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留下的印记证明了山阳城曾经的辉煌。焦作晚报记者吉亚南摄

山南水北曰阳。焦作山阳城位于太行山南麓，始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五年，将军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汉书·地理志》记载：“河内郡……县十八……山阳，东太行在西北。”清乾隆《怀庆府志》记载，北齐废山阳县，归修武县辖制。山阳城作为县治约700年，其后由于中央政权远迁、人口锐减，日渐荒废。唐代时，山阳城已“遗趾数雉”，只留下刘禹锡“四百之运，终于此墟”的千古嗟叹。再后来，山阳城逐渐淡出世人视野，鲜有人问津。

当阳峪（当阳峪窑）

然而，历史总是遮不住的。近年来，随着文物考古的深入和文献资料的发现，京畿后苑、帝国重镇、绝世繁华……汉代山阳城逐渐露出真容。

汉代陶仓楼。焦作晚报记者吉亚南摄

仓楼如云

近年来，山阳城周边相继出土了数以百计的汉代陶仓楼。

陶仓楼是由陶仓、陶楼组合而成的一种随葬建筑明器。明器是专为随葬而制作的实物模型。秦、汉时期，陶制明器盛行，陶仓比较常见，陶楼也时有出土，但陶仓楼却极罕见，焦作陶仓楼则将粮仓与楼房相结合，这是耐人寻味的创造。

焦作陶仓楼具有数量多、类型全、体量大、构造精巧等特征，呈现出以山阳城为中心，向周边扩散辐射的分布状。

岁月是把无情的刀，由于自然灾害、人为损坏，秦汉建筑早已踪迹难觅。作为汉代建筑三维模型，焦作陶仓楼使独创性的山阳仓楼建筑形制重见天日，再现了汉代“复道行空，不霁何虹”“跨城池作飞阁……构辇道以上下”的楼阁奇观，再现了汉代贵姓之家“造起馆舍，凡有万数，楼阁相连，丹青素垩，雕刻之饰，不可殚言”的鼎盛辉煌。

在缺乏现代机械、建筑材料的汉代，山阳城出现如此众多气贯云霄、建筑精美的仓楼，堪称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凸显了汉代山阳城人高超的建筑智慧。

京畿后苑

作为民用建筑，仓楼绝非普通殷实之家所能为。没有繁荣的庄园经济，兴建仓楼是不可能的。可以说，一座仓楼，就是一座封建庄园。仓楼如云，是汉代山阳城豪强庄园林立的历史见证。

《焦作陶仓楼》一书，反映庄园门前鸡犬闲卧，农奴背粮交租、主人登楼远眺等场景的陶仓楼照片多达19幅，数量之多，全国无二，足见汉代山阳城庄园经济之发达。

众所周知，汉代特别是东汉时期，豪强势力强大，强占土地，广建庄园，蔚然成风。与洛阳隔河相望的山阳城，背山面水，天然形胜，土地膏腴，水源充沛，自古农业发达，加之青山绿水，飞泉流瀑，古木修竹，珍禽奇兽，膏腴完富，堪称京城的后花园，自然成为豪强兼并土地、争建园囿、纵情享乐的首选之地。

汉王朝曾多次派强悍酷吏对河内豪强进行打击。《史记·酷吏列传》记载：“义纵迁为河内都尉。至则族其豪穰氏之属，河内道不拾遗。”“王温舒迁为河内太守……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至流血十余里。”这也说明了汉代焦作地区豪强实力之强，再现了山阳城庄园相望、园囿相连的盛世景象。

山阳古城墙。焦作晚报记者吉亚南摄

帝国重镇

文物是历史的实证。

2016年，北京通州城市副中心建设中发现了汉代路县城址。该城北墙基址长606米，东墙基址长589米，南墙基址长575米，西墙基址长555米，四面城墙基址基本可以闭合，城基周长2325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庆柱说：“古城址规模不小，在中原区域也属于比较大的县城了。”

