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著名作家路遥的一部长篇回忆实录小说，也是其成名之作，被中国作协评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对此，商界大鳄马云曾经这样表示:

18岁时，我是蹬三轮车的零工，是《人生》改变了我的人生。

著名导演贾樟柯也对《人生》赞不绝口，发自肺腑地表示:

我看过很多作品，都对电影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但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这本《人生》，它让我开始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开始思考我的人生。

人生是一条不可逆的单行道，如果走错了便会绕弯路和走远路，甚至再也无法抵达目的地。在《人生》的开篇，作者路遥便开宗立意，为全书确立了总基调: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1955年9月底，为了表彰那些在创立新中国过程中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军事将领，党和政府举行了隆重的授衔仪式。其中，10人被授予元帅军衔，10人被授予大将军衔，57人被授予上将军衔，177人被授予中将军衔，1360人被授予少将军衔。

由于毛主席放弃了“大元帅”的军衔，“元帅”便成为了事实上的最高军衔，分别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其中，曾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帅被称为“布衣元帅”和“五虎上将”，而曾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委的陈昌浩却销声匿迹，甚至就连少将的军衔都没有。

问题来了，一个是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一个是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徐向前和陈昌浩的结局为何会如此大相径庭？根据《人生》的感悟，两人一定是在“紧要处的几步”走得截然不同。

徐向前（1901年11月——1990年9月），字子敬，山西省五台县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陈昌浩（1906年8月——1967年7月），字子藩，原名海泉，湖北省汉阳县人，立过功也犯过错，依然称得上是一名无产阶级战士。

徐向前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父亲徐懋淮虽然科举不顺，但好歹还能依靠秀才的身份担任私塾先生。不过，随着新式学堂迅速兴起，徐家逐渐丧失了经济来源，开始变卖祖业维持生计。

徐懋淮尽管落魄至极，但却坚持要求儿子接受教育，使得思想和眼界都大为开阔。不过，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徐向前还是无奈辍学到河北阜平成为了一家杂货店的学徒工。

就在徐向前充当学徒的同时，出生于湖北一户富农家庭的陈昌浩却按部就班地接受着文化教育，还顺利考入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谁也不会想到，这两个地域不同的年轻人会在未来出现交集。

1924年1月，在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影响下，国共两党开始第一次合作。为了培养忠于革命的军事人才，黄埔军校也应运而生，徐向前以优异的成绩成为了“黄埔一期生”，从此踏上了从军报国之路。

在黄埔军校内部，由于政见不同和意见相左而经常发生论战，校方并没有过多进行干预。其中，左派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右派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两派之间的矛盾逐渐变得尖锐起来。

作为成绩优异的一期生，徐向前毫不犹豫就加入了“青年军人联合会”，旗帜鲜明地同“孙文主义学会”进行斗争。在此期间，他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越发坚定，认清了国家的未来和自己的未来。

徐向前以黄埔学生军的身份参加了平定广州商团的武装叛乱，还参加了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因为作战英勇，他多次获得嘉奖，先后担任过第二军第六混成旅的教官、参谋和副团长等职。

1925年5月，上海日商纱厂枪杀工人代表顾正红，上海学生在租界内示威游行并且散发传单，呼吁抵制帝国主义的暴行。结果，英国巡捕房却出动军警予以疯狂镇压，不仅逮捕了一百多人，而且还打死了数十人，史称“五卅惨案”。

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都纷纷声援和支持上海学生的正义之举，作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会主席，陈昌浩带头组织示威游行。通过近三个月的罢工、罢课和罢市，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也加速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国民运动的发展。

由于中山先生临终前没有明确指定或者推荐接班人，国民党内为了争权夺利而蠢蠢欲动。通过波诡云谲的斗争，汪精卫在1925年7月改组了国民政府并且成为了形式上的“一把手”。

汪精卫虽然成为了国民政府主席，但他从来都没有真正掌控过军队，以至于军权都日益集中到了蒋某人的手中。随着汪、蒋之间的矛盾加剧，原本大好的革命形势开始日益动荡起来。

1927年3月，徐向前在樊炳星和杨得魁的介绍下“火线入党”，光荣成为了一名共产党人。同时，陈昌浩也始终未曾动摇其心志，坚决在组织的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

1927年4月12日，蒋某以“反共”为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公然成立新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抗。7月15日，汪精卫召开了“分共会议”，标志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此失败。

“四·一二事件”和“七·一五事件”后，革命形势已经一落千丈，国家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危难时刻，徐向前接受组织委派潜回广州，准备配合张太雷、叶挺和叶剑英等人组织武装起义。而陈昌浩则被组织转入地下隐藏，后被选中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去学习。

