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秀才、举人的数量很多，其中绝大多数都没有当过官，这个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是清代社会中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人在当地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其经济收入自然也不错，那么一个秀才或是举人的家产大概有多少呢？

三法司相当于现在什么部门（三法司是哪三个机构）

之所以有这样一个问题，其目的就是要搞清楚清代一个中产之家的经济状况。这里有两个乾隆朝抄家的案例，颇能说明问题。

乾隆四十四年十月，江西饶州府德兴县民人祝平章，控告族内同辈祝浃的祖父祝廷诤所著《续三字经》中，有许多违碍文字。祝廷诤原是德兴县生员，但他早于乾隆十五年去世。

祝廷诤在世时曾教幼年的祝浃诵读过《续三字经》，后来祝浃将之默写出来，也为自己的儿子作读书启蒙之用。乾隆四十四年八月，族人祝平章被祝浃控告盗卖公田，于是才有了祝平章的检举。

江西巡抚郝硕接案后，认为祝廷诤《续三字经》中叙元代“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之句，寓意诋毁，影射本朝的剃发政策，又不按惯例将当朝国号抬格书写，拟将祝廷诤以大逆罪论处，开棺戮尸，其后辈十六岁以上斩立决，财产抄没入官。对此，乾隆帝的批示是：三法司核拟速奏，钦此！

祝廷诤的案件最后是怎么判的，已经不得而知，就算格外开恩，估计也少不了发遣流放。但祝廷诤的家产被抄在文献中是有详细记载的。第二年八月，江西巡抚奏报祝廷诤家产清单：

“所遗田山地基什物逐一确估，共值银一百八十一两三钱九分，除下田变银十六两扣除祝廷洪原典价银十五两外，实共银一百六十六两三钱九分。”

由于《续三字经》被揭发时，祝廷诤本人已经去世三十年，其间财产已有所消耗，所以当时估价的资产总数，主要为田产价值。如果祝廷诤在世时，家产应该更多一些，至少应该在300两上下。

乾隆四十二年，江西新昌县，民人王泷南向官府控告举人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其中有“然而穿贯之难也”之句，显属悖逆。此案呈至江西巡抚衙门，巡抚海成认为王锡侯所辑《字贯》“虽无悖逆之词，但隐寓轩轾之意，实为狂妄不法”，请旨将王锡侯革去举人以便审拟。

《字贯》呈进后，乾隆皇帝见凡例中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字样悉行开列”，大为恼火，严斥巡抚海成办案不力、漫不经心，此等大逆不法“开卷即见，海成岂双眼无珠茫然不见耶？”

乾隆谕令海成亲往王锡侯家中搜查不法书籍字迹，并锁解王锡侯进京交刑部严审治罪。海成受到乾隆训斥后，战栗恐惧，立即率亲属前往王锡侯家，搜检各屋内书籍、字迹。

十天后，海成奏报查获王锡侯所著《字贯》等书535部、各版片4257块，王锡侯家属连坐者共21口，其家产也被估价写入清单进呈，具体为：

住房十间半连砖瓦基地等项共估银三十六两六钱；门首空地一片估银三两二钱；鱼塘一口估银一两二钱；屋后菜地一块估银十二两五钱；竹木床桌椅凳架盘桶箱柜、锡铁磁瓦零星物件等项共估银六两九钱六分一厘；谷一石五斗估银七钱；小猪一口估银三钱二分；鸡五只估银一钱五分。

以上等项加起来总共为61.631两，这个数字和那些贪官污吏家产比起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过，王锡侯被查获了不少书籍，当时并未给出估价上报，后来估价为192.14两，这样算下来，王锡侯的家产总价值为253.771两。

祝廷诤、王锡侯不是一般的普通百姓，而是属于士绅阶层，在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从他们的抄家清单中不难发现，数目并不大，都在300两上下。

御史看过很多关于清代一两银子值多少钱，以及诸如类似的问题，并以房价、购买力等进行换算得出结果。实际上这个算法都很不科学，没有抄家估价来的真切。比如王锡侯家产中，田产、谷子、小猪、鸡都有实价，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