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珍一

编辑|李小白

苏州博物馆贝聿铭（苏州博物馆贝聿铭是本馆还是西馆）

102年，在人类个体的命运里，是很漫长的岁月。放在宇宙的维度里，基本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存在。

如果一个人有102年的寿命，如何对抗虚无将人生活得有意义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贝聿铭的人生无疑是一个可供参考的标准，从富家子弟到海外留学生再到一代建筑大师，贝聿铭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取得了绝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的成就。

从安逸的富家生活到国内战乱流落海外，他内心深处依旧保有极大的家国情怀。

他经历过批评、否定、痛骂，体验着人生百味，但依旧不忘初心，用他的坚韧、温厚、好学成就了自己，也为人类文明添加了灿烂的一笔。

贝聿铭全家福

梦想萌芽

贝聿铭小时候生活条件优渥，他祖籍苏州，1917年出生于广州，父亲是一位银行家，母亲是书法家、诗人和音乐家。与这样的父母一起生活，对父母的生活方式贝聿铭从小耳濡目染。

父亲是位商界强人，人情练达，贝聿铭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也练就了他后来不凡的社交能力。母亲身体不好，常去寺庙静养，在陪伴母亲的时间里，佛家文化的侵染使得他更注重于在专注中内观自省。

10岁那年，贝聿铭跟随父亲到上海定居。那时的生活无忧无虑，他看电影、打台球，逛街，不亦乐乎。然而快乐的少年命运在暗中似乎被上天牵引。

贝聿铭遇到了上海国际饭店。

那时贝聿铭发现自己经常去的电影院旁边要建起一座24层的高楼，这栋楼就是后来的上海国际饭店，在30年代有“远东第一高楼”之称。当时电影院周围都是六七层的建筑，贝聿铭并不相信这栋楼能建起来，于是他没事就去看建设进度，结果贝聿铭发现这栋楼一天天的成型了，这使他觉得十分神奇。

有一次，贝聿铭和叔叔再次路过这栋高楼，贝聿铭突然停下脚步，在纸上画出这栋楼的轮廓，在此之前贝聿铭并未经过任何专业训练，却画得有模有样，叔叔夸他“画得有点名堂。”

与此同时，贝聿铭听到了设计师的名字，但让贝聿铭奇怪的是他和父亲路过上海国际饭店时，父亲和朋友议论的都是这栋楼的外国设计师。贝聿铭心中不解，于是问父亲，“中国的大房子，为什么要外国人来修建？”，对于孩子天真的询问，父亲竟然一时语塞。稍微年长后贝聿铭才明白那时候中国太弱了，连真正厉害的设计师都没有。

有些东西开始在贝聿铭的心里生根发芽，很多年后功成名就，贝聿铭坦言“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想做建筑师。”后来他看了一部名为《大学幽默》的电影，电影中描述的美国大学校园建筑和校园风情令他对建筑设计的兴趣越发浓厚，贝聿铭更加明确了“我要当一个建筑师”。

1935年，贝聿铭高中毕业，父亲希望他赴英国攻读经济学，将来子承父业。只是贝聿铭对经济学兴趣不大，他的内心里全是成为一名建筑师的冲动。贝聿铭对父亲坦诚了自己内心的想法，他说自己的梦想是建一座高楼，像上海国际饭店那样。父亲尊重了贝聿铭的选择，那年夏天，贝聿铭踏上了前往美国的柯立芝总统号邮船，前往宾大建筑学院，那一年他17岁。

只是让贝聿铭没有想到的是命运弄人，他再一次回到中国却是在39年后。

那时的他一腔热血，励志要学成归国，为中国的发展尽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

在给父亲的家书里，他这样写道：“我是来学习的，之后可以报效国家。我这一代的中国人都有很强烈的爱国心，我想使中国变得富强，并为此出一份力。”

少年贝聿铭

痴迷建筑

在美国贝聿铭开始了全面学习建筑之路，但并不是十分的顺利。他先到宾大建筑系学习，结果两周后，他便离开，原因是因为宾大盛行古典主义，绘图讲究精巧，贝聿铭觉得这样太过刻板，不够自由。

于是他报考麻省理工大学工程系，成功入学，疯狂的学习。也是在这里他迎来了他后来称之为“建筑教育中最重要的两天”。那时建筑大师柯布西耶到麻省理工演讲，贝聿铭听得痴迷，他对柯布西耶提到的各种新理念十分感兴趣。

