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清末荆州佛教主要以天台宗、净土宗和禅宗的活动为主。依《荆州府志》记载，据有关统计，至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仅江陵县寺庙达一百一十七座，足见佛教文化焕发迷人的光芒，历史是清白的，账可以这么算：

候景云（候景文是哪里大学老师）

荆州作为先秦楚文化的中心，以广采博纳的开放胸襟不断接纳新型文化的介入。早在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年)，安息国名僧安世高就来县讲经，这是荆州有史料记载的佛教活动的肇始。

安世高是个博学多才、聪明睿智的学者，是揭开中国佛经翻译史册的一代大师。他由于出色的语言学修为，成为中国佛学史上的鼻祖人物。据史料记载，安世高到洛阳后转至江陵传佛，并在江陵城建白马寺。

公元365年至378年，适值东晋良帝和孝武帝年间，高僧道安为避后赵乱世而疆转来到襄阳。在襄阳时他除了每日讲经外还做了大量的弘教工作，征西将军恒明于此时坐镇江陵，因为倾事他的佛法造说，邀请道安前来江陵暂住。

为了推动其它地区的佛教发展，道安曾携弟子慧远、慧持、昙翼等众徒游历荆州，居长沙寺。他派弟子县翼在江陵长沙寺做监护传法，以“教化荆楚庶士”。

昙翼大师也是-位“以律行见称，学通三藏”的高僧。在长沙寺住持期间，他在城北获得一“个刻有梵文曰“阿育王造”的神像，安于寺中。这是荆州首次佛教瑞像崇拜的记载。彼时，长沙寺“道俗奔赴，车马轰填”，佛事盛极一时。江陵佛教的发展正是由于道安僧团的推动而更加显著。因此，东晋荆州佛教之兴起，可以说释道安居功首位。

除道安僧团外，慧远开创的净土宗对荆州佛教的影响极其深远。慧远的著名弟子慧观、昙邕、僧彻、昙顺先后来到江陵，讲解佛经，众人折服，倍加推崇他。慧远亡故后，僧彻南游荆州，先后居于江陵五层寺和琵琶寺。一时社会名流纷纷从其受戒。荆州章华寺、铁女寺都是净土宗创立的。

自东晋以来，道教有所复兴，再加上佛教的兴盛，所以东晋至南朝的皇帝大都奉佛信道。南朝齐和帝萧宝融亲自到江陵竹林寺，在祥房宴群臣。继之的萧梁政权更是举族奉佛，进一步促进了佛教在南方地区的发展，尤其是荆州的佛教文化发展。

候景之乱爆发后，武帝被侯景困于宫中饿死。湘东王萧绎在诛杀了梁地空中的诸多对手后于552年在江陵称帝，是为梁元帝。元帝亦好佛，颇具乃父风范。梁元帝亲自在江陵建造天宫、天居两座佛寺，供养了千名借人，并且自讲《法华经》。莆绎从都督荆州到称帝江陵，在荆州生活达30年，对荆州的佛教文化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后梁萧氏统治者，延续萧梁之门风传统，崇信佛法。他们不仅倡导佛教，而且皆注疏佛教经论，尤其重视诵读《法华经》，他们召集高僧大德，对僧人们多有优厚之待遇。在他们的影响和倡导下，后梁的官僚士大夫们也多信佛。后梁都城江陵也就成为了佛教流传与盛行的几大中心之一。

当时后梁高僧颇众，僧史文献明确记载高僧者有僧迁、法聪、法常、惠成、道穆、法懔、法京、法永、法忍、慧意、智旷、法隐、僧景、岑阁黎、法行、慧耀、智顗等。

智顗大师(538——597年)，592年回到了阔别38年的故乡荆州省亲时，在当阳县玉泉山创立玉泉寺。此后两年在专讲《法华经去义)和《原河止观》。玉泉立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枚硕果，它把佛教中国化大大推进了一步。荆州玉泉寺在此后的佛教发展史上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唐初禅宗的北宗禅神秀大师来到玉泉寺，大开禅法，声名远播，四海僧俗闻风而至，声誉甚高。神秀之后历代皆有名僧在此讲经说法。宋、元、明、清各代对玉泉寺都有所修聋和扩建。玉泉寺如今成为海内外佛教徒景仰的圣地，这是智顗大师留给荆州的一笔丰厚文化遗产。

唐代时期，著名高僧玄法师在荆州开坛讲学。在荆州天皇寺驻留下来，开坛讲学，达半年之久。荆州讲学让玄奘声誉鹊起，成为他佛学事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玄奘选择荆州作为他讲学的起点站。

