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孟昭庚

随着小说《林海雪原》及由此改编的电影、京剧、电视剧的热播,侦察英雄“杨子荣”的故事可谓妇孺皆知。作家笔下的“杨子荣”是根据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经过艺术加工塑造出来的。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对“杨子荣”的人物原型充满好奇。经过长时间的寻找查访,直到1974年,侦察英雄“杨子荣”的身世之谜才被破解。

姓杨的名人有哪些（从古至今姓杨的名人）

其实,“杨子荣”的人物原型真名叫“杨宗贵”,1917年1月28日,杨宗贵出生在山东牟平宁海镇嵎峡河村。杨宗贵的父亲叫“杨世恩”,母亲叫“宋学芝”,他们都是贫苦的农民。1920年春,三岁的杨宗贵随父母、哥哥、姐姐以及小弟弟搭上乡村的一艘“刮蒌”船去闯关东。一路上风餐露宿,几经生死,全家6口才在安东(今丹东)郊外的大沙河村落脚。为了生计,杨世恩找了个瓦工的活儿,女儿跟人家学纺丝。后来,一家人在东北实在难以维持生计,杨世恩决定自己和女儿留下,妻子带着三个儿子返回老家牟平。

回到嵎峡河村后,宋学芝辛苦抚养儿子。八岁时,杨宗贵被母亲送到村里的私塾读书。杨宗贵十二岁那年,母亲托人把他带到安东,让他继续求学。可两年后,父亲染病身亡,杨宗贵只得辍学来到姐姐所在的工厂里学缫丝。三年学徒期满后,他成了一把缫丝好手。后来,杨宗贵又跟人结伙到鸭绿江上放木排、当船工。这是十分危险的工作。杨宗贵在大风大浪中练就了一副好身板,锻炼出了过人的胆识。他还给大户人家护过院,最后在鞍山千山采矿区当上了采矿工。

1943年,在矿上干活的杨宗贵见工头又无故毒打工友,实在忍无可忍,夺过鞭子把日本监工狠抽了一顿。因为担心日本人报复,在工友们的帮助下,他逃出了矿山,返回老家牟平。杨宗贵在东北闯荡了14年,饱尝了人间的疾苦和生活的辛酸,也使他对社会底层的生活,对关外的风土人情、乡风民俗、野史轶闻、行帮黑话,都有所了解,甚至对土匪、地痞的黑话也都能略知一二。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生活积累,为他后来成为侦察英雄,奠定了基础。

回到老家的杨宗贵参加了村里的民兵组织。1945年初秋,抗日战争胜利了。山东的八路军大扩军,中共牟平县委要在全县动员1600名青壮年参军上前线。身为民兵骨干的杨宗贵也跃跃欲试。因为担心新婚妻子和母亲阻挠,他瞒着母亲和妻子去乡公所用“杨子荣”这个名字报名参军。到县里集中后,杨子荣和其他新兵被送到了几百里外的莱西县水沟头村进行整训。新兵入编后,他被编入八路军胶东的一支老部队。因为他的年龄比营长还要大,所以连长、指导员就把他分配到炊事班当一名火头军。杨子荣早年读过书,特别喜欢《三国演义》和《水浒》。入伍后,他不怕吃苦,机智幽默,领导才能很快体现出来。有作战经验的老同志看出杨子荣是棵好苗子,于是开始注意对他进行培养。

杨子荣所在部队奉命开到牡丹江地区后,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剿匪战斗。1946年3月16日,支队首战草甸子。杨子荣所在的七连一班班长身负重伤。一班是连里的尖刀班,没有个好班长可不行。连长和指导员决定杨子荣担任一班班长,立即到职。杨子荣率领全班的战士在随后的剿匪战斗中,表现得异常勇敢。特别是在杏树底村剿匪战斗中,他孤身一人闯入敌阵,硬是把400多名土匪给劝降了,堪称整个东北地区剿匪战斗的一个奇迹。