1939年，贝聿铭以优异的成绩从麻省理工毕业，并获得了美国建筑师协会的奖项。贝聿铭想到了回国，但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成为了战乱之地，父亲再三劝阻他回来。不能回国的贝聿铭到美国空军服役了3年，“学习的是轰炸和摧毁，而非建设”，直到1944年退役。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卢爱玲，两人结婚生子。

贝聿铭和卢爱玲

退役后，贝聿铭在卢爱玲的引荐下考入哈佛大学建筑系读研。在那里，贝聿铭遇到了马塞尔·布劳耶。

马塞尔·布劳耶是第一个提出光线对建筑有重要影响的人，他认为是光线使建筑有了生命，这被贝聿铭欣赏并在后来广泛采用。

有趣的是马塞尔·布劳耶是个酒徒，可以不吃东西一杯接一杯喝酒，贝聿铭说自己：“我不学他喝酒，专学他的建筑。”

后来贝聿铭又拜读于格罗皮乌斯门下。在此期间他融合了东西方的设计——上海艺术博物馆，格罗皮乌斯称之为“我见过的最精致的学生作品”。

在那时起，贝聿铭慢慢思索建筑与艺术的关系，光线、材料和几何图形对建筑的影响。他渐渐明白“要理解建筑，先读懂生活”。他深深领悟到，“最美的建筑，应该是建筑在时间之上的，时间会给出一切答案”。

1945年，贝聿铭从哈佛毕业，他依旧想回国。但彼时中国内依旧战火不断，父亲再一次苦口婆心的劝他不要回来，父亲对他说：“等战争结束了，百废待兴之时，有你建设出力的那天。”

于是贝聿铭留校受聘为助理教授，但他认为纸上谈兵很不过瘾，3年后，他选择“下海”，加入地产巨商柴根道夫的建筑公司，这意味着贝聿铭破了美国建筑界没有中国人做建筑师的历史。

与商业接轨

彼时的美国风气为“受尊敬的建筑师从不与开发商一起工作”，美国建筑界也从不聘用中国建筑师。但贝聿铭却反其道而行，很多人说贝聿铭是在“职业自杀”。甚至他的老师格罗皮乌斯教授愤怒的说：“贝聿铭投身腐败的商业圈简直就是偏离了建筑的正道。”

贝聿铭却并没有想太多，他只是觉得在学校里自由不够，希望能学到一点新东西。恰好柴根道夫对其十分信任，给他足够的自由让他开展工作。

在柴根道夫手下，贝聿铭负责商业、住宅群设计，还帮母校麻省理工设计过科学大楼。更为重要的是，他能接触到“高端融资、城市规划、政府法规”，这些远超一名建筑师专业水准之外的东西。

那时二战刚刚结束，纽约最具吸引力的建设项目是一些廉价房屋的利用开发，贝聿铭说服上司，创造性地用水泥墙代替了砖块墙，采用舷窗式的窗户来扩大屋子的空间，改善采光，并在楼与楼之间留出了空地作为公园。这次设计思路改变了部分市民的生活环境，当时贝聿铭得了一个称号——人民的设计师。

12年后，这对好搭档还是选择了分道扬镳。贝聿铭发现在地产公司依旧不够自由，尤其是在发展建筑构思方面非常困难。

对于分别，贝聿铭与柴根道夫都流露出了，为数不多略显感性的一面。

柴根道夫还亲自写了封告别信，用情至深。以至于贝聿铭说：“30年后重读这封信，依然潸然泪下。”

不属于任何流派

1960年，贝聿铭自立门户，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公司，并将业务范围从私人建筑行业拓展到公共建筑领域。

他在纽约、费城、克利夫兰和芝加哥等地设计了许多既有建筑美感又经济实用的大众化的公寓。他在费城设计的三层社会公寓很受工薪阶层的欢迎。因此，费城莱斯大学在1963年颁赠他“人民建筑师”的光荣称号。同年，美国建筑学会向他颁发了纽约荣誉奖。《华盛顿邮报》称他的建筑设计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都市计划。

贝聿铭真正在建筑事业上的第一个挑战是他接到了美国大气研究中心项目。

在此之前，贝聿铭所设计的城市建筑里，有街道，有楼房，有广场，按照标准去装门、窗和地板就行。可是美国大气研究中心选址所在地，没有现代化产物，只有500多公顷山地，很是荒芜。

