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初广东法政学堂开课招生

为南粤第一所法律专门教育机构

“学员肄业法政，原期为国家通达有用之才，允宜乐群敬业，共济时艰，无论官籍民籍及其职位尊卑，必泯化一切阶级门阀界域意见，一堂雍睦，而秩序自存，则他日从事政界，方免官民隔阂之弊……”亲爱的读者，这段半文半白的话，是我从广东法政学堂的章程里摘录下来的，如果你仔细研读，就会从中读出办学者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愿望。尽管强调规则与平等的法律精神与“尊卑有序”的传统伦理格格不入，法政学堂首任监督（即校长）夏同龢“普法于国民”的努力近乎于堂吉珂德与风车作战。但作为南粤第一所法律专门教育机构，广东法政学堂在贫瘠的土壤里播下了第一颗法律精神的种子。就算到了100多年后的今天，仔细检视这颗种子萌芽的艰难历程，或许还能给我们带来些许启迪。

采写/广州日报记者王月华 图/fotoe

办学

上百地方官被迫入读

有意逃学者乌纱难保

要追溯广东近代法律教育的源头，咱们还得提一提成立于19世纪中期的广州同文馆。我们以前说过，官方之所以开办同文馆，就是为了培养信得过的外交人才。而要与洋人打交道，就必须了解国际法，所以，广州同文馆也开设了《万国公法》、《公法会通》等课程。不过，这些课程经常被视为“西艺”的附庸，开课时间很短，没多少人真正把它们当回事，而走科举正途出身的大小官员，除了一小部分热心洋务的人，更将其视为雕虫小技，不屑一顾。

法政学堂开课招生

地方官接触舶来品

广东法政学堂的开办，却使全省大小官员再也不能小看这些“西艺”附庸了。1905年，科举考试被正式废除，传统读书人顿失晋身之阶，科举正途失去了昔日金子招牌的效应，再加上时值清末新政，办理警政、管理中外商务、铁路和矿业等新兴行业，都需要全新的知识，尤其是法律知识。1905年11月，两广总督岑春煊、广东学政于式枚联合上奏朝廷，称“世变日亟，学术日繁，东西各国政治法律颇具深意，多为中国旧日未所有”，故而奏请成立广东法政学堂，以“造就广东全省司法行政官吏”。两人的奏折不到半个月就被批准了，这是继直隶法政学堂之后，中国第二所法政学堂，也是南粤第一所法政学堂。

5个多月后，广东法政学堂正式开课招生，全省大小官员开始不得不与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裁判所构成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等一大堆从没听说过的新名词打交道了。小记我本人是学法律出身的，以我自己经常熬通宵学习这类课程的经验来推想，当时那些读惯了四书五经的旧式官吏，一看到这些新名词，肯定大多眼冒金星，想拔腿就跑。

地方官逃学受严罚

成绩优异者可升官

可他们不是想跑就能跑的。根据当时官方的规定，广东大大小小过百地方官，上至道府、下至知县佐杂，不管是实缺还是候补官员，也不管年龄是大是小，除非是在国外学过法政，或者职务重要实在走不开，否则一律要来学堂报名投考。如果该来的不来考，或者考上了逃避上课，都要记过停职，随即强迫入学，不毕业不许恢复官职。不过，有罚就有赏，按照规定，如果学员成绩优异，就有机会升官，或者换一个油水更多的岗位，如果是候补官员，那也可以优先安排差事。就这样，面对这样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全省大小官员只好勉为其难，开始学习各类让人头晕眼花的中西法律课程。

学堂课程庞杂艰深，管理规矩也颇为严格。学堂章程开宗明义，称“本校为研究法政学而设，各学员随时随事皆应自律于法则之中”。再往下看，不敬师长，蔑视学科、仪容不整、欺负同学、上课迟到、听课不抄讲义、提问不守规则，乃至在课堂内谈笑吸烟，都要记过，记过就要扣分，扣的多了，就要勒令退学，仕途必定大受影响。难怪《广东文史资料》（1963年第四辑）刊登的一篇题为《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杂忆》的文章写道，学生在课堂外见到洋教习，都要鞠躬行礼，见到华人教习，则要作揖，如果在课堂内，等老师入座后，大家一起鞠躬行礼。这些斯文有礼的场景，大概都要拜那严格的管理规定所赐了。