杏树底村是位于牡丹江北部的一个小山村,这里集结了从各处窜来的土匪400多人,他们凭借村子的有利地形和村周围高大的土墙、坚固的工事,与我剿匪部队对峙。3月22日,围剿杏树底村残匪的战斗打响了,杨子荣带领尖刀班为全连开路,冲在最前面。但由于土匪武装火力太猛,组织了多次进攻,都没有成功。为了尽早地结束战斗,减少部队伤亡,指挥部命令炮火支援。几颗炮打过去,敌方阵地和村子里立刻浓烟滚滚,村子里妇女小孩的哭喊声传出来。如果再打下去,虽然能把土匪消灭掉,但村里的老百姓也将遭受更大的损失。在炮击的间隙,杨子荣征得连长、指导员的同意,只身前往村里劝降土匪。在杨子荣的劝说下,许多土匪开始动摇。这时,几个土匪头目出来了,为首的分别是从青树村、北甸子逃来的残匪许大虎、王洪宾和家住本村的郭春富、康祥斌。许、王二人色厉内荏,叫嚣着谁投降就枪毙谁,郭、康二人因家在本村,不能不顾及乡亲们的死活,经杨子荣和老乡们的一番劝说,有了投降的意思。于是,许、王一伙与郭、康一伙围绕投不投降问题发生了争执,互不相让。最终,还是郭、康人多势众,占了上风。为避免土匪火并,杨子荣趁机利用矛盾做郭、康二人以及许、王一方的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利害。最后,在郭、康二人带动下,土匪们纷纷把枪扔到杨子荣的身边。许、王二人见大势已去,也垂头丧气地把枪扔到了杨子荣的脚下。

一场血战,就这样地被杨子荣勇敢机智的举动化解了。杨子荣因此荣立特等功,被评为战斗模范。团里把他调到了团部侦察排,杨子荣很快便担任了侦察排排长。为推动剿匪斗争深入开展,智勇双全的杨子荣曾被团长叫去,在全团干部大会上介绍侦察匪情的经验。

经过几次大规模剿匪战役,到1946年年底,大股土匪基本上被消灭或打散,剩下少数匪首带着七零八落的残匪,三五一伙地潜进深山密林之中,继续作恶,杀害我党员、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

1947年1月的一天,在海林县模范村农会办公室的地上,突然出现一封写给农会主席贾润福的信。原来是当地大土匪“座山雕”向农会索要20件棉衣、10袋白面,限3天内送到胡家窝棚,否则要他的脑袋的勒索信。贾润福立即将这封信送到驻海林的人民解放军牡丹江军分区第二团团部。团首长对信的内容进行了研究,决定派侦察排长杨子荣带领有作战经验的孙大德、魏成友、赵宪功、孙立珍、耿宝林等6人化装成土匪,打进敌人内部,见机行事。

“座山雕”,本名张乐山,匪众称其为“三爷”。张乐山原籍山东昌潍,出生于三代惯匪世家,时年已近古稀。早前军阀张作霖、日本人都曾清剿过他,但都没有成功。国民党军队开到东北后,招抚他为东北先遣军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经过我军围剿后,现在“座山雕”的部队只剩下20多名匪徒,与我剿匪部队周旋于海林北部山区的密林中。“座山雕”为人狡猾多疑,深居简出,其巢穴只有几个亲信知道,我军曾用大部队寻剿,但毫无所获。