1927年12月11日凌晨，广州起义终于爆发，徐向前身先士卒浴血奋战在第一线，成功占领了绝大部分市区并成立了“广州公社”。这次起义虽然在敌人的反扑下最终失败，但还是彰显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足以同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比肩。

撤离广州后，起义军残部在花县一带进行休整，被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由叶镛担任师长，由徐向前担任参谋长。从此以后，他们与彭湃领导的地方武装长期坚持游击战争。

进入中山大学以后，陈昌浩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理论学习能力，还被王明吸纳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不过，他们虽然自称是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但其中却弥漫着严重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习气。

1929年6月，徐向前被组织派往鄂东北组织和领导新的武装斗争，担任了第三十一师的副师长。在吴光浩牺牲后，他接任师长的职务继续带兵作战，依托有利地形和群众基础发展壮大。

1930年底，国内革命的形势变得如火如荼，陈昌浩终于离开苏联回国，还在博古的介绍下入党，留在上海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和理论宣传工作。与此同时，徐向前已经成长为红四军的参谋长，坚持在鄂豫皖一带对敌作战。

经过不懈的努力和牺牲，鄂豫皖的红军队伍日益壮大，创立了皖西、豫南和鄂东这三块根据地。为了整合革命力量，组织决定将分散的力量统一指挥，派遣张国焘、沈泽民和陈昌浩担任主要负责人。

张国焘在上任之初就雷厉风行地展开了一系列举措，甚至存在排斥异己和树立山头的嫌疑。作为年轻同志，陈昌浩显得有些青涩和软弱，没有坚持组织原则而一味纵容对方，甚至到了唯其马首是瞻的程度。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湖北黄安七里坪宣布成立，下辖有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由徐向前担任总指挥，由陈昌浩担任总政委。他们二人在军事上和理论上各有千秋，通过默契配合极大地促进了军队的壮大，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也迅猛发展。

眼见鄂豫皖根据地不断壮大，南京国民政府接连派兵“围剿”，红四方面军通过黄安战役、潢川战役和苏家埠战役成功解围。之后，根据地已经拥有了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有了350万以上的人口。

1932年夏，蒋某亲自兼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集了30多万兵力以“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的策略稳步推进。为了避其锋芒，徐向前主张且战且退寻机歼敌，陈昌浩却盲目支持了张国焘提出的“坚决御敌”，甚至不切实际地提出“进逼武汉”。

红四方面军与敌血战两个月，虽然歼灭了敌方的上万人，但自身也损耗巨大，终因敌我悬殊被迫撤离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西征的途中，他们缺乏后勤补给和群众基础，部队的士气变得非常低迷。

1932年12月8日，红四方面军在陕西秦岭南麓的小河口召开了临时会议，专门讨论下一步的方向，史称“小河口会议”。根据许世友将军在《我在红军十年》中这样回忆:

会上，曾中生、旷继勋和余笃三等同志对张国焘进行了公开斗争，要求他停止向西北无止境的退却行为，还要求重新建立起新的革命根据地。

为了避免出现更大的分歧和矛盾，作为总政委的陈昌浩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终于稳定了局势。一方面，他勇敢承认自己的过错和不足；一方面，他又维护了张国焘的领导地位。

“小河口会议”虽然开得有些激烈，但毕竟统一了意见，也形成了创建川陕根据地的决议。之后，张国焘出任了根据地主席，陈昌浩和徐向前则担任副主席，同时继续担任着红四方面军总政委和总指挥。

为了巩固初生的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在大规模扩编的基础上，徐向前开始指挥部队发起了外线作战，取得了接二连三的军事胜利。不久，队伍已经扩展到5个军共计8万多人的规模，而且武器装备和粮草补给也比较充足。

博古、李德

就在红四方面军蒸蒸日上之际，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却受到了“左”的错误影响。尤其是，当博古、李德等人迁入瑞金后，主席遭到了无情的排斥并丧失了军事指挥权，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

在长征初期，博古、李德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在突破封锁线时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尤其是，红一方面军在湘江战役中损伤过半，由8万多人锐减到了3万多人，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1935年1月，红一方面军在占领贵州的遵义县城后休整，在此召开了临时会议专门检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系列错误。在洛甫、周恩来和王稼祥等人的明确支持下，毛主席终于重新掌握了军事指挥权。

为了积极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在1935年3月发起了强渡嘉陵江的战役。作为总指挥，徐向前率部连战连捷，先后攻占了阆中、昭化和剑阁等八座县城，极大地分担了前方的军事压力。

