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曙明

制台大人是什么官（清朝制台大人是什么官）

平定台湾，似乎多少消除了康熙对海洋的恐惧，令他信心大增，不再觉得“海洋险远，风涛莫测”了，他对大臣们说，粤、闽两省开海贸易，对于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俱有裨益。把中国与世界隔绝两百七十年的海禁，终于要废除了。

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朝廷正式宣布：“今海内一统，寰宇宁谧，满汉人民相同一体，令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开海贸易。”翌年，设立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个海关。御前会议之后，部院各衙门便紧锣密鼓地筹备了。君臣讨论最多的，就是如何抽分（征税）的问题。

康熙主张减轻税负，一是因国家正处于复甦期，需要与民休息，二是他怀疑抽分再多，也是落入地方官员的私囊。他对广东的藩商、王商和沈上达的故事，记忆犹新。因此，在开海贸易一事上，虽说是一件国家对外关系的事件，但在技术层面，更多却反映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斗法。当官员建议在所有桥道渡口设立征税关卡时，被康熙一口否决，声称有能力从事进出口贸易的，都是富商大贾，非一般贫民可为，对海市薄征其税，尚不致累民，但如果所有桥道渡口都设卡收税，无异于在原无课税之地，反增设一关科敛，加重民众负担，充肥私槖。

大清王朝的广州官员

根据皇上圣意，经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决定，粤、闽两省只对海上出入船载贸易货物征税，海口内桥津地方贸易车船等货，一律停止抽分。福建总督建议对外国贡船也实行征税，也被康熙否决，他声称对进贡船只抽税，殊失大体，且非朝廷柔远之意，所以一律免征。

种种措施，听起来很惠民，但康熙朝贪风之盛，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一个新生政权，这么快就腐败成这个样子，确属罕见。康熙怀疑地方官员弃公营私，并非凭空幻想，他迭获奏报，海关为了多敛财，连出海捕鱼捞虾的渔船，也当作商船征税；有些地方则把桥梁也封了，不交税不让过桥，小商小贩，莫能幸免。总之手段花样百出，朝廷禁了一样，又有另一样冒出来，防不胜防。

按照官方规定的税则，中国的关税，初时只有两种，一为船钞，二为货税。船钞又称船料，按商船的大小尺寸征税，船长75尺、宽24尺者为一等船，税额1400两；长70尺、宽22尺者为二等船，税额1100两；长60尺、宽20尺者为三等船，税额600两。这种粗疏的计税方法，可以看出中国官员的懒惰与粗暴。当初因为商人报关，对货物价值往往随口胡编，高值低报，中国官员亦懒得逐一确认，干脆以无法验证为由，按船的尺寸征税。一船黄金与一船禾草，征同样的税，已属明显疏失，但这种方法还有另一个副作用，就是令商船夹带违禁物品的走私活动，变得肆无忌惮。

如此敝陋的制度，竟从明代一直延用至今，毫无改进。当地官商叫苦：禁海前来的洋船，货物多为奇珍异宝，而如今则多为粗布衣物、日用杂货，今日十船不抵昔日一船。其实这也是过甚之词，洋船还不至于如此不堪，只卖日用杂货，查当年的货物清单，进口货多为哔叽、玻璃、异香珍宝等物，亦有直接运银钱来。而采购之货，则多为茶叶、湖丝、陶器、蔗糖、铅、锡、亚铜、药草、大黄等。

广州的买办

朝廷已经意识到征税方法的不合理，同意在原税额基础上，减去二成，按八成收税。虽说天子无私覆载，但非人人可以受惠，只有南洋商船得享受这一待遇，因南洋国家多属资深的朝贡国，被天朝一厢情愿地视为藩属，西洋要同沾德泽，须等到1698年（康熙三十七年）以后。结果，原来存在的问题，依然存在，还制造了新的问题。

货税则按货物量收税，分为衣物、食物、用物、杂物四类，按件征收，不管体积大小，所课都是一样的，这同样反映了天朝官员粗疏和傲慢的心态。开海四年后的海关征收则例，明确规定进口税率为4%，出口税率为1.6%，除此之外，每船征银2000两。后来又陆续出现船规、分头、担头等五花八门的杂税，比正税还高出许多，税负更加沉重。