1947年1月26日(阴历正月初五)傍晚,杨子荣等侦查员经过周密的准备,从海林驻地出发,一直往北走。天黑以后,在蛤蟆塘发现灯光,靠近一看,是伐木工人住的窝棚,有十几个像是伐木工人,“把头”姓孟。杨子荣知道这种“把头”跟土匪一定有勾结,便用黑话对孟把头说:“三老四少,行个方便,娘家失火烧了,想借问个道,找小孩他娘舅去。”这段黑话的意思即想投靠“座山雕”。孟把头只顾吸烟,不理不睬。杨子荣又用“黑话”跟孙大德交谈,孟把头很注意听,又装作不懂,还盯着杨子荣脚上穿的大头鞋。杨子荣注意到孟把头的神情,便顺口对他说,如何在东宁和八路交火,如何打埋伏,如何从八路脚上扒下大头鞋等。孟把头有点相信了,但始终未向杨子荣吐露真言。为了使孟把头深信不疑,杨子荣等人在工棚里住了几天,便到夹皮沟佯装土匪“抢”了群众几只鸡带回工棚。此时,孟把头才相信他们的身份向杨子荣吐露了与“座山雕”有联系的实情。于是,杨子荣用“黑话”告诉孟把头:“我们是东宁吴三虎的部下,本人是吴三虎的副官,与共军遭遇战中,吴三虎被打死,队伍被打散,当地呆不下去了,想投奔三爷入伙,若三爷为难,就借个方便,歇歇脚,过几天就去投靠吉林国军”。孟把头说:“兄弟我姓孟,名继成,是三爷的联络副官,弟兄们如果有诚意,兄弟我愿意给挑门帘。”杨子荣一听大喜,连忙说:“全靠大哥栽培。”孟把头说:“我领你们先去一个地方,在那里避避风吧。”孟把头一挥手,转身就往山里走。约摸走了20几里路,面前出现一个空木棚子。孟把头对杨子荣说:“这里共军来不了,你们等消息吧!”说完就走了。

杨子荣等人被扔在窝棚里,一连四五天没人照面。后来,老奸巨猾的“座山雕”只派土匪连长刘汉忠等二人来和杨子荣接头。刘汉忠用“黑话”盘问杨子荣的来历,杨子荣按事前编好的理由,对答如流,土匪连长很满意。杨子荣故意大发脾气,把匣枪往铺上一摔,说:“你们太不够朋友了,等了好几天,三爷也不见面。”土匪连长赶紧赔礼道歉:“实在对不起,八路鬼得很,三爷怕上当,你们莫怪,就去报告,两天后我们再来”。过了两天那个姓刘的果然来了,说:“三爷欢迎与你们合伙,还要和你拜把兄弟,已派人到牡丹江置办东西去了。”就这样,杨子荣他们取得了土匪的信任,打进了威虎山“座山雕”的匪巢。

后来,杨子荣凭借机智和勇敢,与土匪们周旋,最终和我剿匪部队里应外合,成功地将“座山雕”一伙土匪一网打尽。当杨子荣将黑洞洞的枪口抵在“座山雕”的脑袋上时,“座山雕”大吃一惊,结结巴巴地问杨子荣:“你们……”杨子荣哈哈大笑说:“不瞒你说,张三爷,张司令,兄弟我们是共军的侦察员,你落网了!”“座山雕”一下子瘫坐在地上,乖乖地当了俘虏。

1947年2月19日《东北日报》以头版头条发表了这条消息。消息以《战斗模范杨子荣等活捉匪首座山雕》为题报道说:“牡丹江分区某团战斗模范杨子荣等六同志本月2日奉命赴蛤蟆塘一带便装侦察匪情,不辞辛劳,以机智巧妙方法,日夜搜索侦察。当布置周密后,于2月7日,勇敢深入匪巢,一举将蒋记东北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座山雕张乐山以下二十五名全部活捉,创造以少胜多歼灭股匪的战斗范例。战斗中摧毁敌匪窝棚,并缴获步枪六支、子弹六百四十发、粮食千余斤”。

1947年2月20日,即杨子荣等智擒“座山雕”的第14天,团部接到了梨树沟屯群众报告,说在闹枝沟附近发现了匪情,其中就有“郑三炮”等落网的匪徒。这股土匪人数不多,但都是一些顽固分子,很难对付。他们戒心大,潜散隐蔽,不易接近,尤其是“座山雕”落网后,郑三炮等匪徒更加小心谨慎,轻易不露出行踪,这给抓捕工作制造了很大的困难。二团团长决定“侦打结合”,组成能“侦”善战的小分队,追踪进剿,即大部队在外围配合,小分队在内部搜索,内外合力,一举扫荡残匪。这支小分队由两个侦察班和一个机枪班共30多人组成,侦察排长由杨子荣担任,团副政委曲波随队亲自指挥。