懋功会师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这两大主力终于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几天后，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了临时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全部北上抗日。之后，任命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任命陈昌浩和徐向前为军委委员。

不过，权力欲极重的张国焘却仍不满足，竟然开始有意制造一、四方面军的摩擦。而陈昌浩，也在此期间丧失了自己的党性，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去跟随，终于犯下了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一同北上，深明大义的周恩来主动辞去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张国焘厚颜无耻地接任。之后，军队被分为了右路军和左路军，准备相互配合共同北上。其中，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一部组成，由徐向前和陈昌浩指挥；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主力组成，由张国焘和朱德指挥。

张国焘剧照

面对已经形成的政治局决议，张国焘竟然置若罔闻，依然鼓吹南下而不是北上。组织机关启程北上后，陈昌浩竟然率领红四方面军的第4军和第30军脱离了右路军序列，也抛弃了红一方面军而执意南下，二次踏入草地后与左路军会合。

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召开了红四方面军扩大会议，甚至还另立了“第二中央”。直到此时，陈昌浩才逐渐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幼稚，多么的愚蠢，成为了对方反革命的帮凶。

1936年9月16日，左路军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会议，参会的有张国焘、朱德、徐向前、贺龙和陈昌浩等人。会上，张国焘惧怕与胡宗南交战而主张西进青海，朱德、贺龙和徐向前等人却坚持认为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应该前往陕北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这一次，陈昌浩终于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旗帜鲜明地支持部队北上，也避免自己走了更多的错路。

面对岷州会议的决议，张国焘只得无奈下达了北上的命令，也终于促成了1936年10月历史性的会宁大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此后，陈昌浩彻底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开始坚决执行组织的所有指示。

会师后不久，徐向前和陈昌浩奉命筹备宁夏战役，由于时局变化才最终放弃。为了稳固陕北根据地，打通甘肃、新疆一线以便获得苏联援助，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随即成立，由陈昌浩担任主席，由徐向前担任副主席，率部在前往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

西路军虽然作战英勇，也取得了不小的战绩。但是，面对西北地区的顽敌，面对缺乏群众基础和后勤补给的现实，孤军深入的他们还是遭到了敌人重创，陈昌浩和徐向前只得脱离部队后化装突围。

高烧不退的陈昌浩无法继续赶路，只得隐姓埋名留在当地养病。而徐向前为了尽快与组织取得联络，冒险沿着祁连山的戈壁向延安方向行进，最终被刘伯承援西军的耿飚所部救下。

病愈后，陈昌浩担心承担西路军战败的责任，竟然没有前去延安复命，而是辗转回到武汉准备积蓄力量后东山再起。由于形势所迫，他还是无奈前往了陕北，但与徐向前的人生之路从此大不相同。

作为张国焘分裂路线的参与者，作为西路军兵败的责任人，陈昌浩自然受到了组织的批判和教育。好在，他能够迷途知返，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最终被调入抗大担任教员，专门讲授经济学和世界史。

卢沟桥

1937年7月，驻守华北地区的日本驻屯军通过军事演习进行蓄意挑衅，作为第一联队长的牟田口廉竟然以士兵失踪为由下令炮击宛平城，从而引发了卢沟桥事变。8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任命朱德为总指挥，任命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全军下辖115师、120师和129师。

徐向前被任命为129师的副师长，亲率部分兵力挺进冀南，在此开辟了抗日敌后根据地，犹如橛子一般牢牢钉在了河北。期间，他还创造性地提出:

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上，把广大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那么，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因为它是无敌的、坚不可摧的。

随着抗日形势的变化，徐向前担任了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继续在山东、苏北和皖北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一年多时间里，他先后指挥了大小战役多达200多次，为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陈昌浩

1939年8月，陈昌浩经组织同意后前往苏联去治疗胃病。不过，由于他曾经的错误行径，在康复后被共产国际强行隔离审查，甚至还在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去采石场搬运石料为生。

卫国战争爆发后，陈昌浩自愿加入苏联红军去抵御德国法西斯的入侵，还获得了一枚“卫国战争奖章”。欧洲战势结束后，他多次申请回国都被苏联方面拒绝，只好在莫斯科从事翻译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全国人民都渴望能够真正结束战争。不过，蒋某却执意继续进行独裁统治，最终撕毁“双十协定”挑起了战争。

