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来兮精魄，安兮英灵。

长河为咽，青山为证；岂曰无声？河山即名。

关玉衡（关玉衡将军）

《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主碑文》

1931年，对于东北三省来说，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4月，吉林长春万宝山村稻田公司经理郝永德，骗取了12户农民的土地，非法转租给朝鲜人种植水稻。

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于是马家哨口200余户农民集体向政府上告。吉林省政府作出批示：“令韩侨出境”。

此类经济纠纷，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属稀松平常，其影响力不会超越周边的几个市县。然而，就是这样一桩普通案子，硬生生让日本人演化成了一起震惊世界的大事件。

对于吉林省政府作出的批示，日本驻长春总领事田代重德横加干预，他命令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并且限令他们于7月5日之前完成筑渠。7月1日，马家哨口农民愤而填渠毁坝，结果日本警察以保护侨民为由，向农民们开枪，打死打伤数十人。

事后，日本歪曲事实，煽动朝鲜民众反华，致使在朝华侨遭受迫害，死伤数百人，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同时，日本以此为借口大量增兵满洲。

这一事件，史称“万宝山事件”。

同年6月，日本关东军大尉中村震太郎等一行人，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中国的军事禁区进行间谍侦察，后被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为防止军事机密外泄，证据确凿之下，团长关玉衡下令处决了中村震太郎等4人。

日本方面就此大做文章，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了中村等人，威逼中方交出关玉衡。中日双方为此唇枪舌剑，交涉了3个月。

9月18日下午，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再次拜会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一见面就是一副咄咄逼人的态势：“关于‘中村事件’，现在已到了严重关头，参谋长准备如何答复？”

参谋长荣臻早有准备，立刻拿出了中村等人绘制的军用地图、各种文件，以及间谍物品，然后质问道：“总领事，你自己看看，这些东西能让我说什么呢？你们既没有向交涉署照会，又没有我们的护照，如何让我们行保护之责？”

其实林久治郎比谁都清楚己方理亏，可他此行本就不是来讲道理的，是以冷冷地说道：“日本军人横暴，不服从外交官的指示，自由行动，这是我们陆军省历来的作风。到现在这个紧要关头，拿出这些东西，谈别的都没什么用。还是考虑如何处理这件事吧！”

尽管荣臻为这次谈判做了万全准备，但他怎么也没想到，堂堂日本总领事，你跟他讲道理，他却跟你耍流氓。

半个月前，少帅张学良的训导犹在耳边回响：“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但荣臻毕竟也是军人出身，军人，总是有点血性。于是硬邦邦地顶回了一句：“我们的军人也是横暴的，你们没护照，擅入我新安岭屯垦区绘图、拍照，辱骂他们，我们也没办法。今天让我退缩办不到，我不能写亡国史的第一页。”

林久治郎也没想到荣臻敢这么硬气，一跃而起，尖声说道：“这事没法谈了，告辞。”临走，又补充了一句：“日中友好关系的最后破裂，我不能负责。”

林久治郎

近段时间，驻守奉天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旅长王以哲总是心绪不惊，一种不祥预感时时在心头萦绕，挥之不去。

“万宝山事件”，日本人明明占了便宜，却还要纠缠不休；“中村事件”，明明中方铁证如山，谁是谁非一目了然，可日本人偏偏还要大作文章。

这也罢了，但近两个月以来，日本人在东北军的眼皮子底下，频频向奉天的日本兵营运送士兵、军火，不分昼夜地进行军事演习，目标直指奉天城和北大营。整个奉天弥散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

王以哲召集全旅上校以上军官，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研究当前的局势和对策。然而一天的会议下来，只得出一个结论：奉天一定有大事发生。至于对策：由于上峰不许抵抗的“紧箍咒”，谁也不知该如何应对。

为此，王以哲只得带着材料，心急火燎地跑到了北平，向少帅张学良请授对策。

在协和医院一间宽敞奢华的病房里，王以哲见到了养病的张学良。汇报完情况后，王以哲提议说：“少帅，综合来看，奉天事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现在关外兵力空虚，关内各部却拥兵自重。一旦事变发生，日本由朝鲜、日本海运兵力，恐我东北军各部难以抵抗，甚至有兵败之虞。果真如此，那我们岂不有负国家，有负东北父老？所以请少帅考虑，是否可由关内调回一部分部队，以解燃眉之急。”

张学良沉吟良久后，缓缓地说：“以目前时局看，日本人尚不敢如此。现在中央的意思是避免冲突，调兵恐怕不妥。还是那句话，遇事别抵抗，避免和日军发生冲突。”

一盆冷水兜头淋下，把王以哲浇了个透心凉。不是火烧眉毛，谁会千里迢迢跑来北平打搅少帅养病呢？可这一番奔波，换来的，仍然是那顶老声长谈的“紧箍咒”。

张学良和赵一荻

板垣征四郎，这位闻名中国和太平洋战场的日本狂人，此时还是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的一名高级参谋。