1947年2月21日下午,曲波和杨子荣带领小分队从海林出发,半夜时分到达黑牛背,次日早晨到达梨树沟屯。政委曲波率部队在此地休息,杨子荣则于当天下午率孙大德、魏成友等5人悄悄离开屯子,秘密前往闹枝沟侦察匪情。黄昏时分,杨子荣等人在离闹枝沟口不远处发现了一座日伪时期的劳工大棚。他们摸进去,发现里边空无一人。但是地上留有烧过的一堆木炭,用手一摸,尚有余温。杨子荣断定,土匪在这里呆过,离开时间也不是太久,极有可能回闹枝沟巢穴过夜。由于天色已黑,辨不清方向,所以杨子荣决定立即返回梨树沟屯,将侦察的情况向曲波汇报。

1948年4月，《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在法库战役中左臂负伤。这张照片是他与夫人刘波的合影

第二天凌晨,杨子荣按照曲波的指示,由农会干部郑玉吉做向导,带着小分队从驻地出发了。当时正是数九寒天,林海山区气温是零下30多度,盘山小道上雪深过膝,战士们出门不久,单薄的棉衣就被刺骨的北风打透了。战士们忍住严寒,继续前进。闹枝沟越来越近了,向导郑玉吉伸手向前一指,告诉杨子荣:离山梁上马架房已不到一里路了。为了不惊动土匪,杨子荣让向导停在这儿等曲波的后续部队,他自己则和侦察队的孙大德、魏成友等4名战士匍匐前进,慢慢向窝棚靠近。

杨子荣等人一点一点地接近土匪的窝棚,当他们接近马架房时,屋门突然被拉开,草编的门帘子掀动一下,一个人影闪了出来。后来查明,此人叫“孟老三”。杨子荣以为土匪发现了他们,便迅即隐蔽在一棵树后,其他战士也卧姿举枪,准备投入战斗。待观察一会后,杨子荣发现是虚惊一场。孟老三原来是起床方便,待他回身进屋后,杨子荣立即从树后闪出,握着枪蹑手蹑脚地向屋门摸去。此时郑三炮、丁焕章、刘维章、程树林、马连德、牟成顺等匪徒已被冻醒,龟缩在大炕上。杨子荣撩开草编门帘子,猛地飞起一脚将破板门踹开,举枪进屋,大吼一声:“不许动,都举起手来!”孟老三闻声一抖,连忙俯身抄起步枪。郑三炮则惊叫:“共军来了,快拿家伙,打!”匪徒们乱作一团,纷纷起来拿枪,孟老三首先持枪下炕迎击。杨子荣立即抢先扣动扳机……不料枪未打响,子弹未出膛。孟老三见“共军”枪未打响,顺势开了一枪,这一枪正中杨子荣左胸上部,杨子荣趔趄一下便扑倒在地。这时孙大德快速冲到马架房窗台下面,魏成友尾随其后。两人本想开枪增援杨子荣,未料土匪们从窗户往外射击的火网使孙大德、魏成友抬不起头来。孙大德想往屋里扔手榴弹,因怕伤着杨子荣只好作罢。此时他还不知道杨子荣已中弹倒地,不能继续战斗了。

郑三炮困兽犹斗,掀开草帘子举着匣子枪向小分队射击。就在草帘子掀动的一刹那,魏成友看到了躺在地上的杨子荣。孙大德意识到大事不好,杨排长不是受伤就是遇难了?孙大德一看到郑三炮的凶相,于是端枪扣动扳机,不料枪也没打响。但郑三炮没有举枪还击,而是跃身逃到屋里顽抗起来。趁此间隙,孙大德不顾一切地掀开草帘子进屋,把躺在地上的杨子荣迅速拖出屋外,然后俯身抱起来就跑。杨子荣血染战衣,尚存一息,吃力地对孙大德说:“大德,任务……”话未说完就牺牲在孙大德的怀里,年仅30岁。这时,曲波带领的小分队赶到了,战友们见杨排长牺牲了,悲愤至极,全都红了眼,相继来到窗前往屋里一阵猛烈地射击。曲波命令魏成友:“快,上房顶从窗户往屋里扔手榴弹!”魏成友受命后,迅即绕到马架房的东侧上了房。从窗户里扔进捆绑在一起的集束手榴弹,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端了土匪的窝。土匪丁焕章、刘维章二人被当场炸死,郑三炮等三人被炸伤,马连德因头顶一口铁锅仅受一点轻伤,但也完全丧失了反抗能力。小分队战士们满腔怒火,一阵排枪如骤雨般狂射,土匪基本被消灭。但举枪打死杨子荣的孟老三却狡猾地从房后越窗而逃,隐匿山林,成为7个土匪中唯一的漏网之鱼。全国解放后,孟老三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判无期徒刑。

