申出来的。先秦时期的史官仅仅“掌管册籍起草文书”，所以，只是书记官，类似于今天的秘书或秘书长。他强调说：“因果之关系，时间之观念，为历史最粗浅之条件”，因此，“历史之法，必为治历明时者所创。”远古史官的记录远不是历史记载。

他认为《春秋》应该算是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而“西周以前，无成家之历史”。“历史之记载，必萌芽于太史”，“汉之太史，至后汉时尚专掌星历，奏时节禁忌，记瑞应灾异……后汉之时，尚无历史官专职也。至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隶中书。晋元康初，改隶秘书，专掌史任。梁、陈二代，又置撰史学士，历史官之专职，盖始乎此。”所以，“魏晋以前，无历史之专官”。至于刘知几的《史通·史官篇》中的“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是把书记官误以为历史官了。他对书记官与历史官之区别的详细考辨，是一种颇为新颖的见解，启发了众多史家的思维，破除了千余年来历史官起于黄帝之旧说，在史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李大钊在他的《史学要论》中，也探讨了史官的职责，采用了朱希祖的“书记官”之说。赵吕甫的《〈史通〉新校注》和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都引用了朱希祖的说法。当代台湾著名史学家王尔敏说：“史官原始，本掌秘书之任”，朱希祖所言的“史官掌秘书之职司，为近世学者普遍承认，毫无疑义”。

（三）“名”与“实”

名实之辩，历来为史家所重视。刘知几在《史通》的《题目》、《称谓》等许多篇目中都论及名实问题，强调“名者，实之宾也”，即名称必须依附于具体内容。朱希祖在考察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时，也同样注重核其名实，考其源流，且力图探明史学发展进化之迹。他发现中国古代许多史籍“体例淆乱，名实纠纷”，“《尧典》、《皋陶谟》虽无纪传之名，已有纪传之实。”“陈寿《三国志》、路振《九国志》，名为国别，实则纪传。”“司马彪之《九州春秋》，州为一篇，实为后世地方统志之权舆。”

关于司马迁立《秦本纪》、《项羽本纪》的问题，刘知几认为名实不符，因为“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然而，“嬴自伯翳至于庄襄，爵乃诸侯”，项羽僭盗而死，没有成为国君，虽号西楚霸王，然“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而朱希祖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名实纠纷中更应该重视“实”，也就是说，要以历史人物的实际作用来决定其该入本纪或是世家。他说：“自周赧王亡至秦始皇称帝，中间无统者三十四年，而灭周者秦，故列秦为本纪。自秦子婴亡至汉高祖称帝，中间无统者四年，而杀子婴封诸王者项羽，故列项羽为本纪。必欲称项羽为僭盗，则刘邦何尝非僭盗乎？子玄以成败论人，实非公论。”他还分析了本纪的内涵：“述其祖宗曰本，奉其正朔曰纪。”认为刘知几“以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实际上对于本纪二字之义，尚未了然也。

朱希祖对名实纠纷的评论，得到以后许多史家的认同，罗香林从“驳正《史通》”的角度，赞赏朱希祖的名实之说“均为精深之论”。王尔敏也注意到“近人朱希祖就名实考辨，以言撰著之史之所昉”，肯定了朱氏的做法。

（四）关于史籍分类

最值得称道的是，朱希祖以新的视角和标准将古代史籍加以分类。他批判地继承了刘知几的“六家”之说，把古代史书分为两大派别，一是推理主义，二是记述主义。由于推理主义不发达，故略而不再细分，而将记述主义又分为６类：１．编年史（以时区别者）、２．国别史（以地区别者）、３．传记（以人区别者）、４．政治史与文化史（以事区别者）、５．正史（混合各体者，有通史；断代史）、６．纪事本末（以事之本末区别者）等。其分类简明通俗，便于检寻，给后学以很大启发。