在此之后，荆州又迎来了一位神宗历史上重要的人物，神宗北宗的大师神秀。神秀在荆州的时间长达25年，其中一半时间题居荆州城。一半时间入住玉泉山。

南宗惠能弟子中最负盛名的是南岳怀让、青原行思及荷泽神会等人。其中荷泽神会居洛阳荷泽寺，创荷泽宗、后被尊为禅宗七祖。于天宝十二年奉敕黜离洛阳荷泽寺，迁住今江西弋阳、湖北武当等地。翌年转住襄阳后再转住荆州开元寺，神会禅师的到来预示着禅宗在荆州佛教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开始。神会于公元758年在荆州开元寺圆寂，在荆州开元寺度过他人生的最后15年。

安史之乱后，荆州成为了神宗高僧大德的主要活动场所。荆州天王禅寺乃禅宗道悟禅师在唐宪家元和年间所建。天皇道悟是南宗禅的代表人物，其后街生出南宗禅“五家七宗”中的重要家派云门、法眼二宗。

后来到荆州当阳柴紫山(有书作“繁陵山”)，即今玉泉山。据载，道悟住持“学徒驾肩接迹，都人士女，向风而至”。荆州士民数万，无不归仰于他。声誉鹊起的天皇道悟被延请到刑州城内弘法，一时名间于整个荆州。道悟在天皇等传授佛法，受业弟子有慧真、文贵、幽闲等人，一时法席愈盛，被称为“天皇门风”。在道悟的受业高僧中，还有龙潭崇信，是荆州人，在荆州天皇寺巷里。因受天皇道悟开悟，入其门下，学成后从荆州来到湖南澧县龙潭神寺隐居。因得到尚书李翱的大力举荐，成为寺院主持。后来的德山宜鉴大师即出自他的门下。元和二年（807年)四月，天皇道悟圆寂，葬于荆州城东，时年60岁。

寿圣寺，又名三鸦寺，《荆州府志》记我曾为百丈怀海禅师的道场，怀海禅师的神学思想亦深得祖师慧能和马祖道一的真传。怀海禅师对祥宗之发展的最重大贡献，是大胆进行了教规改革。对于禅院事务的种规定，怀海将它们编为《百丈清规》一书。百丈禅师的最著名的举措是倡导自长老以下不分长幼普遍参加生产劳动，制定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丛林规制，从而开辟了一条禅农结合的道路，使禅宗能够适应中唐以后的新形势，也为其创造了更大的发展前景。这为以后的佛教寺院指明了一条发展与生存之路，充分发扬和体现了禅宗的教义内涵，其影响极为深远。直到一千多年之后的清末民初，荆州各寺院、庵堂的生活和经济来源就是靠这种农禅结合的方式维持着。

公元921年，时值五代十国时期。此时高季兴镇荆州，南平国境内佛教并没有因为乱世而遭破坏。虽为乱世，禅僧的活动仍在荆州不断。高季兴对佛教和禅僧是极为礼遇的。

高季兴非常仰蔡禅宗中的妫仰宗诗僧齐已，齐已在去四川途中路过荆州时，被高季兴极力挽留。齐已在荆州，高李兴将其安置在龙兴寺，给予优厚待遇并任命为僧正。齐已七十六岁圆寂于江陵，死后以《白莲集》传于世。内载其创作的大量诗篇。

另一位受到高季关厚遇的是吴僧文了，善烹茶。高季兴对僧人文了的茶艺颇感兴趣，将其安置于得在紫云庵内，每天去品茶，观看他的茶艺表演。禅茶是禅宗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末至五代禅宗大盛后，茶的饮法、种植等都成为禅僧们表达佛法的工具。禅宗把悟道和品茶有机地结合起来，倡导了禅院茶礼的风气。这本质上是禅宗与儒家和道教养生思想的融汇。《荆州府志》记载了这件事表明，晚唐至五代，禅宗茶文化已经成为了荆州佛教文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

从神秀、神会、道悟、百丈怀海到诗僧齐已和吴僧文了，禅宗在荆州境内这段时间的活动长达将近两百年，他们在荆州传扬的禅宗教义逐渐改变了荆州佛教自六朝以来注重义解和律学的风气。

两宋时期，荆州佛寺、宗派林立，尤其是禅宗的五大派别汇聚堂。据记载，江陵县内禅宗就有临济、云门、沩仰、法眼、曹洞五宗。从晚唐到五代时期，禅宗出现了“一花开五叶”的五家宗派。

荆州所修建佛教寺院(不算前朝的遗存)数量也激增，到宋末总数达到四十多座。可以说荆州佛教的发展在两宋时期达到了鼎盛。在这四十多座寺院中南宋所建数量较北宋多。北宋寺院数量只有少数几座，其余三十多座均为南宋时期所建。特别是南宋高宗、孝宗、理宗朝所建寺庙数量尤多。

