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由王晶导演的电影《满清十大酷刑》在香港上映。虽然电影本身属于限制级，但影片中的故事原型其实比电影本身更值得关注——清末著名冤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杨乃武生于道光十六年，余杭县余杭镇人，于同治十二年中举（时年三十三岁）。小白菜原名毕秀姑,余杭仓前毕家塘人,早年丧父,母亲改嫁给小贩喻敬天,秀姑随着母亲到了喻家。后来嫁给了豆腐店的帮工葛品连。

按理说，一个整日钻研四书五经的读书人，和一个豆腐店伙计的媳妇，是不太可能产生交集的，但巧的是，在同治十一年，小白菜夫妻俩搬进了杨乃武名下的一间新房，成了杨的“租客”，杨乃武便成了小白菜的房东。

清朝十大酷刑（满清十大酷刑）

又因为葛品连平日里外出干活，总是早出晚归，一来二去，杨乃武与小白菜就有了接触的机会。在那个礼教大防的年代，已婚妇女跟其他单身男性接触是很容易被传“闲话”的。果不其然，邻里街坊的闲言碎语让葛品连不胜其烦，最后夫妻俩决定搬出杨家，另寻其他住处。

不幸的是，就在二人搬走后不久，葛品连便身染重疾，暴毙身亡。去世的时间是，同治十二年十月。就在县令刘锡彤打算与仵作一同前往现场验尸时，遇到了一位当地的乡绅，并从他口中听到了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有染”的传言。

冥冥之中，一个“奸夫淫妇谋害亲夫”的故事开始在刘县令心里生根发芽。

屋漏偏逢连夜雨。仵作的接连几处“失察”，直接让“病亡”变成了“中毒身亡”。而刘县令在接受了这个“故事设定”后，就开始不断发力，把案情朝这个方向引。

一开始，小白菜当然是不承认自己与杨乃武合伙害死了丈夫的，因为这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可在刘县令的几番酷刑折腾下来，小白菜难以忍受，只得承认自己与杨乃武有奸情，并下毒杀死了丈夫葛品连。

与此同时，刘县令又命人私下联系了当地药铺的钱掌柜，授意他承认“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卖给小白菜砒霜”。本不愿牵连此案的钱掌柜，为了保命，也只得照做。

对于杨乃武，刘县令不好直接动刑，因为在那个年代，读书人一旦考取了功名，那就是“天子门生”，轻易打不得。但刘县令心里知道，如果不对杨乃武动刑，他是不可能承认自己的“罪行”的。于是，他以办案为由，亲自给朝廷打了个报告，要求“革去杨乃武的举人身份”，最终居然得到了皇帝的批示！

就这样，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样，在酷刑之下，“屈打成招”！一桩“谋杀亲夫”的冤案就此坐实：杨乃武被判斩立决，小白菜被判凌迟处死。

如果故事到此结束，那“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名气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大了。该案离奇就离奇在：两人最后都活了下来，“冤案”得以昭雪。

翻案过程，一波三折。

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读书”一直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但杨乃武不仅能读书识字，还考上了举人，家境当然不一般。因此，在案件判定后，杨家立刻动用自己的“人脉”，让众多江浙士绅联名上书，使“冤情”绕过地方，直达天听。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在大清的律法下，各级官员名下出现冤假错案，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以县令一级为例，如果将本不该处死的罪犯，判成了“死罪”，那该县令也要按死罪论处，其上级也将按照隶属关系的远近，受到相应处罚。

但这样一来，就导致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仕途，“官官相护”。哪怕看出来案情有疏漏之处，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尽可能维持原判。这样既省事，又安全。

不过话说回来，无论民间的声音有多大，在“向来无此惯例”的情况下，要想直接让中央审理此案，就必须由当权者主动站出来，打破惯例。那么，是谁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发声了呢——是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不只是考虑到江浙士绅的影响力。她还发现，无论案情在上报到哪一级官员，他们审理的结果都毫无二致，且过程十分粗糙。说白了就是应付了事。而地方官员之所以敢这么做的原因，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

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不得不仰仗大量的湘淮籍本地将领，结果导致了日后地方权臣的实力与日俱增（典型例子如曾国藩），甚至屡屡“先斩后奏”，让慈禧恨得牙根痒痒。

而具体到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朝中也形成了以中央官员为首的“翻案派”和以地方实力派为代表的“维持派”。两派通过乡里师生、同门故友等扩大自己的社会联结，互相明争暗斗、一时僵持不下。

比如案件平反过程中，四川巡抚丁宝桢就曾跑到刑部大发雷霆，说此案如果要翻，地方将无人再敢做官。弄得刑部一时骑虎难下。

好在这时，四川监察御史王昕上呈了一道很有分量的奏折，他在奏折中指出，许多地方官员在审理案件时，“徇情枉法，罔上行私，颠倒是非”，这分明是看圣上尚且年幼，太后垂帘听政，因此“藐法欺君、肆无忌惮”……“且恐此端一开，以后更无顾忌，大臣倘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

正是这份奏折，直接让该案由“法律问题”变成了“权力博弈”。再联想到以往地方实力派的“独断”“轻慢”行为，慈禧最终下定决心，通过平反此案的方式，打压地方势力，并对涉案官员进行追责。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创办不久的《申报》对该案件进行了完整的跟踪报道，起到了一定的“舆论监督”作用，对案件的平反做出了贡献。

最后，我想说的是，“沉冤昭雪”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反映出的重点，其实在于封建社会的“法律”具有极强的人格性，其本质永远都是“人治”而非“法制”。而封建社会的这种“人治”，就必然会出问题。

归根结底，杨乃武与小白菜能捡回一条命，只是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博弈的结果。

今天的我们，有幸能看到两人出狱时的照片，从图中不难看出，他们已经被折磨得神情恍惚，形同枯槁，脸上没有一丁点生气。显然，在经历了牢狱之灾后，两人的精气神已经被彻底“吃掉了”。

今日的我们，能有更加平安幸福的生活，正是因为我们从历史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刨除“人治”，尊重法制。而法制的维护，更需要每个人，每个国家都出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