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年谱（240）】1941年，毛泽东48岁。

周通郑燕县长全文免费阅读（周通郑飞燕）

1942年7月24日下午，谢觉哉来访，谈话至夜晚，毛泽东派汽车送谢回住处。26日上午，谢写信并附《池盐运销研究》一文送毛泽东。当夜，毛泽东到陕甘宁边区政府访谢，谈话至次日晨一点方归。

8月5日，毛泽东复信谢觉哉。信中说：“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

“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过去的一些‘气’，许多也是激起来的，实在不相宜。我因听得多了，故愿与闻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现在问题的了解日益接近，事情好办。”“在短时间内，总结一下边区工作很好，请准备材料及意见。你身体有病，切勿过劳，暂时以休养为主很好。”

8月6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的基本方针提出意见。信中说：“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

按此两点来检查我们的工作，则：（一）“今后必须停止公业投资，发动私业投资，即大放农贷与合作社贷款，兼放畜牧贷款与私商贷款，以达增加粮食产量，牛羊产量，与相当繁荣商业之目的。”（二）“盐为达到出入口平衡之唯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年输三十万驮出境，换取三千万元（以每驮法币百元计）棉、布进来，即算平衡了出人口”。

“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据此以观今年盐的官督民运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

8月9日，毛泽东复信谢觉哉：“大家希望能统一意志与统一行动，我意须确定一行动纲领，否则无法统一。”

8月12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谈劳役和边区政府党团问题。信中说：“劳役须经政治动员是完全对的，这就是我们的劳役与国民党的劳役之原则的区别，我们的特点是革命加战争。”“边府党团不应与政府委员会混同，党团只须三五人，任务是掌握政策”。

8月22日，毛泽东致复谢觉哉21日来信，指出：在陕甘宁边区，“今年的所以采取这些政策，首先是根据于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的特点，其次才是根据边区的其他特点（地广，人稀，贫乏，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等）。”

“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说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会作。”“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而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么为中心王作。”

这一时期，毛泽东为财政问题，经常与谢觉哉交流意见。

谢觉哉（1884年4月27日--1971年6月15日)，字焕南，别号觉哉，亦作觉斋。1884年4月27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

谢觉哉四岁从师读蒙馆，1905年在他21岁时参加前清的“府考”，中了秀才。早年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1918年至1919年受进步思想影响，积极参加五四运动。

1921年元旦，经周世钊、何叔衡、毛泽东介绍，谢觉哉参加了新民学会。谢觉哉参加了新民学会的新年会议，讨论改造社会的方法。主持会议的何叔衡，旗帜鲜明地“主张过激主义”。

这次会议后，新民学会的宗旨由民主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谢觉哉也从这时起走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中共召开一大时，毛泽东和何叔衡作为湖南代表去参会，谢觉哉把他们送到湘江河畔。

中共一大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湖南兴起热潮，谢觉哉也参与到这一过程中。1925年，谢觉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春，谢觉哉到上海，负责编辑《红旗报》和《上海报》。1931年秋，他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共湘鄂省委政治秘书长、《工农日报》主编、省委党校教务长。

1933年，谢觉哉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毛泽东的秘书。一天，毛泽东嘱咐谢觉哉拟一个通知，内容是召开一个县级主要干部会，讨论查田定产。

谢觉哉写好后送给毛泽东审阅，出乎意外，这个不足千字的通知，被毛泽东全改了，一字不留，加的也不少。他问毛泽东：“为什么我这样不会写了？”毛泽东只回答了两个字：“你学！”

几十年后回忆起这件事，谢觉哉说：“‘你学！’对我启发很大。怎么学呢？一是向人家学，学正面经验；二是向自己学，学反面经验。”经过反复学习毛泽东亲笔删改的文稿，谢觉哉意识到了：