一时间贝聿铭不知道如何是好，他陷入了迷茫。于是他带上露营帐篷，到野地住，来来回回走，用心去感受自然。

1965年，贝聿铭检查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试验板

直到有一天，他和妻子卢爱玲开车在附近山坡游览，看到印第安土著悬崖上的居所，突然找到灵感。印第安人用当地固有的材料，将建筑塞到山中，看上去房屋就像从土地里雕琢出来。他终于茅塞顿开，将砂石加入混凝土中，再用凿石锤打磨，露出深粉色。大气研究中心建成，屹立在大自然之中，就像从一个巨大岩石中开凿而成。

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1967年，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竣工，好评如潮。他说这就是“天地人同源”，“在设计之前，必须深入了解当地的气候、自然和风土人情，建筑应该和它脚下的土地融为一体。”

在这之后，贝聿铭的设计理念也开始发生了转变：“我将不再属于任何流派，因为任何流派都是有限制的。世界各地的气候、历史、人文和生活各不相同，而这些因素应该是建筑表现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39岁的贝聿铭

抓住机遇

成长中的贝聿铭迎来了更大的机遇。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他的家族成员决定修建图书馆，进行纪念缅怀。在受邀的众多建筑家中，贝聿铭位列第三，排在他前面的，是名气更大的密斯和路易斯。

为了确定由哪位建筑师来做设计，肯尼迪遗孀杰奎琳亲自去拜访候选人的工作室，再做最后决定。

当时，贝聿铭租住的办公室，有些简陋，但他却精心布置，把墙粉刷一新，在接待处摆一大束鲜花。

杰奎琳察觉到细微之处的精致，问：“这么美丽的花，你们经常这样放置吗？”贝聿铭诚实地答，“特别为你准备的”。

交谈中，杰奎琳发现，贝聿铭与肯尼迪的生日仅差一个月，两人还是哈佛大学校友，而且身上都具有冲破世俗藩篱的特别气质。

贝聿铭向杰奎琳展示了自己以往的作品，谦逊地表示，“自己并不出名，但最好的作品一定会是肯尼迪图书馆。”贝聿铭让杰奎琳感到，“我觉得可以和贝聿铭一起实现一次飞跃。”

杰奎琳也拜访了其他两人。密斯当时快80岁，功成名就，表现得很淡定。路易斯富有深刻的思想，但表达能力很差，谈起理论十分晦涩。他的工作室也是乱糟糟的样子，他的面部曾经烧伤过，疤痕明显，减了印象分。

最终，贝聿铭赢得了这项工程。“在我们考虑内的建筑师都很出色，但最终选择了贝！因为他喜欢事物变得美丽。”肯尼迪家族成员在记者会上如此说道。

但好事多磨，后来围绕选址、设计方案的争论长达十几年。在此期间杰奎琳嫁给了希腊船王。因为工程时间拖的太久，当年筹集的经费，随着通货膨胀也随即贬值。对于贝聿铭来说，无形中增加了工作的难度。

好在贝聿铭坚持了下来并于1979年完成任务，肯尼迪图书馆建成启用。

杰奎琳评价道，“贝聿铭的唯美世界无人可比。”肯尼迪图书馆也公认是美国建筑史上最佳杰作之一，美国建筑界宣布当年为“贝聿铭年”授予他该年度的美国建筑学院金质奖章。

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这么做

在贝聿铭建造肯尼迪图书馆时，他听到了美国乒乓球队1971年访问北京的消息。贝聿铭十分激动，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两三年后我们就能去中国啦。”

3年后贝聿铭回到了中国，此时他离开中国已经39年。当时的谷牧副总理希望贝聿铭能“在中国留下点纪念”。当时政府提议在长安街设计一座高层建筑。

贝聿铭说：“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这么做。假如我破坏了紫禁城别具一格的环境、破坏了那种独树一帜、自成一体的感觉，那我就摧毁了这件艺术品。我无法想象拥有一栋高层建筑，像希尔顿饭店俯瞰白金汉宫一样、居高临下俯视600年的故宫。”

在他的建议下政府出台政策规定北京二环以内不建高楼，故宫周边不准新建建筑物。

最终贝聿铭选择在北京郊外的香山设计了一座低层的旅游宾馆，被命名为香山饭店，它已成为中国近年来众多庭院式酒店的原型。

一年后，贝聿铭在美国获得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立兹克奖，他也是第一位获得该奖的美籍华裔建筑师。评审团在给他的评语中写道，“贝聿铭给予了我们本世纪最优美的室内空间和建筑形体，他始终关注他的建筑周边的环境，拒绝将自己局限于狭隘的建筑难题之中。他对于材料的娴熟运用达到了诗一般的境界。”

