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许多多的美国朋友，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牺牲和奉献，我的姑姑海伦·福斯特·斯诺只是其中的一位。

海伦在中国的经历，始于1931年，正是日本开始侵略中国的那一年。1940年12月，她从上海离开中国返回美国，也正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前一年。

上海（1931-1932）

1931年9月19日，传来了震惊世界的新闻：日本于前一日袭击了中国东北。这是日本大举侵占中国的第一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从来没有停止他们的侵略步伐。

仅仅在四个月之后，即1932年1月初，战争的危险已经开始逼近上海的公共租界。海伦抵达上海时,日本人蠢蠢欲动，她现在观察到日本在准备打仗。

1932年1月28日，上海华阜陷入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一方是日本人侵略，一方是中国的十九路军奋起自卫。海伦和一帮子朋友，在他们居住的联合公寓的楼顶上，占据了一个从正面可以观望的位置，目睹了这次战争。那天晚上，埃德加满身污垢，精疲力尽地回来了，兴奋得嗓子都沙哑了…… 他有生第一次经过了战火的洗礼！他宣布说：“中国人抵抗了！”

连续34天，他们能听到子弹和迫击炮弹的呜呜声，能听到大炮的爆炸声。接着，战争停止了，日本人撤退了。

北平（1933-1937）

1932年12月26日，圣诞节，埃德加·斯诺和海伦（“佩格”）·福斯特在东京结婚了。他们在北平安家，常常接待美国的和其他国家的访客。

基层的学生运动（1935）

1935年6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一则《敦睦邦交令》，宣布“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反日宣传者，均以妨害邦交罪论处”，清华大学的政治形势，在学生中间迅速升温。

清华大学学生陆璀说，埃德加和海伦目睹了日本在上海的侵略行径，“坚信日本就是东方的法西斯主义。日本的对外扩张及侵略中国的政策，与活跃在西方的德、意法西斯主义是一丘之貉。所以，他们全身心地同情中国的学生。”

1935年10月的一天，一名燕京大学学生问斯诺，“听说中国要把华北拱手让给日本，他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当听到斯诺说“有这个可能性”的时候，那个学生开始哭了起来。“哭没有用”，埃德加说，“我们要行动”。

在那一瞬间，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海伦一起，向中国做出了承诺。怎么办呢？海伦·斯诺建议发动学生运动，就像1919年5月4日的新青年运动那样。他们谈论了整整一个下午。

黄华（1935年燕京大学学生会执委会主席）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北平市学联成立后不久，我们考虑应迅速行动，表示我们对当前政治局势的态度。一天，我们在盔甲厂13号斯诺先生的客厅里，写信给当时民众十分尊敬的革命者宋庆龄，请她指点我们应该怎么办。宋庆龄明确建议我们采取行动。”

大学生陆璀评价斯诺夫妇的贡献时说：“当斯诺夫妇获知，学生们决定于12月9日、12月16日举行游行示威时，他们立即通知并组织许多外国记者前往现场，把消息发往世界各国，扩大‘一二·九’运动的国际影响…… 海伦奔赴现场，加入学生的游行队伍，高呼‘打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陆璀补充说，“一个具体、生动的例子就是：当时，警察在追捕我，他们竟然把我藏在他们家里保护起来，时间长达10日之久。”

爱国学生游行示威

这次学生运动，在后来的年月里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黄华成为中国常驻联合国首任代表（1971-1976）、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97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3年）。

正如海伦在她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岁月》里描述的那样，“然而从1935年起，正是这些燕京、清华的学生，成了中国左派和共产党人同西方联系的桥梁，他们是1972年恢复邦交的工程师。” 海伦总结道：“新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友谊，是在北京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诞生的。”

“快进”到1996年6月6日，那时，海伦已到了她生命的最后一年。黄华为海伦写了张明信片，托我送给海伦。写好交给我之前，他大声朗读起来，正像海伦曾经描述的那样，用他那低沉、缓慢的嗓音朗读起来：

“亲爱的佩格：…… 这使我回想到1935年至1936年在北平盔甲厂13号的岁月。我们那时青春焕发，敢想敢为，无比英勇。60年后的今天，回顾那段危险而富于挑战的历史时刻，我感到我们没有辜负两国人民的期望。我们没有遗憾，没有懊悔。您的中国岁月、您为当时、现在和子孙后代所写的那些精彩的著作，足以让您感到自豪。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逆转我们两个伟大民族之间深厚的、日益增长的理解和友谊。祝愿您精神如故！黄华、何理良敬上”。

此时此刻，我对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中铸成的中美友谊，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难忘的一九三六年

西安（1936年9-10月）

海伦具有重大意义的西安之行和延安之行，常常被埃德加的西北之行和他的那本名著遮挡得黯然失色。然而她的两次西北之行是非常重要的。

海伦从北平第一次到西安，是1936年9月至10月。这时，海伦是在西安的唯一外国记者，少帅张学良发话，愿意接受她的采访。令人惊讶的是，张少帅宣布，他愿意支持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

海伦写道：“他的爆炸性正式声明是：‘如果共产党人能够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真诚与我们合作，抵抗共同的外国侵略者，这个问题也许可能得到和平解决’……”张少帅的声明，促成了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

黄华之后写道，“海伦亲历了西安事变的前期阶段，西安事变又导致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所以说，海伦是历史转折的见证人，为我们提供了张学良支持团结抗战、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第一手材料”。

延安（1937）

1937年3月初，埃德和海伦正忙于《红星照耀中国》的手稿，海伦听说，5月初，共产党要在延安召开一个代表会议，“共产党的领导们将从全国各地云集延安，这是10年来的第一次聚会。海伦意识到，这是会见和采访中共领导人的极好机会，埃德前一年访问西北时，只见到了少数领袖。于是，海伦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要去延安访问”。

1937年4月21日，海伦离开北平，独身踏上延安之行的旅途。

“自1931年来，海伦是冲破封锁进入红区的第八位西方人、第五位新闻记者、第二位女性。”在延安曾经给海伦做过翻译的余建亭说，“海伦和毛泽东一起讨论过红军的10年斗争，毛主席给海伦讲述了很多细节。海伦在延安的采访，记录下了许多革命者的生平事迹。那年夏天，海伦亲眼看到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前线抗日，在平型关赢得了抗日战争的第一个大胜利。”

结束语

当我们回顾中国的抗日战争及其美国朋友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地方一定有一个关于战争与朋友的谚语，就像“患难见真情”之类的格言。这种特殊的友谊，是在苦难中锻造出来的，是在诸如战乱之类的悲惨岁月里，经过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不惜个人牺牲而锻造出来的。

无独有偶，在海伦逝世后，犹他州参议员奥林·哈奇写道：“斯诺夫人架起了一座友好的桥梁，把美国人民的心和中国人民的心连在一起。让她的一生提醒我们：在世界上各不相同的政治制度背后，有着真正的人民，他们的心、他们的思想，相距并不遥远。”

（本文摘自谢莉尔在“美国友好人士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东方讲坛演讲，活动由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承办。本文编辑：洪俊杰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