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电视剧市场出现了很多高口碑的主旋律献礼片，如《觉醒年代》、《功勋》、《山海情》等，它们不仅制作精良，而且对我们了解党史、新中国发展史都有很大帮助。这些电视剧一经播出便引起巨大反响，口碑收视双丰收。

当然，有人喜欢就有人挑刺，部分网友觉得献礼剧的剧情枯燥乏味，主角全都光正伟岸挑不出毛病，实在没有什么看头。

这些人很快就被打脸了。2019年一部献礼大剧横空出世，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它的主角竟然是一群罪犯，而且是一群国民党阵营的战争罪犯。

这部剧就是《特赦1959》，它讲述了共和国首次特赦前后国民党将领接受改造的故事。毛主席主政期间，国家共实行过7次特赦，每次释放的都有国民党阵营的战争罪犯。

在1975年的特赦中，更是一次性释放了所有在押战犯。公安部长华国锋上报了一份不符合释放条件的13人“顽固分子”名单，谁知毛主席却说：“一个不杀，都放了算了”，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教育改造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是中共党史上一次伟大决策，它持续了整整26年，而特赦那13个人则是这个决策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特赦的由来

1946年6月，国民党背信弃义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反人民的全面内战。3年来在作战中丧尽天良，毁物资、放毒气、杀军人、屠百姓，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

1949年1月，战争进入尾声，在中共准备和谈之际，南京国民政府不顾人民反对，受美军驱使，将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在内的260名日本战犯放回日本。

194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拒绝签订国共两党代表团谈判拟定的和平协议，决意将内战进行到底。

于是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于4月21日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规定，“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

我军势如破竹，很快结束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政权，蒋介石被逼逃上孤岛，国民党的党、政、军、特大大小小的战争罪犯，先后被俘或被捕，纷纷落入法网。

如何处置这些战争罪犯，成了中共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1956年3月，经公安部审定，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共926名。3月14日，政协第二届全国常委会第十九次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如何处理这些战犯的问题。

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主席“一个不杀”的主张，经过两天讨论，会议通过了对战犯“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来去自由，言论自由”的处理方针。

1956年4月，根据政协主席周恩来的指示，中央联合民主党派人士，协助战犯的妻儿、亲友、老同学等人，对80多名国民党战犯组织了三次谈话，谈话中向他们传达中共“宽大处理”的教育改造方针和政策，为他们指明今后的道路：只要努力改造就能看见前途。

通过这几次谈话，战犯交代自身的罪行、书写材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性。

但是，从一个国民党敌对势力到新中国公民，可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转变。从最初的不服气、抗争到中间的观望、迟疑再到动摇、改变心态，所有人都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

为了加快这个进程，管教人员从三个方面入手，逐一击破。

一是劳动，组织战犯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活动，培养劳动习惯，促进他们世界观的改造；

二是学习，给战犯准备专门读书学习的场所，提供大量马克思主义和中共的书籍，让他们重新认识共产党，从思想上进行改变；

三是关怀，对战犯生活管理进行规范，既有严格的制度又有温暖的照顾，定期为战犯做身体检查，对他们的饮食、卫生、生活必需品、文化体育活动，事事上心，时时上心。

“共产党承认人的价值，尊重他们的人格，给以人道主义的待遇。”

这些老兵是最清楚国民党反动派是如何对待共产党人的，亲身对比后，高下立见。

教育改造期间，明辨功过是非更是为战犯打了一剂强心针。

被关押的战犯需要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写成材料。但是这并不等同于要抹杀他们曾经的功绩，有许多人都曾在抗日战场浴血奋战，对于这些事，即使他们不主动写出来，管教人员依然会查实后登记在册。

消极抗日的蒋介石和在前线战场拼命的国军将领，一直是被分开看待的。对人民有益的事，都会得到承认和肯定。

就这样，许多战犯气被理顺了，开始从心里接受教育改造，渐渐开始主动认罪服罪。

1956年五一，根据毛主席建议，管教人员组织战犯在公安部临街大楼观看天安门广场的庆祝和游行活动。同年国庆，管教人员带领战犯看了焰火晚会。在毛主席的提议下，白天观礼、晚上看焰火晚会成了战犯每年五一和国庆的活动。

亲眼观看庄严威武的阅兵仪式，亲眼看到百万群众载歌载舞、欢欣雀跃的庆祝活动，这比任何一场教育都令人震撼。之前看不起中共的国军将领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真的能带领人民管理好国家。