香山饭店

危机与拯救

就在贝聿铭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一场危机悄然而来。

1973年，由贝聿铭设计的美国汉考克大厦玻璃外墙脱落，散落满街。为了避免更大的事故，所有脱落的玻璃，都被再度贴上了胶合板，这栋楼因此被戏称为“胶合板大厦”。

这使得贝聿铭和他的公司遭遇了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次危机，一度暂停了在美国的业务。随后，汉考克大厦做了重修，但玻璃脱落的问题依旧时有发生。

为此还派生出一种职业，有人拿望远镜专门观察每片玻璃的迹象，以防意外。

现在，人工观察被芯片传感器取代，整栋大楼总共有10344片传感器，连接到中央控制室。一旦有破裂信号，便能管理人员便能及时更换。

很多年后玻璃幕墙厂家才承认是自己的问题，但当时却对贝聿铭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贝聿铭需要一个更成功的项目来拯救自己于危机。机会也很快来到。1974年，保罗·梅隆将美国国家美术馆扩建工程交与了贝聿铭。

这个项目贝聿铭运作得并不顺利，在施工期间，贝聿铭的图纸就遭到了工人们的质疑。他对工人许诺，一旦出了问题，都由他来承担，这才安抚了工人们。

1978年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建成，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在东馆的开幕仪式上称，“它不但是华盛顿市和谐而周全的一部分，而且是公众生活与艺术情趣之间日益增强联系的象征”，并称贝聿铭是“不可多得的杰出建筑师”。

贝聿铭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也成为70年代美国最成功的建筑之一。

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

在争议中成为大师

当贝聿铭收获诸多荣耀时，他人生中最大的挑战来临，他开始被人吐口水，被人骂遍了祖宗十八代。

1981年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法国推出巴黎卢浮宫重建计划。密特朗邀请全球15位知名博物馆馆长推荐设计师。13位馆长不约而同地推荐了贝聿铭。后来贝聿铭曾说，“我生平遇到的最大挑战，也是最大的骄傲，那就是卢浮宫新馆的创作。”

1983年，密特朗将选定贝聿铭的消息正式对外发布，这也是法国唯一一项没有通过竞争就直接指定建筑师来设计的国家工程。

结果法国几乎是举国反对。

贝聿铭与密特朗在施工工地

贝聿铭的儿子回忆：“当时法国人真是目瞪口呆，甚至恼羞成怒，大叫怎么叫一个华人来修我们最重要的建筑，贝聿铭会毁了巴黎。”

法国主流媒体更是纷纷批判贝聿铭，《费加罗日报》说:“绝对不能接受。”《法兰西晚报》声称，这对于神圣的卢浮宫来说是“残酷的暴行”。

贝聿铭顶住压力，提出了“玻璃金字塔”的概念。他提出用玻璃金字塔造型，作为卢浮宫入口。但当他把设计方案交给“历史文物古迹最高委员会”时，委员会主席却公然羞辱他：“贝先生，你这东西是个什么破玩意儿，看上去像一颗廉价的钻石。”

甚至有人讽刺“给死人设计的金字塔放在破旧的卢浮宫里，再合适不过了！”

名流米兰·昆德拉、尤涅斯库评价他的方案“光洁黑板上的指甲划痕”“法国脸上的一道疤”“新卢浮宫的建设计划破坏了我们每天的遛狗路线”。

有一次，贝聿铭还被一个巴黎女人恶狠狠地朝他脚上，吐了口痰。

但贝聿铭没有想过屈服，“批评是需要历史的，需要时间，要过几十年再看。今天做了，明天就说不好，这个评价我觉得没有价值。”

贝聿铭坚持认为自己是对的：“玻璃金字塔，不仅不会显得突兀，反而可以衬托卢浮宫的庄重与威严，并跟凯旋门与协和广场的方尖碑连成一体，为巴黎的中轴线锦上添花，在视线上尽可能不影响主体建筑。”