而此时，他也是心绪不宁。因为，他们将要策划一场可能震惊世界的冒险行动。说是冒险，一点也不夸张，在东北，整个日本关东军也不过一万多人，而东北军，却有21万守军。21:1，一旦中国军队奋起反击，局势将怎样收场？

就在刚才，4个年轻的参谋，还在为这次行动争执不下，最后决定以掷筷子的方式来定天命。投掷的结果却是3：1，这事不能干。

但花谷少佑一口饮尽杯中酒，说：“你们不干，我干！”石原莞尔叹了口气，说：“那就干吧！”

一场胜算很小的豪赌，就此展开。

1931年9月18日晚10点左右，距离北大营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关东军河本末守中尉率领部下，趁着夜色的掩护，炸毁了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而在现场，还特意摆放了3具身穿中国军服的尸体。

“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几乎在同一时间，这一消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迅速传遍了正在参加夜间“演习”的日军。顷刻间，这些满脑子“大日本皇军至高无上”的日本兵士陷入一股疯狂的躁动中。

“不能让支那人如此猖狂！”

“大日本皇军不可辱！”

“打进奉天城！荡平北大营！”

“摧垮支那军队！”

接到消息的板垣征四郎转身面向众人，极力掩饰着激动，说道：“各位，一切顺利，按计划行动吧！”

一道道攻击令随着电波的飞荡，传递给了沈阳四周的日本军队。

板垣征四郎

今晚北大营值班的，是第7旅参谋长，兼619团团长赵镇藩。正当他惴惴不安地想着心事的时候，大营西南方向“轰”的一声巨响，惊醒了他的思绪。

他迅速抓起电话：“值日官，我是赵镇藩。派人出去查一下，外面的爆炸声是怎么回事”

调查还没回音，紧接着又是“轰、轰”两声巨响。望着窗外的火光和涌起的浓烟，赵镇藩的心，沉了下去。

突然，传令兵冲了进来：“参座，日本人炮击大营了，另得报，日本人越过铁路，向大营冲来。”

赵镇藩一时急火攻心，不知所措。他想了想，决定还是先向旅长王以哲汇报。

“老弟，沉住气。你把队伍先集合起来，等我的话。在事情没弄清楚前，千万别随便开枪。我这就去找荣参谋长。”旅长王以哲给了赵镇藩这样的回复。

少帅在北平养病，代理长官张作相十几天前回锦州为父奔丧，此时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成了这里的最高军事长官。此时的司令长官公署内，臧式毅、李济川等一批东北军、政官员将他团团围住，等着他来拿个主意，可他哪有主意呀！

按说，枪林弹雨里冲杀出来的荣臻，打仗是不怕的。但一道“不得抵抗”的紧箍咒，将他桎梏得死死的，还说什么“灵活处置”，说得轻巧，大炮都轰上了，怎么灵活处置？

就在此时，没个“眉眼高低”的团长赵镇藩，将电话打到了司令长官公署，直接询问荣臻说：“如果日本人向大营发起攻击怎么办？必要时我们是否可以迎击？”

荣臻只得耐着性子告诉赵镇藩：“前些天不是传达过嘛！一定要沉住气，不准动，把枪都放在库房里，等事情查清楚再说。”

“收枪入库？那日本人冲进来，不是让我们等死吗？”赵镇藩真急了。

荣臻本来就心情沉重，一听这话更是火冒三丈，压抑在心里的一股无名火终于无法控制地迸发出来：“就是挺着死，也不准开枪！挺着死，也是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荣臻

挂断电话，荣臻思索了一下，决定给北平的张学良打个电话，请示一下。结果张学良的侍卫副官长谭海告诉荣臻，少帅陪美国武官到前门外的中和剧院看戏去了。

然而，北大营的军情却一道比一道紧急：

“日军向我北大营进攻，现已突破西卡门，参座，我们不能等着挨打啊！”

“就是日军进入营房，也不准抵抗。武器都要收入库内。”

“官兵们现在都在火线上，怎么能去收枪呢？”

“赵镇藩，这是命令。如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

“要是日本人要命呢？”

“要命就给他，军人以服从为天职。”

……

荣臻的退缩，仅仅是悲剧开始的第一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的告急电话，潮水一般地打来。

航空处：情况危急，机场的40多架飞机怎么办？

“赶紧飞锦州，锦州不行，辽河以西任何地方都可以。”

奉天西门守军：日本人准备攻城，扬言不开城门就炮轰。

“听命令，不许开城。”

奉天监狱：城上站满了日本兵，用机枪向院内扫射，在押犯人已有暴动行为，怎么办？

“情况紧急你就开门放人。”

……

刚刚处理完各地军务，还没来得及梳理一下焦头烂额，航空处的电话就又打了过来：“我支持不住啦！各方派人去找，可飞行员一个也找不到。日本人已经冲进来了。怎么处理呢？”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

几天之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苦心经营多年，耗费巨资建立的东北航空队，占全国半数的作战飞机，没有升空一架，未投一颗炸弹，便崭新的交给了日本人。