校长

状元东渡 立志普法于民

归国办学 苦心经营六年

作为南粤第一所法律专门教育机构，广东法政学堂的影响不容小觑。据相关资料记载，辛亥革命后，广东各地方法院，从院长到检察长，再到各庭庭长，几乎都是从广东法政学堂（辛亥革命后更名为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的。可以说，它为广东的近代化培养了第一批亟须的法律人才。我们都知道，一所学校要办好，必有一位灵魂人物。早期广东法政学堂的灵魂人物便是其首任监督夏同龢。虽然今天已经很少有人听说过他的名字，但这个立志“普法于民”的近代法律教育先行者，曾是第一个自费出国留学的状元。留学归国后，他在法政学堂苦心经营六年，播下了第一颗法律精神的种子。

成绩优异打动日本著名法学家

说来有趣，夏同龢是1898年、也即戊戌维新之年被钦点的状元，但翻开他应对殿试策问的文章，通篇尽是“致治之道无过于法祖”、“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这样的语调，用我们今天的理解来说，压根就是个反对变法的守旧派。这么一个思想保守的人，何以在数年之后作出自费到日本法政大学深造的决定呢？要知道，他那时已是官至四品的翰林院修撰，又是状元出身，这自费留学的举动算得上惊世骇俗，因而上了当时《东方杂志》的“头条”，被誉为“复能以第一人之清望而入他国学校为学生，其志量加人一等”。这巨大转变的动力来源于何处呢？从其活动年表上看，夏同龢中了状元的第二年，即到广东游历，在这里认识了爱国诗人丘逢甲，并结为一生挚友，随后他又前往澳门，结识了一批维新改良人士。我虽然没有确切证据，但推测是这次广东之行改变了他的思想，却也不算毫无依据。

夏同龢只在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班学了一年，但他优异的成绩令当时的法政大学校长、日本近代法学奠基人之一梅谦次郎印象十分深刻。1905年7月，日本《法律新闻》刊载了夏同龢接受记者采访的笔录，他在其间表达了“使法律思想普及于国民，则国立自强”的救国理念。当年，8月29日，夏同龢编著的《行政法》得以出版，这也是中国最早的行政法学类书籍之一。从此，戊戌状元夏同龢转型为中国近代法律先驱之一。

办校外补习班普及法律思想

1905年年底，夏同龢学成归国，接受两广总督邀请，出任广东法政学堂监督，从此开始了“普及法律思想”的实践。他主持制定学堂章程，将法学通论、比较宪法、民法、商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数十门近代法学课程纳入课表；他从日本聘请多名学者，来学堂执教，在法政学堂自编的月刊《法政丛志》上，常有外籍教员和学生就法学前沿问题展开的精彩答问，颇有教学相长的味道；他期待通过学校教育，使“官绅和谐，推暨于民，或从此一线”，这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了；为了实现“使国民皆有法律知识”的理想，他甚至还办起了“校外补习班”，从而出现了“校内千余人，校外也有千余人接受法政教育，非常繁盛”的景象。

辛亥革命后，夏同龢当选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从此离开广东法政学堂，法政学堂之后也更名为广东公立政法专门学校，翻开了新的篇章。不过，他培养的毕业生，大多数成了广东亟须的第一批法律人才。一个昔日拒“变法”于千里之外的传统读书人，最后却成了将舶来的法律教育引入中国的先驱之一。从外表上看，这样的转变十分戏剧化，但究其原因，不过是他从未放弃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求真探索的努力而已。不管时代如何变化，这样的品质总是稀缺而宝贵的，这也是我愿意把夏同龢与广东法政学堂的故事写下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