首先，会议内容是查田定产，自己初到中央苏区，不知道查田是件什么事，会议要解决什么问题，不加调查，就动起笔来，可谓冒失；其次，参加会议的都是翻身农民，不只是要他们看得懂，而且要他们听得懂，这一点他忽视了；第三，这是被“围剿”的苏区，物资困难，来的人必自备碗筷、被帐，这是他没想到的。谢觉哉感到这样没有调查，不了解情况所写出来的稿子自然是“言之无物，文不对题”。

这一年，毛泽东在长冈乡、才溪乡开展调查，谢觉哉跟着毛泽东一起进行了这次调研，深得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工作艺术。谢觉哉后来说：“毛泽东同志调查兴国长冈乡、上杭才溪乡，我是看见的。找来乡长支书三两个农民，每个乡都差不多谈了个把星期。他亲自照顾他们的食宿，生怕他们不能熬夜，一句句很谦虚地问。”

毛泽东将自己视为学生，将农民视为先生，这让谢觉哉十分感动。从毛泽东身上，谢觉哉学到了共产党人的真经——如何处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1933年11月，共产党发起第一次反贪腐运动，谢觉哉来到瑞金县检查政府工作。谢觉哉开门见山、直接对瑞金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说，这次时间很紧，只有半天工夫，所以只能听听汇报、了解主要情况，但是汇报要实事求是，不能有半点虚假。

可是，在杨世珠汇报时，闭口不谈存在的问题，一个劲地讨好奉承、套近乎。当谈及财政收支账目时，杨世珠或所答非所问，或前后矛盾，语焉不详，这引起了谢觉哉的怀疑。中午，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蓝文勋大摆酒席，说是为中央领导接风，谢觉哉当场给予了严厉批评。

杨世珠、蓝文勋等人的慌乱神色，让谢觉哉心中疑问增加。为了弄清真相，他趁午后休息，走访了两位老干部、发现了严重问题，于是马上派人向中执委作了口头汇报。

下午，谢觉哉在县苏维埃常委座谈会上突然宣布：延长检查时间。翌日，中执委派来工作组进行突击查账，发现会计科科长唐仁达侵吞各基层单位上交款项，共有34项之多，合计大洋2000余元；还顺藤摸瓜挖出了集体贪污款，数额高达4000余元。

事后，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受到警告处分，瑞金县财政部长蓝文勋被撤职查办，会计科长唐达仁交法庭处以死刑。处理完此案后，谢觉哉向毛主席建议：“必须立法建规，昭示天下，以便广大群众监督。”

主席听后说：“好，你谢胡子敢于开刀，我毛泽东决不手软！”

谢觉哉绰号“谢胡子”。他和湖南宁乡籍革命家何叔衡、姜梦周、王凌波合称"宁乡四髯"。因为宁乡旧派人物传言革命者都是年轻人，于是他们四人都把胡子留着，借以掩护革命活动。1926年大革命期间，他们同在长沙从事民众运动，曾合摄一影，谢觉哉题"宁乡四髯"四字。

几天后，谢觉哉便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与项英、何叔衡等人讨论研究，起草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这是共产党政权制定和颁布的第一份反贪腐法制条文。

此外，他还主持和参加起草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劳动法》《土地法》《婚姻条例》等一系列法令和条例。

1934年10月，谢觉哉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谢觉哉担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长兼秘书长，后又任司法部长兼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1936年6月，谢参与领导县、乡两级政府的民主选举，创造了"投豆子选举法"，使不识字的农民都能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后在苏区全面推广。

1937年1月中央机关迁到延安后，为监督财政方针的执行和反对贪污浪费，成立国家审计委员会，谢觉哉任主席。这一时期他创建了中国人民民主政权下司法制度的雏形，成为中国革命司法制度的奠基人之一。

1941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谢任西北局常委。同年秋，先后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党团书记、边区政府秘书长。——所以，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边区财政问题，经常找他商量。

1946年6月，谢觉哉任中共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1948年任华北人民政府委员兼司法部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长、法制委员会委员等职。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59年4月，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