当全国军民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辗转哭嚎的时候，有谁知道，这些空中梦魇中，很多本应是中国领空的捍卫者。

然而，期间却也传来过好的消息，当密电处处长张志忻冲进来报告说：“参座，南京急电。”的时候，荣臻一把将电报抓了过来，上面写着：“倾准日本公使馆照会，内开：陆军省奉明天皇旨，准予关东军在南满附属地内自由演习。届时望吾军固守防地，切勿妄动，以免误会，切切此令，军事委员会筱。”

呃！原来日本人是在演习呀。屋里的人全都吁了一口长气，气氛顿时轻松了下来。

一直默不作声的辽宁省主席臧式毅，此时才想起，自己应当摆出东道主的姿态来。于是微笑着说道：“唉，这些日本人真没办法。下半夜了，他们的演习估计也快收场了，各位是不是休息休息，吃点东西？”

可话音刚落，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便将众人的美梦击得粉碎。

“参座，我是赵镇藩，现在大营内乱成一团，满院子都是日本人，还到处开枪，他们已砸开枪库，抢夺枪支，而且还打死我中校军械官一名，士兵数名。”

荣臻叹了口气，他知道，所谓“演习”，终究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妄想罢了。转回头，荣臻对王以哲说：你回旅部吧，随时来电话。

北大营

北大营内外，乱成了一锅粥。日本人不受拦阻的在军营中纵横驰骋，乱冲乱打；东北军的弟兄们则不断有人倒下。

一名粗壮的东北汉子崩溃地嘶喊：“这狗日的小鬼子打到眼前了还不让开枪，待在这里等死啊！哪个混蛋说得不让打，我真想杀了他。这当的什么兵，丢祖宗的脸啊！”边说边撕打着自己的胸口，将头狠命地撞着墙壁。

血水渗了出来，染红了褐色的墙壁。

“参座，你就救救弟兄们吧！”一个深身血污的士兵“扑通”一声跪在了赵镇藩面前，“参座，狗日的小鬼子不是人啊！连长吩咐不准开枪，弟兄们没法子，躲在屋里不敢出去。可他们冲进屋来，见人就扎，有的弟兄心里害怕躺在床上装睡觉，可让小鬼子活活地用刺刀挑了下来。我们一跑，他们追着屁股用枪打。参座，我们追随你多年了，你一定要救救我们，救救7旅啊！”

赵镇藩只觉得胸口都要炸来了，热血阵阵地上涌，他把军帽一扔，骂了一声：妈的，老子今天豁出去了，宁肯上军法处，也不能让8000弟兄像一群绵羊一样被人宰杀。

他豁然转身叫道：“传令兵，传我的令，日本人敢拦着，就让卫队连反击，把突入大营的敌人给我打出去。再传张团长，让他们断后，其他部队火速撤往东山咀子。”

传令兵的眼睛也亮了，激动地说：放心吧参谋长，保证把命令传到。

卫队连的突然开火，把日军打得懵了头脑，瞬间大乱。各团、各营的官兵听到自己队伍的还击声，一片欢腾，纷纷叫嚷着要抄家伙反击。

然而军令也随即下达，北大营所有官兵撤往东山咀。

9月19日凌晨4点，7旅8000余官兵一路溃败，日军则步步紧逼，延伸的炮火不时落在溃退的队伍中，掀起黑色的泥土。时而传出几声惨叫，一些手无寸铁的士兵，永远地倒在了黑沉沉的夜路上。

看着眼前的残兵败将，望着身后火光冲天的北大营，一阵悲凉、委屈涌上了赵镇藩的心头。他跪了下来，仰天喊道：“大帅、少帅，我赵镇藩对不起你们！这东北军几十年的一方大营，今天毁在了我的手中。”

滚滚热泪夺眶而出，洒向了脚下的这片黑土地。

凌晨5点30分，日军占领了北大营，参与进攻的日寇人数为：300人。没有看错，就是3百人。300：8000，英明的不抵抗政策，成就了日本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不仅是北大营，同样的故事，在整个奉天，整个东三省陆续上演着。一场令国人、令全世界都目瞪口呆的九·一八事变，就这样不可思议的爆发，又不可思议地结束了。

日本人“一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是与生俱来的吗？恐怕不是。但是面对几十万身着戎装的绵羊，谁会觉得它狂妄？

中国军人的软弱，是与生俱来的吗？这也是扯淡！上下五千年，长河落日、大漠孤烟，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

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然而，九·一八终究发生了，以一种举国羞耻的方式发生了。中国军人不是败给了日寇，而是败给了大人物们的苦衷。

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山雨欲来，谁没有一肚子的苦衷？委员长、张少帅、张作相、荣臻……，这些大人物自然有一万种不得已的原由。

可是至今也没有谁能说清楚，究竟是怎样的别无选择，才会让中国的士兵，在中国的土地上，“放下武器，挺着死”！！！

那些屈死的士兵，枉死的百姓，是不是应该问上一句：

每月一千八百万的军费，四百万的政费，作什么用的呀，“军政当局”呀?鲁迅《友邦惊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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