与前相比，外贸制度最大的改革，就是以海关取代市舶司。这是值得称许的进步。以前的市舶司，打的是“朝贡贸易”招牌，各国商人到广州互市，名义上都是向中国皇帝朝贡，因此没有常设的交易市场，“贡使”愿意把货物运到京师买卖也行，自行运输可也；愿意在广州买卖也行，由督抚委官监督，市舶司临时招商发卖。事实上，路途风险太大，没几个“贡使”愿意山长水远把货运到北京，况且他们更信赖广州商人，认为他们较讲诚信，所以大部分货物都在广州出手，这就给广州的市场带来源源不断的新刺激，此乃广州商业保持繁盛的一大关键。

清粤海关

市舶司时代的招商发卖政策，培养了一大批牙商。随着市舶制度解体，朝贡贸易也渐名存实亡，“八年一贡”、“舟为二只”之类的规定，都被打破，而牙行的作用，则愈来愈大，外贸管理机构与交易机构的脱钩，乃有水到渠成之势。到康熙设立海关时，两者正式剥离，管理由海关负责，买卖由洋行（牙行）负责。

福建的海关由将军兼管，浙江、江苏则由巡抚兼管，唯粤海关地位重要，专设监督一人，筹建期间关务由制台大人兼掌，正式成立后由吏部郎中宜尔格图、户部员外郎成克大为首任满汉监督，满正汉副。因地位举足轻重，与督抚平起平坐，不受督抚节制，直接对皇帝与户部负责，故正监督之位后来多由满人担任。

一旦开海贸易，海关监督将是一个肥缺，从南海之滨到北京紫禁城内，不知有多少人暗暗摩拳擦掌，眼睛紧盯着那颗“钦命督理广东沿海等处贸易税务户部分司”的关防，准备靠它吃香喝辣。一位曾在中国海关任职、对海关制度深有研究的日本学者指出：“凡有愿得此缺之人，须对宫中善于运动，并须有巨万贿赂然后可。既得此缺之后，若更欲连任，又不得不分肥于各方面，通例任期三年，任期中极易积蓄赀财，一生受用有余。”

粤海关译员

粤海关下辖省城大关、澳门总口、乌坝总口、庵埠总口、梅菉总口、海安总口、海口总口七个总关口，每个总关口下面又有若干小关口。其中以省城大关和澳门总口，地位最为紧要，乃中枢命门所在。省城大关设在广州五仙门内原盐院旧署（今起义路与素波巷之间），而最具战略位置的虎门口和黄埔口，均隶属省城大关。

黄埔口设在广州城东，今黄埔村处，距离省城大关三十里。虎门口设在东莞虎门，距省城大关一百六十里。每个关口都设有税官、夷务所、买办馆、永靖营等机构。税官负责征收商船的船钞、规礼等税项；夷务所办理商船进出手续；买办馆为外商提供后勤服务；永靖营则负责港口的安全。

官府指定若干家牙行，专替外商处理货物交易事宜，代为支出收纳进出口税。这些牙行称为“官行”，或“官牙”。昔日托庇于藩府的“藩商”，仍习惯称为“王商”，受总督任命的则称“总督商人”，受将军任命的则称“将军商人”，受巡抚任命的则称“抚院商人”，号称“四大官商”，把持全部对外贸易。据说，最初是以一行处理一国贸易，来广东的外舶凡十三个国家，就有十三行对应接洽，某行专做荷兰生意，某行专做法国生意，某行专做英国生意，各有自己的范围。

黄埔商舶

然则，海禁虽已废止，但后遗症并未马上消除，入港的商船甚少，税饷收入大大低于预期，牙行只有寥寥几家，并没有十三家之多，名义上有分工，但因为生意清淡，多听凭商船自行投牙。

为了招徕生意，行商亦有设法改善营商环境。时珠江北岸线，较明代向南推移了不少，原怀远驿离“海皮”（广州人称江边）已渐远，于是斥资在其南面重新兴建重楼台榭，商船通关期间，大班（船长）、二班（副船长）可以登岸，在内休息，行商以酒肉招待，其他船员则在船上等候。通关流程，大致如下：

凡外舶来粤者，先须泊碇于澳门；次经海关监督之丈量；次得监督之许可，船由引水人引入黄埔先起炮位，俟交易妥后给还；次大班、二班趋谒海关监督及副监督，得居停十三行以静待监督之命；次得监督之批准，大班、二班趋与十三行行商妥议买卖货价（有时限定只能与就中行商一、二人交易，有时则任其自行“投牙”；有时行商故作傲态，或竟辞以事，俟数日而接见；有时行商则招待殷勤）；最次则由行商包承出入口货税。

从此，广州重回中国外贸的第一线。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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