卢浮宫玻璃金字塔

1988年3月4日，密特朗在金字塔内举行典礼，出席的嘉宾被玻璃金字塔震撼了。最终玻璃金字塔征服了法国人，这座玻璃金字塔甚至逐渐取代埃菲尔铁塔，成为了巴黎新地标。

法国人开始赞叹“金字塔是卢浮宫里飞来的巨大宝石”，还授予了贝聿铭法国最高荣誉奖章。

那时记者采访贝聿铭，他说：“谦恭并不表示我有丝亳的妥协，妥协就是投降。”后来他受邀请在一些学校演讲时如此说道：“这么多年，我敢说，我和我的建筑都像竹子，再大的风雨，也只是弯弯腰而已。”

贝聿铭也坦诚：“当时的确有压力，我面对的是优越感极为强烈的法国人，而且卢浮宫举世闻名。不过做事情最重要的是维持十足的信心，必须相信自己，把各种非议和怀疑拋诸脑后。旁人接受我与否不是最重要的，我得首先接受自己。总而言之，建筑设计师必须有自己的风格和主见，随波逐流就肯定被历史淹没了。”

经此一役，贝聿铭成为公认的世界建筑大师。

我爱我的国

贝聿铭在外的成就越来越高，他却始终没有忘记中国。

他喜爱中国传统，熟读《老子》，喜爱中国美食，钻研烹饪艺术，经常吃凤爪、鸭头、毛蟹……在家里，他会和家人种植豌豆，摆放石木家具，收集宜兴茶具，给孩子取名也很中国化，三个儿子分别取名定中、建中、礼中，给唯一的女儿取名“莲”。就连身边的朋友也察觉到了，“他们想念祖国，有些伤感。”

虽然接受了多年的西方教育，但贝聿铭认为：“我在中国度过了吸收能力最强的少年时代，因此有种中国性，深深地留在我的身上，无论如何也很难改变。我仍是一个十足的中国人。”

这种深深的浓烈的情感使他在80多岁高龄接到家乡苏州修建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的请求时既激动又矛盾，他希望自己能尽微薄之力报答生育他的那种文化，又担心没有这个能力。

对于苏州，他回忆说“儿时记忆中的苏州，人们以诚相待，相互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日常生活之首，我觉得这才是生活的意义所在”。

对于苏州博物馆这个项目，贝聿铭的儿子贝礼中也感兴趣，贝聿铭直接对他说:“这个设计要是我做不了，我的儿子更不能做。这可是块‘圣地’啊，他们还年轻，不了解苏州的文化。”甚至贝聿铭称苏州博物馆是自己的“小女儿”。

苏州博物馆

为了将苏州博物馆建好，在设计之前，贝聿铭详细翻阅各类资料，查看周围环境，充分了解苏州水文情况和历史典故。他将苏州博物馆设计基调定位为，“不高、不大、不突出”，设计精神概括为，“中而新，苏而新，不因循，不割裂。”

他借鉴北宋米芾的山水画，用白墙做背景，以石片作为假山，正所谓“以壁为纸，以石为绘”。

贝聿铭将江南的唯美韵味，全部注入苏博的设计之中。“简单，不要繁复。越是简单的，自然的，越是美的。”

2006年，苏州博物馆新馆揭幕，他动情的说道：“苏州的同乡们，我也是苏州人。我离开中国73年了，可是我的根在中国苏州。”

开馆之后，有位百岁的苏州老太太参观后说，“很好。”问她，“好在哪里？”她答，“看了以后很舒服。”贝聿铭说，“这种感觉就对了。”

在外漂泊多年，贝聿铭实现了他在年少时在信中对父亲说过的话，用建筑为祖国发展贡献一份力量。这份情感，贝聿铭从未忘记。

做自己认为美丽的事情

2017年，贝聿铭100岁。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大奖颁给了贝聿铭。

颁奖词说：“他用建筑的语言，巧妙地将中国文化引入了世界。”

百岁之后，贝聿铭每天必做的事情依然是听新闻、读报纸、看杂志。他时刻敏感地关注着建筑行业的新动向，确保思想和学识方面能够与时俱进。

他曾说“我从不缅怀过去，而是专注于现在。我把每个唾醒后的早晨都当成一件礼物，因为这表示还有一天可以工作。”

他也很明白建筑和人的关系，“没有人能永远风光，但建筑是悠久的，最要紧的是看你的工作如何，工作能否存在，50年以后、100年以后……任何名分都会随时间流逝，真正留下来的只是建筑本身。”

他告诉朋友自己的原则是“只做自己认为美丽的事，创造出有震惊效果的美感。”

最为难得的是不管这一生遭遇了什么，他都乐在其中，积极面对。

这就是贝聿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