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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体仁是好的还是坏的（温体仁和周延儒）

最高统治权从万历神宗后期至光宗、熹宗二朝，均移操宦官之手。

尤其是政治风波的焦点人物明熹宗朱由校，15年“国本”之争、13年“福王就国”之争以及“挺击案”、“移宫案”均先后涉及他，故备受压抑，甚至失去受教育机会，在太监、乳母控制下，“懦弱”的少年皇帝很快转向热衷声色犬马，国事委之太监魏忠贤，以至“群凶煽虐，以是毒痈海内”，使天启政治暗无天日。

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后，急于求治，雷厉风行，却矫枉过正，最终也只能以身殉国。

朝野门户大起，影响到一切社会、政治、军事、经济问题的处理、解决。

万历时内阁首辅方从哲为浙党首领，“独相七年”，“性柔懦，不能任大事”，“齐、楚、浙三党鼎立，务搏击清流”，“祖宗二百年金瓯坏从哲手”。次辅吴道南虽“辅大政不为诡随，颇有时望”，却以科举风波去职。故论者言“明之亡，神宗基之，而从哲其罪首也”。

虽言过其实，也揭示出另一看问题的角度。

政治机构运转不灵。

明朝旧制，科道原有给事中50余，御史百余员。从哲任期内六科止4人，十三道止5人，六部堂上官仅四、五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屡缺不补。在任者亦多庸劣之辈。萨尔浒大战，明朝战败，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红旗督战，覆灭全师，反升擢太常寺少卿。

天灾人祸激化社会矛盾，天下无复太平景象。仅万历四十四年(1616)春，畿内、山东、河南、淮徐大饥，既而河南盗起；夏河套诸部犯延绥，河决祥符朱家口，浸陈、杞、睢、柘诸州县；秋河套部长吉能犯高家堡，陕西旱，江西、广东水，河南、淮阳、常、镇蝗，山东盗贼大起；冬大内隆德殿灾。

崇祯元年，陕西三边总督杨鹤上任之初就指出，天下“小民之元气伤”、“封疆之元气伤”、“士大夫之元气伤”，故今日“所急者培养元气耳”。

“元气”的内涵外延当是明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课题。

至崇祯十六年(1643)，南户部尚书周堪赓总结明朝六大积弊为：

主要问题未能解决，反而日趋严重。

导致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是辽东危机。

万历三十七年(1609)，东林党人阁臣叶向高已指出：

叶向高“必至叛乱”一语成谶。

七八年后，努尔哈赤称汗，建立后金国，彻底脱离了与明廷的隶属关系，明朝不愿接受这个事实，三年之后(1619)，与后金兵戎相见。

结果是后金夺取抚顺，在萨尔浒打败明军围剿，后金与明关系出现根本转折——双方攻守态势随之逆转，明朝开始转入战略防御阶段。

后金欲更加扩展活动空间，明朝也不愿接受既成事实，双方在辽东一带展开长期争夺。明朝经营辽东的大臣，从经略杨镐开始，多半命运乖舛。

万历四十七年(1619)，后金占领开原、铁岭，灭亡叶赫，辽沈人心不固。熊廷弼接任辽东经略，积极防御，坚守辽阳、沈阳，北窥开原，“有边才数年经营不定者一年而当之”。

但以神宗、光宗相继逝世，熹宗朱由校即位，阉党秉权，熊廷弼不附魏忠贤被罢。

继任袁应泰改变熊廷弼的正确方针。

天命六年(1621)三月，努尔哈赤发动辽沈战役，袁败自焚，明失辽沈。此后，明廷再起熊廷弼，但广宁巡抚王化贞自诩知兵，不受辖制，经抚不和，广宁轻失，时为天启二年(1622)正月。三年后熊廷弼被追论失辽之罪，传首九边。

继任辽东经略王在晋是个悲观派。他认为抚顺失守，辽东成“危局”；开原、铁岭失，辽东成“败局”；辽沈被占更为“残局”，广宁丢失乃“无局”，欲弃守宁远、前屯，再筑新城于山海关外——虽客观反映了明的战略防御态势，但消极防御态度却无助于扭转局势。

大学士孙承宗主持大局，自请督师。王在晋喜出望外“幸得全归”。天启二年八月，孙承宗以大学士督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经略辽东。

孙承宗经略辽东四年，固守宁远、前屯和觉华岛，前后修复大城9、堡45，练兵11万，立车营12，水营5、火营2、前锋后劲营8，造甲胄、器械、矢、炮石、渠答、卤楯之具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使辽西战守形势发生明显变化，却以阉党梗阻罢归。

代经略高第尽撤关外防务，惟宁前道袁崇焕誓死不从，于天启六年(1626)正月，大败攻城的努尔哈赤，取得宁远大捷，次年五月再败前来报复的皇太极。这两次胜利，证明坚城固守是明军有效的防御方法。

天启七年八月，明朝崇祯皇帝即位，开始调整政局。

崇祯元年(1628)二月，袁崇焕就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登莱、天津，移住关门，立誓五年“肃清边陲”，却以后金反间被杀。