与路县故城深埋地下不同，山阳城目前仍存城垣4400多米，按照北城墙1850米、东城墙1350米、西城墙1000米、南城墙残存200米推算，山阳城城基长度约6050米，在汉代县城中绝对是罕见的“大个头”。

北宋东京是拥有150万人口的“国际都市”，外城高12.28米、宽18.4米。西安明城墙举世闻名，底宽16米至18米，顶宽12米至14米，高12米。南京明城墙高12米，宽10米至18米。与这些古都名城相比，山阳城的宽厚高大，底气十足，当仁不让。山阳城与新焦公路相交的西城墙底宽45.1米，顶宽44.5米，高约3.6米，其宽度分别是上述名城的数倍。

文物勘查发现，山阳城城基在地下四五米深处，宽约58米至60米，比东汉都城洛阳所在的河南郡河南县城垣基础还宽一倍多。地下深度与现存地面高度相加，汉代山阳城高度最少在7米至9米。考虑到历经2000多年风侵雨蚀、人为损坏，鼎盛时期的山阳城高度应在10米之上。

建筑是无言的历史。汉代山阳城与京城洛阳隔河相望，近在咫尺，若非帝国重镇，兴建如此大规模的城池是不可思议的。

精英荟萃

楚汉相争，汉高祖刘邦“驰宿修武”“飨军小修武南”。创业之初，光武帝刘秀派重臣寇恂镇守河内郡，以拒洛阳。寇恂调糇粮、治器械以供军；军虽远征，未尝乏绝。光武帝数次巡狩河内地区。魏文帝曹丕封汉献帝刘协为山阳公，都山阳浊鹿城。身为山阳公，却不得居山阳城，足见刘协名为公爵，实为囚徒，当时必有曹魏信臣辖制山阳。

山阳城西之温县，是魏国重臣司马懿、晋武帝司马炎故里。魏晋之交，曹魏在此既要防范山阳公死灰复燃，又要与司马氏在此激烈较量。当时，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在山阳城周边，起坐弹鸣琴，长啸复低吟，从者云集。司马氏重臣钟会数邀嵇康出仕，嵇康不为所动，终为司马氏所杀。向秀《思旧赋》云：“余与嵇康、吕安居至接近……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予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

有学者考证，嵇康“居山阳二十年”之旧居，就在山阳城边上，即现在的山阳区新城街道墙南村，从修武待王驿，经山阳城南门、恩村驿、武陟宁郭驿的官道旁。

工业发达

汉代，山阳城工业经济一时无两。

一是冶铁业发达。太行山富含铁矿。《汉书·地理志》记载：“怀，有工官。”怀，是汉代河内郡治所在，距山阳城约30公里。出土500多套铁器叠铸陶范的温县汉代冶铸遗址，距山阳城也不过60公里。叠铸技术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山阳城工业的发展繁荣。《汉书·成帝本纪》记载：“永始三年十二月，山阳铁官徒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郡国十九，杀东郡太守、汝南都尉。”设有铁官，说明山阳冶铁业之重要。铁官聚众起事，横扫郡国，足见山阳从业者之多，冶铁业发达。

汉代盐铁官营，盐铁业发达，经济富庶可知。根据《晋书》记载，居山阳20余年的嵇康“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说明当时山阳冶铁业、锻造加工业已经官民兼营。

二是制陶业兴盛。数百计的陶仓楼和数量更为庞大的其他汉代陶器，是汉代山阳城制陶业发达的铁证。焦作陶仓楼组合式构造，充分反映了汉代山阳城制陶业模块化、规模化、精致化、个性化的特点，再现了汉代山阳城制陶业的辉煌。

唐宋时期“世立兹器，埏埴者百余家，资养者万余口”的中国北方瓷城当阳峪，距离山阳城只有6公里，且有水运相连。如果说，汉代长达300年陶仓楼制作史，为当阳峪陶瓷繁荣了重要文化铺垫和人才积淀，应该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人口繁盛