剿匪英雄杨子荣的遗体被小火车运回海林县,停放在县中学教室里,前来焚香烧纸的群众络绎不绝。1947年3月17日上午11时,牡丹江军分区第二团的全体官兵和海林县各界人士,在今朝鲜族中学广场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当时的县委书记孙以谨致悼词,牡丹江军分区首长宣读东北军区发来的命令,授予杨子荣为“特级侦察英雄”的光荣称号,命名杨子荣生前所在的侦察排为“杨子荣排”。追悼会结束后,杨子荣的灵柩被护送到海林东山下墓地安葬。烈士墓前竖有一块高3米的木碑,上端镶有一颗五角红星,木碑左上角写着:“为建立独立民主而奋斗的烈士千古”,正中是“英名永在,浩气长存”8个大字。

杨子荣牺牲后,有关他的身世一直都是个谜。战友曲波在《林海雪原》书中,也只交代了杨子荣的老家在胶东半岛的一个农村,至于具体是哪里也没有记载,甚至连杨子荣的照片也没有一张。中共海林县委每年都接到从全国各地寄来的信,来信都热切地询问有关杨子荣烈士的情况,社会上也出现了许多关于杨子荣身世的不同说法。这引起了牡丹江市委和黑龙江省委的重视。据此,中共海林县委做出决定:把寻访杨子荣身世,当成全县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限期完成。于是,以时任海林县民政局副局长、海林县烈士陵园管理站站长关会元为首的调查小组成立了。1966年9月,关会元带队南下,第一站便是前往杨子荣生前战友较为集中的北京。

他们首先找到《林海雪原》的作者、也是当年杨子荣的团首长、时任一机部办公厅副主任的曲波。当时的曲波,因《林海雪原》一书而成为“文艺黑线人物”,一夜之间成了“牛鬼蛇神”,名在“横扫”之列。当关会元见到曲波时,他正在遭批斗。在这种不便深入交谈的情况下,曲波只能简单地告诉关会元,他们的战友孙大德也在北京,可以去找孙大德问一问。关会元找到了孙大德。但是孙大德也仅仅知道杨子荣是胶东人,这与曲波在《林海雪原》里的描述大体相同。关会元带领调查组一行人马不停蹄地赶赴胶东半岛的荣城、牟平、文登、乳山等4个县。在这几个县数百个村屯里,哪一个是杨子荣的家乡?调查组查阅了1000多位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战场牺牲的烈士资料,但是没有一个与杨子荣情况相近、相符的。调查组只得无功而返。

1968年5月,关会元率调查组再次到北京,通过孙大德找到了杨子荣生前所在的团部。该团副政委姜国政也是杨子荣生前的老战友之一。1947年,他担任牡丹江军分区二团一营的干事,是林海雪原剿匪战斗的参加者之一。听到海林县派人查寻杨子荣生平情况,姜国政非常激动,他说:“杨子荣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我们作为他的战友和同志,如果连烈士的身世都说不明白,就太对不起先烈和后人了。”姜国政亲自出面,在“文革”期间极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以部队回忆军史为由,冲破了个别单位“造反派”的种种阻挠,把杨子荣在北京的老战友曲波、孙大德、刘崇礼、魏成友等人召集到一起,召开了“老战友追忆杨子荣座谈会”。座谈会使得二十多年未见面的老战友们得以重逢。大家百感交集,发言十分热烈。老战友们七嘴八舌,有的说杨子荣的家乡在文登,有的说是荣城,有的说可能是牟平,众说不一。谈及杨子荣相貌时,由于谁都没有杨子荣生前照片,就用语言回忆、描述杨子荣:长脸、颧骨略高、浓眉大眼,有少许络腮胡子,身高在1.70米左右,性格爽朗、健谈……为了保证调查工作深入开展,姜国政亲自安排抽调了两名部队人员与海林调查组一起前往胶东,开展查找工作。在那个年代,有军代表参加,办起事来就顺利得多了。