大学士孙承宗安抚部将祖大寿等，收复永平四城，后金统帅阿敏弃城而走。四年十一月，因大凌河城失事，首辅温体仁等“惟同邑为朋比，惟异己之驱除”，孙承宗被迫去职，夺官闲住。同一年，孙承宗力任辽东去职，杨鹤安抚腹里被罢，暴露崇祯皇帝已失方寸，“边事益无人，危亡之征见”。

但后金及大清方面也问题不断。

努尔哈赤自起兵以来，所向无敌，宁远战败，失魂落魄。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八月十一日，病死沈阳叆鸡堡。九月初一日，八子皇太极即位，以明年为天聪元年(1627)。他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稳定内部，军事上又难有进展，故明、后金间出现短暂的对峙局面，展开阶段性议和。

自崇祯初年到十三年松锦战前，辽东形势对明朝来说是愈发严峻，但倾全国之力徐徐以抵抗一隅，仍可维持当无疑问。

调洪承畴马首东向，意味着崇祯皇帝欲一举摆脱辽东危机。经营辽东者，固有王在晋般庸才，亦不乏袁崇焕类英杰。

天启七年袁崇焕之“我积弱之余，十年以来站立不定者，今仅能办一守字，责之赴或力所未能”，实为辽东局势准确定位。

此前之熊廷弼、孙承宗及此后洪承畴，在守辽方针上均一脉相承，基本点不外持重防守，待机收复全辽。

所谓“屯大兵于山海，以选将练兵为实事”，“以辽人守辽土，养辽人，使关外之备稍足，则关内之防稍减”，“守关与复辽不得分作两下工夫，而战即在守”等，这些主张完全正确。

崇祯十二年八月，蓟辽总督洪承畴出关，一本传统思路，点练兵马，囤积粮食，准备持久作战。

辽东八营官兵，原分左右两翼，分屯塔山、杏山、锦州、前屯卫、中后所、宁远等处，洪承畴将“各营应练官兵渐次移至中后、前屯两处”，分驻团练，距宁远百里之内。

而团练总兵金国凤守宁远；前锋总兵祖大寿驻锦州，练兵总兵吴三桂守前屯，则“辽东八城隐然有常山之势，而关门中前所藩屏门户为之益厚”。

又以宁远总兵金国凤战死，取得崇祯皇帝及兵部首肯，加强总兵职权，“凡遇守战同城，各标俱听总兵分派调度。如有参差错乱，不听约束号令者，即以连刑节制之法，一体通行”。

此外，洪承畴对火器弹药、粮草供应均事必躬亲。户部郎中、江南崇明沈廷扬对办理军需贡献极大。

他曾应诏上书，力主恢复漕粮海运，自办船只水手，从庙湾出海，七日运抵天津。督运宁远军饷“凡七年”，从登州直达宁远，比原用天津船节约许多花费。

沈廷扬主动请缨，自天津口出海，经山海关左，达鸭绿江，半月抵达松山，“军中皆呼万岁”。

粮食运抵后，洪承畴“亲行核察”塔、杏一带地理形势，“严督镇将官兵分汛防护”，虽“运粮道路距贼哨马仅十余里”，仍安然无恙。

至崇祯十三年九月初六日，“计锦州粮石已足支明年三月，松山粮石已足支明年二月，塔、杏两城所积颇多，根本既固，然后战守有赖”。

洪承畴本人留心军事多年，曾精研戚继光兵书，并作增补，留下一部《洪尚书重补戚少保南北平定略》。在《洪尚书秘授占候平定略》及《车制篇》中有洪增补的《车制论》，可见，洪承畴于兵机、车战独有心得。

这些是明朝方面影响战争结果的积极因素。

对大清国来说，夺取宁锦是巩固辽东的关键。自努尔哈赤、皇太极两攻宁远失利后，崇德三年（崇祯十一年，1638）十月、四年二月，清军又发动两次攻势，多铎兵为祖大寿败于中后所，石廷柱、马光远以红夷炮攻松山20余日不下，山海关宁锦一线仍坚如磐石。

皇太极意识到清军骑兵野战的惯用战术，无法打破明军坚城大炮的防御。

故除长驱入关，夺取明朝人畜财物、加强实力外，对明军坚城防守则改用长围久困战术，迫使明军粮尽援绝，侍机攻取。

战略战术取决于国力。皇太极时期，无论是天聪时“满汉各自为国”，还是崇德时“直取北京，朕意以为不可”，他对进取中原“始终持有某种保留态度”，除了经济、军事原因外，还有不同的民族传统习惯和心理意识作用。

降清汉官们多从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出发，认为大清偏居辽东，终非王者气象，而“皇太极从满洲贵族的特殊利益和满族本身的具体历史情况出发，主张自与汉官不同”。