禅宗在宋代最为士夫文人所欣赏，他们与禅僧都有很深的相互交往，有的参禅拜师、穷极禅理，有的则借此来抒发心中的愤懑。北宋丞相张商英，参祥之心服宋徽宗政和年间张商英给享有“期南第神林”美名以表达他崇佛的赤诚。他还邀请四川高僧克勤出的荆州承天寺赠田白田《江陵志余》上还记载荆州的华严寺原是商英的故宅，地期出故宅扩建成了华严寺。

另外一位与荆州佛教有关的是北宋大诗人兼书法家黄庭坚。他路过江陵，在江陵承天寺内。黄庭坚与院内的住持智珠十分交好，写下了《承天寺僧伽妙应塔记》。

三时堂占统治者信仰的官方宗教是藏传佛教，禅宋日渐式微，但没有安全清失，无论是藏传还是汉传佛教俨然成了保护皇室的工具，荆州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这样的影响。

元朝在全国范围内广建寺院宫观成风。今湖北境内的宗教活动也极为活跃，在江陵，元英宗延祜间修建了黄屯寺:元泰定间又建造了章台寺。

公元1325年，悟开和尚依楚灵王章台宫旧址修建寺院，初名章台寺，后为避元文宗讳而改名为为章华寺。悟开祖师是荆州人。他自幼出家受成，刻苦研习佛理，访遍各地名刹，回到荆州后就开始着手创建章华寺。元天历二年(1329年)，元文宗出居江陵。他对悟开了解甚多，敬重有加，并且多次亲临章台寺会见大师。悟开大师在章台寺苦心经营十几年，功德圆满，于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圆寂。

由他创建的章华寺历经元、明、清三朝，高僧辈出，几经毁建。到清光绪年间，章华寺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净月大师主持章华寺，章华寺声名鹊起，香火兴旺，从此成为了与归元寺、玉泉寺齐名的湖北境内以及长江流域最具影响的寺庙之一。

明初，由于太祖朱元璋少年时代在皇觉寺出家当过和尚，对佛教内部及其社会政治的关系深有所如，即位后，对佛教基本来取图利用又整顿，着重在控制的方针。

明万历年间，李太后信佛，自号“九莲菩萨”。万历皇帝动用巨资，在京师内外、全国上下大修庙字，江陵县内有明确记载时间的明朝庙宇，大多是万历年间修建的。

自万历年间起，女尼庵堂的出现，是这一时期荆州佛教文化的一大特色。见于府志记载的“十方施”和“西圣康”均为万历间修建。到清光绪六年止，《荆州府志》所记载江陵县内遗存的庵堂如“如来庵”“唱济庵““那通庵”等就有二十多座。

荆州佛教在明中期后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佛教净土宗的盛行，此时的荆州佛教徒中通行袁宏道所撰的《西方合论》。袁宏道为荆州公安人，他早年对神宗理论有所研究，后来倾向于佛教净土宗，反对“狂种”。当时社会上神学尚欠稳实，净土宗逐渐开始称盛。自万历二十七年以后，“禅净合”是他基本的学术取向，其佛学思想精华就体现在《西方合论)中。袁宏道错综众说，不拘一经，以《华严经》为构架，融会众说，又以净土一门为旨归，开阔了净土宗的视野，给晚明荆州佛教带来了理论上的创新。

同荆州道教的发展相类似，明朝藩王就藩荆州，或斥资修缮前朝寺庙彰显儒家忠孝贞节，或建塔修寺积功德保家护国，给予了荆州佛教官方的支持和影响。从史料记载来看，明朝荆州佛教寺庙与道教宫观的功能基本是一致的，除了彰显修建寺庙者的功德和宣扬儒家的治国方针外，就是祝延圣天子万万寿，用敷锡余福，以庇下民。辽王朱宪尊为其母毛氏在荆州修建了万寿宝塔，朱宪尊亲自作碑记。碑记中的这段记述表达了太祖祖训中宗教能够“阴翊王度”的思想。万寿宝塔修建成后，荆州民众“于是远近皈依”，可见荆州当时佛教的普及度之深。

至清末，荆州佛教又有所勃兴。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净月禅师主持章华寺，寺院元气有所恢复，佛教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因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信奉佛教，加上净月大师禅净双修，福慧全具，声威大振，便引起了清廷的重视。

因此历经千年岁月，荆州以楚文化“海纳百川、兼收并着”的博大胸怀，融合佛、道二教，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荆州宗教文化，接纳并吸收它们的精髓，成为激发荆楚儿女源源不断创造美好生活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