调查组冒着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度的大暑天第二次来到烟台。烟台地区革命委员会得知调查组的来意,非常重视,特地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各县区成立“寻找杨子荣办公室”,各县、区公安、民政、武装部通力配合,支持海林调查组开展调查。根据这个要求,各县区打印了相关文件,下发到数百个大小村屯,并张贴了数千份寻查广告。许多公社还利用大喇叭,一天广播三遍,要求群众紧急行动起来,协助海林县查找杨子荣身世。两个月后,关会元率领的调查组把重点移至牟平。仅三天,调查组就掌握了与杨子荣有关的线索127个,对其中有价值的线索,经过近三个月的调查核实,发现有三个基本情况与杨子荣较为相近的线索。调查组与几位相关人员又进行十几天核查,排除两个不确定因素甚多的线索,把目标集中在嵎峡河村一户杨姓人家。

据牟平县一位老民政干部反映说:在嵎峡河村有一位叫宋学芝的老太太,她的儿子叫杨宗贵,1945年秋天参加八路军后开往东北,一去就杳无音信。1950年,在东北打工的本村村民顺子回乡后,向乡政府反映,他在东北亲眼看见杨宗贵当了土匪,抢夺老百姓家的东西。根据顺子的反映,乡政府作出决定,不再承认她家是军属。还把她家当成阶级敌人进行斗争。杨宗贵的妻子许万亮背上了个“土匪家属”的黑锅感到没脸见人,忧思成疾,郁郁而终。老太太宋学芝不服,她根本不相信儿子杨宗贵会从队伍上开小差去当土匪。于是她背着干粮,到县里、专区上访,多年来一直未停。后来,县委认为:村里和乡里依据传言证据不足,在1957年给杨家定了个“失踪军人家属”。1958年冬天,民政部门给杨家送去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证”,确认了她家的烈属身份。但后来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公社和县里又取消了杨家的烈属待遇。老太太宋学芝又不服了,一直不停上访。晚年重病卧床的老太太曾念叨:“电匣子里说的杨子荣是不是俺儿子宗贵呢?”杨子荣的哥哥杨宗福听他娘不住地念叨,就劝慰老娘说:“娘啊,天下重姓重名重字的多着呢,要是的话,那部队上咋没打信告诉咱家呢?”尽管当时公社、大队和生产队都知道中国有个英雄叫杨子荣,但在嵎峡河村谁敢把杨子荣这个英雄与本地的逃兵、土匪杨宗贵联系在一起?善良质朴的乡亲们,包括杨宗贵的哥哥杨宗福都不曾这样想过。

根据这一重要线索,调查组立即去北京与姜国政、曲波沟通分析。曲波明确地告诉调查组,1947年农历正月,杨子荣和小分队的几个人为了探寻匪踪,迷惑暗匪,确实佯装成土匪在夹皮沟一带“抢”过群众的东西。这么说来,村民顺子所说的事并非空穴来风。事有凑巧,那天跟杨子荣同住一个村子的叫顺子的人闯关东后,正好在杨子荣“抢”东西的那家干活,杨子荣跟顺子照面后双方都大吃一惊,但顺子装着不认识杨子荣,而杨子荣又不好向顺子作解释。杨子荣这次与顺子在千里之外的相遇,竟改变了烈士在家乡人心目中的形象,也改变了烈士家人的命运。