《后汉书·郡国志》记载：“河内郡十八城，户十五万九千七百七十，口八十万一千五百五十八。”由此推算，河内郡城均8876户，户均5口人。《后汉书·孝献帝纪》记载：“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邑一万户。”由此推算，汉末的山阳城人口在5万以上。况且，山阳公所邑的1万户应为自由农，并不含富可敌国的庄园豪强。

《后汉书·仲长统传》记载：“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鉴于汉代豪强庄园存在大量不在户籍的依附人口，东汉末年山阳城人口应远超5万。

东汉中期，山阳城鼎盛时，人口繁盛，更远胜于汉魏之交；繁密程度，远胜周边城邑。近年来，山阳城五大墓群发掘汉墓千余座，其他时期古墓则寥寥，这同样说明汉代山阳城人口空前繁盛。

《后汉书·邓寇列传》记载：“河内独不逢兵，而城邑完全，仓廪实。”《后汉书·冯岑贾列传》记载：“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河内完富。”山阳城背山面水，天然形胜，土壤肥沃，水源充沛，物产富饶。汉代尤其是东汉时期，山阳城尽享王畿之利；凭山河之固，罕有兵戈之灾；交通便捷，却并不处兵家必争要道，因而得以独享数百年安宁，吸纳人口源源不断涌入。

焦作市出土的汉代随葬文物——带盖提梁卣。焦作晚报记者吉亚南摄

厚葬盛行

汉代厚葬之风盛行，帝王倾国力造陵寝，引领了民间厚葬热情。汉武帝治茂陵，“高十四丈，方百四十步”，冠西汉诸陵。汉废帝、海昏侯刘贺之墓，出土金器、青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竹编、草编、纺织品和简牍、木牍等珍贵文物1万多件。

汉代以孝治国，实行岁举孝廉制度。汉高祖、光武帝外的汉帝庙号均含孝字，如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等。为了沽名钓誉，谋取现实利益，一些人“生不极养，死乃崇丧……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明立于世，光荣著于俗，故黎民相慕效，至于发屋卖业”。

与公卿王侯动辄以百千万计的珍贵实物随葬不同，山阳城周边汉墓随葬，以陶仓楼为代表、以现实生活为特点的陶制明器为主。原因有二：一是仓楼建筑象征了财富与地位，对山阳民众有着不同寻常的吸引力。二是制陶业发达，陶制明器制作呈现出规模化、模块化特点，为财力不一的山阳民众满足冥界富贵尊荣的需要提供了便捷保障。

另外，焦作地区魏晋古墓葬中也发现有简式、模拟式陶仓楼。

文化激荡

一是汉儒与孔孟儒学之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孔孟经典儒学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合则用，不合则弃。比如，汉代儒家主张“事死如事生”，提倡厚葬久葬。这与孔孟提倡礼葬的思想迥异。孔孟主张“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事父母，能竭其力”“丧，与其易也，宁戚”“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强调“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强调对逝者要始终保持虔敬、感恩之心。汉儒却把本应发自本心、初心的道德情感，外化为丧仪繁复、随葬多寡的物化标准，其结果必然驱使人舍本逐末、弃内求外、舍真逐伪。对此种思潮，成书西汉的《孝经》予以反制，强调：“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

二是魏晋玄学在山阳兴起。汉儒倡导厚葬重孝，司马氏倡导烦琐的名教，都是为了确立政权正当性，维护其统治。然而，具有反讽意义的是，在“生不养，死厚送，葬死殚家……富者欲过，贫者欲及；富者空减，贫者称贷”，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的山阳城，“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晋玄学悄然兴起，这是对司马氏虚伪名教的一种正本清源、返璞归真。在某种意义上，魏晋玄学与经典儒学一样，都是本之于初心的学说，两者殊途同归。

山阳城是现代焦作抹不去的历史记忆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标志，是焦作城区亟待开发的处女地。我们有责任拂去历史浮尘，重新发现和认识山阳城，博采众长，科学规划，以建设山阳城文化旅游园区为突破口，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转化成现实生产力，推动城区旅游、城市建设大提升，实现焦作经济社会新跨越、新发展。（来源：焦作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