他认为入据中原最大的障碍是如何治理汉人、避免重蹈辽金元覆辙，最安全的办法莫如“满汉各自为国”，“在这一点上，他和汉族传统的大一统观念是相冲突的”。

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那种以“大一统”观念来看待明清之际历史，看待后金兼并女真各部以及清对明朝及南明的战争，认为“清进行的战争就是为中国统一的战争”的观点，实际上是将汉族传统观念强加于满族历史，以现代标准裁量古代历史，用后来结果倒套此前过程的结果，民族平等原则不是这样贯彻的。

皇太极并无囫囵吞下大明帝国的野心。

崇德五年（明崇祯十三年，1640)正月，都察院承政祖可法、张存仁等提出“剪重枝筏美树之著”，建议先取宁锦。皇太极决策先屯驻义州。三月十八日，以济尔哈朗、多铎为左右翼主帅，屯田义州。

四月十一日，张存仁上言，“围困锦州之计，实出万全”，以屯种为本，时以精锐骚扰锦城，并以蒙古人为奸细，攻城攻心并举，坚持到底，“远不过一岁，近不过数月，自有可乘机会”。15天后，皇太极即以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多铎率师围宁锦，兼屯田义州。

在整个松锦战役持续两年间，济尔哈朗与多尔衮等，率八旗诸王大臣三月一轮，长围锦州四个轮回。双方发生一些遭遇战，未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

崇祯十三年七月十一日，洪承畴所率吴、刘、王、陈四总兵4万多人至杏山城外近壕下营，遣骑挑战，多尔衮军虽云“击败之”，却“未能多获”。而清军转饷于盛京、锦州间的5000名骑兵遭明军攻击，总兵曹变蛟、左光先、马科、吴三桂等合击于黄土台，祖大寿伏精兵于朝阳山黄岩寺，击斩清军90余级。

九月初九日，多尔衮率清军“拥众索战”，离松山四五里，遇洪承畴兵5万。明军以步兵安营未定，“伤亡之数甚多”，但“辽东马兵骁劲，前后与贼冲战”，犹能拥护步兵，甚至比“关内西兵马战”还要骁勇。督阵塔山的洪承畴心中有底，以辽东马兵之骁劲，完全可敌八旗骑兵，若马、步配合得当，炮火整齐，“其锐气可以鼓练”。

此役，清军仅“获马一百二十匹，甲五百七十副”。

次年(1641，崇祯十四年，崇德六年)三月，济尔哈朗第四班换防锦州，掘壕立营城外。

明属蒙古兵自城上呼：“我城中积粟可支二三年，尔曹为长围，岂遂足困我乎？”

清兵答：“我师围不解，自二、三年至四、五年，尔曹复何取食？”

蒙古诺木齐等出降，清军占领锦州外城。明援军自杏山出，被济尔哈朗击败，俘4374人，马116匹，甲76件。祖大寿退守子城，四月余又夺回东关。尤其三月二十六日，黄土台一战，5万明军与清“鏖战竟日，挫虏狂锋，虽未能驱遁解围，军声业已稍振”，并准备四月中旬再战，“用海舟转运粮料，急赴接济”?。

清方备战，争取外援，首急建立与漠南蒙古的联盟。

仅据《清太宗实录》，皇太极共有十女，一半嫁于崇德六年(1641)正月至五月间。其中四女嫁与漠南蒙古科尔沁、扎鲁特、巴岳特等部，尤其是“有大征伐，必以兵从”的漠南首部科尔沁。这段时间，正是松锦战役前紧张备战之时。

如果说，皇太极用女儿换取蒙兵助战，这种说法太过浅露，那么，自努尔哈赤以来，满蒙联姻的基本国策在此际表现得更为切实具体，当不为过。

朝鲜，崇德元年(1636)被迫奉大清正朔以来，即不能拒绝清方需索。

崇德五年三月，皇太极命朝鲜督发水师5000名，米1万包，限四月十五日前起行，四月二十五日到达大、小凌河河口，其中包括朝鲜固城军人林戒龙，“曾在庚寅年从林庆业到觉华岛前洋，为汉人所获”，与同行的7人，都被编入“洪军门标下”，反为明军增加了生力军。崇德六年三月，朝鲜兵丁1500人、马1155匹，被派往锦州济尔哈朗军前助战，受命不得“稽延时日”或“调发兵船，故意怠慢，不至汛地”。

来降汉三王更受厚待。

明崇祯六、七年(1633一1634)间，原明东江总兵毛文龙部下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反叛，航海归清，崇德元年(1636)封恭顺王、怀顺王、智顺王。

清遂于八旗之外，骤添万余生力军劲助。尤其“汉三王”所携红衣大炮，使原无重炮的清军骤拥“四十炮位”，从此汉兵作战自成一军，极大增强清军战斗力。

崇德六年四月、七月，皇太极两次将孔、尚、耿部调往锦州围城。这些是清方影响战争结局的有利因素。

总之，松锦战前，明清双方积极备战。战局将如何发展，还将取决于双方临战发挥及内部问题的激化度。对明清双方来说，事先均无胜败成算。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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