为了核实有关嵎峡河村的情况,调查组从已经掌握的线索中挑选出当年当兵去东北而后复员回乡的六七个老兵,请牟平县革委会把老兵召集到县招待所开座谈会,请他们回忆,当年哪几个跟他们同时参军又一起去东北而牺牲在东北战场上的?有几个二团的老兵异口同声地说:“杨子荣是我们部队的战斗模范呀,他是我们二团剿匪时牺牲的。”因为他们没有和杨子荣编在一个连和一个营里面,没有直接接触过杨子荣,所以对杨子荣的一些具体情况也不清楚,但他们能肯定杨子荣百分之百是胶东人。与杨子荣同在一个乡的老兵韩克利回忆说:那一年,他和杨宗贵前后脚到乡公所报的名,杨宗贵问韩:“你报的是真名吗?”韩回答:“是”。杨说:“俺没用真名,俺用的是字。俺老家这儿有一大家子人呢,还有俺媳妇。”三天后,他们乡的新兵被送到县里集中时,不知何故,县里竟将他们乡的新兵划开来跟别的区的新兵编在一个大队,他和杨宗贵不在一个大队,杨宗贵曾告诉过他,他那个大队的人一个全认不得。调查组据韩克利的回忆分析:当时,胶东地区是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地带,拉锯战很凶。一个小村庄经常今天是共产党管,明天又来了国民党,当地一些青年参加革命时,为了不给家中亲人造成麻烦,所以隐姓埋名从军者很多。杨宗贵没有用众所皆知的真名而报自己的字去投军,是完全符合当时情况的。

位于海林市烈士陵园的杨子荣雕塑

韩克利的回忆提供了杨宗贵参军时不是用真名而是用自己的字的重要线索。这条线索极为重要,只要能查到杨宗贵的字,那就真相大白了。还有一个姓姜的老兵回忆道:“记得那年新兵在牟平集中时,有一个年近三十、好像叫杨什么贵的人,跟我临时编在一个班,俺俩拉家常时,他说他一个人有两个名字,现在报了个新名字,他家好像是在什么河村。三天后人员调整,我就和那个姓杨的新兵分开了,以后一直就未见过面。”关会元听姜老兵说出“什么河村”,心里像划过一道闪电,联想起那位老民政干部反映过嵎峡河村宋老太太为儿子上访的事儿,他按捺住心中激动,把姜老兵请到另一个房间让他仔细地回忆。两个小时后,关会元见他还没有想起来,便问是不是叫嵎峡河村?姜老兵拍着大腿说:“对!对!就是嵎峡河村,一点不错!”

嵎峡河村位于牟平县宁海镇正南,地处偏远,居住着百余户人家。调查组找到了村里的杨宗福老人,可老人回答得很干脆,自己的亲弟弟不会是杨子荣。

关会元追问杨宗福:“杨宗贵的字叫什么?”

杨答:“俺叫‘子禄’,他叫‘子荣’,他还有这个印章,在东北扛活时,用这个印章领工钱。”

关问:“杨宗贵的相貌、身材啥样?是哈时候参军的,性格怎么样?”

杨答:“他长得浓眉大眼、长方脸、高颧骨,还有点连鬓胡子。鬼子投降那年秋天参军走的,能说会唠,跟人处得来。”

这与曲波、孙大德、魏成友和诸多老兵的回忆吻合。

关会元又问:“杨宗贵是不是结过婚?媳妇叫什么名?”

杨答:“结过婚,媳妇叫许万亮,1952年秋天就死了。”

综合以上情况,调查组确认:杨宗贵与杨子荣同为一人,英雄的籍贯、身世、社会关系等基本情况业已搞清。但是直到此时,调查组还未能搜集到一张杨子荣的生前照片。1974年的春天,一张照片邮到了关会元手中。这是当年一位画家为英雄杨子荣创作肖像时团政治处宣传股长提供的杨子荣在庆功会上披红戴花的一张照片。听说海林县正在向各方面征集杨子荣的照片,于是老画家便用挂号信将照片寄给关会元。关会元激动万分,当即请人将照片翻拍放大,然后专程去北京找了曲波和姜国政等人确认。杨子荣的战友们惊呼:“是从哪儿找来的,这就是杨排长呀!”照片又被送到牟平县嵎峡河村,杨宗福老人见到照片,老泪横流、泣而无语。村上的老人们异口同声地指着照片说:“这是宗贵呀!”至此,寻找英雄出身地的工作进行了8年,其中经历“文革”等困难,终于将英雄的身世调查清楚,告慰英雄英灵。侦察英雄杨子荣的身世之谜也终被破解。

出自：《党史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