目录学家袁同礼认为，朱希祖对史籍的整理和分类，早于梁启超和柳翼谋，比章太炎的文学总论之分类更为精密。他“以科学方法董理旧籍，为国学开一新纪元。”又说：“目录学之可贵，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者。观于此篇之所论，深能达此功效矣。”金毓黻在撰写《中国史学史》时，参考了朱希祖的《中国史学概论》讲义，并在日记中将朱氏的分类目录详细记录下来，认为“分析至为精密，执此以绳史籍，罔有或外者矣。”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刘龙心的评价，她说：“朱希祖的史学概论是以现代史学的眼光部勒旧史的一次尝试”，他“以史学独具的时间、空间和事类等标准作为类别史著的方式，说明现代学人已开始懂得从学科本身的特质上去把握这门学科。”

朱希祖还把政治史和文化史分出各种专史，政治史有综合者，有单独者。单独者包括法制、经济、法律、军事、社党、外交等；文化史有综合者，有单独者。单独者又分为学术、宗教、文学、艺术、农业、工业、商业、风俗等。这种分类方法，将社会各部门置于平等的地位，不再偏重于政治和军事，甚至把过去常常被忽略的农业、风俗等内容也单独列出，为后来专史的分类研究提供了指南，促进了史学的专门化。朱希祖在新史学思想的指导下，创造出新的分类标准，抓住了浩瀚史籍的本质特征，既科学又简明，直至今天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五）“有文字而后有记载之史”

朱希祖特别强调“史学发生”的必要条件——文字。认为“神农以前为结绳之世”，“结绳为记事之发端，亦为史之权舆”。“春秋以前，年代不明。虽历人亦多争执异同，此谱系之所以不能称为历史也”。《尚书·尧典》记录年代不明，《尚书·皋陶谟》不书皋陶为何地人，这是史学上空间观念尚未发达的缘故，是史学还处于幼稚时期的作品。他又根据司马迁《史记》的《本纪》起于黄帝，且《货殖传》也说不知道神农以前的事情，得出结论：“盖亦以有文字而后有史，故起黄帝”，未有文字以前的记载，“不出追记，便出伪托”，而伪托之书，多为神话，不足以当信史。这一观点也为后世史家所接受，金毓黻说：“吾国史籍之生，应在制字之后，故远古无史可言。”杨翼骧先生在《我国史学的起源和奴隶社会的史学》一文中，开篇就讲：“探究我国史学的起源，应该从文字出现的时候谈起。因为有了文字才能有历史记载，有了历史记载才能编纂成为史书，在记录史实和编纂史书的过程中才产生了史学。”

朱希祖还区分了史学与史料的不同：史学要有明确的时间、空间要素，否则，史学不足以成立。他说：“小史外史所掌，皆系谱牒政令之属，可称史材，未成历史，断非鲁春秋等所可比拟也”。又根据德国历史学家兰普雷希特（Lamprecht）之说，论证中国史学起源有两元倾向，两元进化，谱牒起于周代，编年起于春秋，历史专官起于魏晋等等，这些论断对后来的史学研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结语

任何学术思潮的形成，学术成果的出现，本质上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朱希祖的史学史讲义也不例外。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思潮冲击着社会的各个领域，史学也在发生根本性变革，批判旧史学，建立科学的史学成为当时史学界的首要目标。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顺应北京大学的教育教学改革，朱希祖运用“新史学”思想反思中国古代史学，重新评价其利弊得失，把中西史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力图通过开设“史学史”课程，启发学生寻求研究史学的方法，《中国史学史讲义》应运而生。

虽是讲义之作，却饱含作者的“心裁别识”。无论是内容的编排还是体裁的构思，都是“以科学之律，精为分析，善为部勒”的，是一部能够引导学生很快进入史学研究门径的佳作。他的学生傅振伦和姚从吾受其影响，在史学史研究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

金毓黻说：“尝谓吾师之史学，可在国内自树一帜，发前人所未发者甚多……近撰《史学史》，引用师说甚多，即缘此故。”朱希祖的《中国史学通论》是史学史学科建设道路上的一座丰碑，永远铭刻着他的开拓之功。他最早开设史学史课程，尤其是明确提出“史学史”概念，使这本讲义的学术价值远远超出它自身。可以说，他在实际上开创了一门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中国近代之有史学史，实在是从朱希祖开始的。但他却没有像梁启超那样，将史学史的研究上升到理论的层面，主张“史学史、史籍举要，亦当用其一种，不必重设”，就说明他对中国史学史的认识还不够深入。

信息采集：彭崇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