徐向前临危受命，担任晋冀鲁豫军区的第一副司令，主要承担消灭阎锡山所部并解放全山西的任务。非常遗憾，由于连年的艰苦战事，他的身体状况早已经大不如前，特别是肺结核和肋膜炎都非常严重。

1947年6月，随着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公率主力南下大别山，徐向前接过了军区的主要工作。为了能够配合刘邓大军、陈谢大军和陈粟大军，他在同年底发起了运城战役，在歼敌一万多人后解放了晋南的第一军事重镇。

1948年3月，徐向前主动发起了临汾战役，通过一场惨烈的攻坚战后终于解放了被阎锡山自诩为“硬核桃”的临汾市。之后，整个晋南地区都已经解放，吕梁解放区和太岳两解放区从此连成一片。

徐向前

临汾战役后，徐向前拖着病体继续指挥作战，很快就发起了晋中战役，与阎锡山的精锐部队在平原地区展开对决并且取得胜利。别忘了，山西的军工业非常发达，已经涵盖到了战争的所有方面，手榴弹、炮弹、子弹、炸药、滚雷和地雷等简直是源源不断。

晋中战役以后，解放太原就成为了下一步的目标。作为山西的省会，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地，其东、西、北三面环山的地形非常便于防守，而且还驻扎有阎锡山最后的10万精锐部队。

1948年10月5日，解放军开始了攻击太原的外围工事，相继摧毁了许多据点和要塞。不过，由于敌人装备精良和殊死抵抗，我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表，不到半个月时间就牺牲了一万六千多人。

为了麻痹傅作义，西柏坡在徐向前即将发起总攻太原之际却下达了命令:

围困瓦解为主，固守已得阵地，以军事围困与政治瓦解相结合。

1949年1月22日，当傅作义在《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上签字后，驻守北平的国民党军队出城接受改编。到了1月31日午时，随着东野4纵第10师率先由西直门进城，北平终于实现了和平解放，平津战役也宣告结束。

1949年3月17日，军委将第十八兵团、第十九兵团和第二十兵团整合，还抽调了四野的炮兵一师前来助战，组成了以徐向前为首的太原前线委员会。不过，他当时已经卧病不起，完全无法继续指挥作战，只好由彭德怀代为指挥太原战役。

面对冥顽不灵和垂死挣扎的阎锡山，解放军在付出惨痛的代价后终于在4月24日解放了太原城。当时，就连长江以南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都解放了，故而此战也被认为是“解放战争中最惨重的一场城市攻坚战”。

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被任命为总参谋长，但由于身体原因而不能履职，只好由聂荣臻暂时代理。作为多年的战友，陈昌浩终于在1952年春踏上了祖国的土地，被分配到马列学院担任副教育长，开始进行党史编撰和理论研究。

1953年中央编译局成立后，陈昌浩被调任副局长，继续进行相关的理论研究工作。1955年9月，徐向前不仅被授予元帅军衔，而且还获得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到了60年代初，陈昌浩病退后回到了湖北老家，还与原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们会面。在谈到自己的错误时，他依然泪流满面并且不住地忏悔:

我在长征中犯了错误，西路军又打了败仗，但中央和毛主席都宽大了我，回国后还让担任马列学院的副教育长。后来，又调我至中央编译局工作，充分发挥了我的特长。这些都是肺腑之言，绝不违心！

陈昌浩

在那场大运动开始后，陈昌浩历史上的错误被无限放大，甚至还被诬蔑为“反党分子”，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面对信仰被质疑，面对人格被侮辱，他到了绝望的地步，在吞食安眠药后过世。

而在那场大运动期间，徐向前也被不公正的对待，还被下放到农村去接受劳动改造。不过，他始终都坚信这些只是暂时的，党和国家一定会正确对待自己，历史也会客观评价自己。

拨乱反正后，徐向前担任了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继续为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鞠躬尽瘁。1980年8月21日，他还亲自主持了陈昌浩的追悼会，客观评价了对方功过分明的一生。

1988年，徐向前为了响应和支持邓公“干部年轻化”的政策，主动辞去了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等职。1990年9月21日凌晨，他在北京与世长辞，临终遗言“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骨灰撒到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和太行山”，选择将骨灰撒到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徐向前

回顾徐向前和陈昌浩的一生，充分证明了“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这句话的正确性。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和总政委，二人获得的历史评价存在巨大差异，皆因为当年做出的不同选择。

好在，陈昌浩虽然犯下过严重的错误，但在最后关头还能幡然悔悟，即便身处苏联也没有叛逃，依然选择回国效力。否则的话，他就不只是绕弯路和走远路了，而是会走向永诀于国家和人民的死路。@文史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