1959年8月，毛主席致电刘少奇，提出趁国庆十周年特赦一批改恶从善的罪犯和战犯的建议，希望找人商议一下，如果审查时间来不及也可以将特赦推迟，但还是用建国10周年的名义。有关部门立即着手商讨特赦安排和名单。

9月14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邀请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参加座谈会，征求意见。参会人士纷纷表达了对“宽大处理”政策的支持和赞赏，对特赦名单逐一表态。有些本来不同意特赦的，也表示愿意放弃旧怨，支持中共中央的政策。

9月17日，刘少奇主席发布特赦令。首批特赦的33名战犯中，有11人都是国民党将领。

之后7年时间里，党中央实行过5次特赦，分批释放了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战犯。1975年，毛主席主政期间的最后一次特赦，更是无条件释放了所有战犯，至此，所有在押国民党战犯全部特赦完成。

特赦的人“包分配”

教育改造战争罪犯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在押时要费尽心思，特赦后也丝毫不能松懈。党中央对特赦后的战犯也实行了许多充满人道主义的措施。

一、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和慰问获赦罪犯

1959年12月14日，周总理等人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第一次特赦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以及伪满洲集团战犯溥仪。这些将领大多是黄埔军校出身，如黄埔一期的杜聿明、宋希濂、曾扩情，三期的王耀武等人，与周总理渊源颇深。

周总理便以师生关系和他们谈心，让他们走好今后的路，为中国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杜聿明听后惭愧地向总理道歉，称自己辜负了老师的期望。周总理立刻表示学生没有教好，其实是老师的问题。

参加谈话的章士钊也表示：“对各位将军特赦，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希望大家按照总理指示，继续完成改造的光荣任务。”整场会见气氛十分融洽。

二、言论自由，来去自由

毛主席和周总理曾多次强调，被特赦的人来去自由，想出国的出国，想去香港的可以去香港，想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

言论也不受限制。周总理甚至对战犯说过这样一段话：回去后为了安全也好、应付也罢，你们可以骂我们。骂完了想回来也可以回来，我们说话算话。

对于那些想留下来的人，中央有关部门专门负责安排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政协作为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接纳了许多原国民党战犯。

杜聿明，原国民党陆军中将，抗日名将，1964年11月根据周总理提议，被全国政协特邀为政协委员。1978年成为全国人大代表。

宋希濂，原国民党陆军中将，“鹰犬将军”，1964年2月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后来又先后担任过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王耀武，原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曾任山东省主席，1964年被特邀为第4届全国政协委员。

沈醉，原中华民国陆军中将，“军统”三剑客之一，1960年被特赦，从1981年起，连任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杜建时，原国民党陆军中将，曾随蒋介石赴美会晤总统罗斯福，1963年特赦，1978年开始连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文强，原军统中将，文天祥23世孙，毛主席表弟，1975年特赦，1983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任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余生致力于祖国统一。

......

从1959年到1975年释放的国民党战犯，无论是刑满释放还是特赦的，都按党的政策作了妥善处置，党中央对战犯的处置可以说是将人道主义发挥到了极致。

当然，这些人中也有提出要回台湾的。

1975年将全部战犯无条件特赦后，有10名国军将领因家庭等原因提出返回台湾，均被批准。华国锋代表国务院表示想回台湾的“给足路费，以后欢迎回来”。

只是，由于台湾当局的猜忌和国内外舆论压力，10人被拒绝进入台湾、滞留在香港。国民党甚至要求他们为洗清间谍身份而公开表达反共态度，这一要求被10人严词拒绝。

最后这10人，一个在香港自杀，其他9人被新华社香港分社按党中央指示做了安置，实行政策依旧是“来去自由”，于是，两人选择留港，一人回到内地，其余人则去了国外。

特赦有什么用？

对于这个问题，有第一发言权的应该就是身处其中的战犯了。

特赦政策增强了战犯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因为它对战犯有极大的吸引力。本来快刑满释放的田文奎在座谈会上表达自己的态度：刑满也不走，争取到特赦再走，只有那样他才有脸见自己的妻儿。

经过特赦的国民党将领，思想也发生了质的改变。

在所有特赦的人中，只有一个人站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国民党少将段克文被特赦后跑到美国，编了一本书歪曲改造事实、大肆抹黑共产党。此举一出便激起民愤，许多战犯主动站出来反驳，曾经最“难搞”的“顽固分子”黄维甚至专门写了一篇《黄维自述》来澄清事实。

在国民党拖着病痛之躯被蒋介石“逼”上战场的杜聿明，在被俘期间很多疾病得到了治愈，出狱后他致力于祖国统一，积极联系在台湾的同窗好友，还写文章呼吁他们为促进祖国统一而奋斗。

蒋经国的心腹蔡省三，一直到1975年才被特赦。他接受采访时说：宣布特赦那天，所有人高呼“毛主席万岁”。申请回台湾却被当成“间谍”后，国际救援组织许诺只要他发表反共宣言，可以送他去任何一个国家避难，没想到被蔡省三骂了回去：就算死也要死在中国。

特赦彻底解决了战犯这个历史问题，没有给后来的人留下祸患。而且，这个政策获得了国内外一致好评。

1959年除了特赦33名战犯外，还赦免了12082名普通罪犯，这个数字震惊了外国媒体。此后的每次特赦，都会有大批媒体对此进行报道。

他们认为这是共产党“宽宏大量”的体现，之前反华人士苦心经营的共产党的坏名声也被打破，甚至有外国商人向国内相关部门写信表达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向往。

为什么1975年特赦至关重要？

从1959年开始，特赦基本保持在每年一次。1966年后，这一政策被暂时搁置。1974年，在毛主席的敦促下，最后一次特赦被重新提上日程。

1974年12月，周总理要求公安部列出全部战犯名单，跟毛主席汇报后，主席又列出了另外一个名单，让他们全部释放，毕竟他们已经放下武器20多年了，没必要再继续关押。

公安部长华国锋说，主席对战犯的情况十分熟悉，因为解放战争就是他指挥的，每场战役俘虏了多少人，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根据主席的名单，公安部一一作了调查，有的已经被特赦出狱了，大部分还在管教中。核实情况后，华国锋重新向毛主席作了汇报。还在病中的毛主席和周总理便敦促起特赦这件大事。

华国锋随即组织公安部将战犯的基本身份信息、被俘的时间、在狱中表现等内容整理好，人手一份，开会研究特赦问题。

把战犯信息整理清楚后，公安部的人在会议上将战犯进行分类，哪些人可以特赦、哪些人不能，统统写清楚原因，整理成文件。

经过多日的研究，华国锋向中央做了《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提到了13个不能释放的人，包括周养浩、谢代生、李清、徐天任等人。另外，计划给农村战犯每人每月15元的生活费用。

主席对这个报告做了一个长篇批示，文中批评华国锋“气魄太小”，生活费给得太少，还有13人不放，特赦也不开欢送会......

毛主席在批示最后再次强调“都放了算了”，这让事情变得简单起来，华国锋他们也不用再天天纠结哪些该放哪些不该放的问题。

而后，公安部又按毛主席的指示，开会商讨给特赦人员发放制服和生活费的事。最终决定给每人做一身军便服，每人每月发放100元，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当时北京地区正科级干部的工资。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至此，全部战争罪犯处理完毕。

这次特赦的效果，毛主席非常满意。

本次特赦中，有10人因为直系亲属在海对面所以提出要回台湾，没想到这一举动把台湾当局搞得方寸大乱。因为中央批准他们回台的那一天正好是蒋介石去世的日子。

台湾国民党内部展开激烈讨论，他们觉得在“国丧”之时派前国军军官回台湾，怎么看都有阴谋，换谁来看都觉得有阴谋。

因此，对即将返台之人的措施，一变再变，一会儿要求他们只能以香港“难民”身份回归，一会儿又说只有公开宣扬反共产党才能上岛，好不容易同意10个人回台湾了，没过几天又突然反悔。

在台湾当局的反复折腾中，原国民党将领张铁石觉得回家无望，在香港酒店自杀身亡。最后这批人一个也没能回台湾。

国民党内部被这次特赦折腾得够呛，中共这边却因为这次特赦收获了民心。

这次特赦在宣布之时就备受海内外关注，美联社、路透社等媒体都进行过报道。无条件赦免全部战犯在党外被看作是一个中共特意释放的信号。

“无条件赦免”相当于告诉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党中央为了祖国统一大业，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更有海外评论说，这次特赦意味深长，主要是为了告诉台湾的人，只要及早回头，为祖国统一出一份力，他们也可以得到同样的待遇。

多年的实践证明，改造教育国民党战犯是一场无硝烟的斗争，并且我们最终成为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方。实行特赦更是一个经过历史考验的伟大决策。

现在的我们穿过历史长河，再回看海峡两岸关系的变迁时，不得不赞叹毛主席等人当年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