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0年在战犯联谊会上与溥仪第一次见面，到1967年溥仪去世，家父沈醉与末代皇帝溥仪一起工作、劳动达七年之久，彼此关系和谐，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晚年，家父曾多次给我讲述他眼中的溥仪以及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

沈醉，国民党陆军中将，1949年参加云南起义，1960年11月28日被人民政府特赦，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本刊曾于2011年第十二期上发过一篇题为《沈美娟：父亲沈醉是个悲剧人物》的采访稿。本文系沈醉生前讲述，由其女沈美娟整理撰写。

战犯联谊会上两人第一次见面

说实在的，家父沈醉与溥仪之间的缘分原本可以提早十几年。那是在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时，蒋介石曾下令：接收沦陷区之后，逮捕汉奸的工作，均由军统头子戴笠主持，其中也包括逮捕东北伪满洲国的伪皇帝溥仪及其亲信大臣等重要成员。为此，戴笠曾多次召开会议。当时，家父身为军统局八大处长之一，每次开会他都有机会参加。他清楚地记得，会上除了提到汪伪组织和华北伪组织中的重要成员如何逮捕、处理外，还着重提到如何逮捕、处置溥仪、溥杰等伪满重要成员。国民党政府为了收买东北的民心，曾经打算逮捕溥仪、溥杰等伪满重要成员之后，即在沈阳公开审讯，然后处决。后来，由于苏联出兵东北，逮捕了溥仪、溥杰，并将他们囚禁到西伯利亚，此事才不了了之。

1960年11月28日，家父作为第二批特赦战犯，从北京秦城战犯改造所出来，住进了位于北京崇文区的崇内旅馆；溥杰作为第二批特赦战犯从抚顺战犯所来到北京，也住在了崇内旅馆。当时，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和北京市民政局在崇内旅馆为第一、二批特赦战犯举办了一次联谊会，家父这才第一次见到溥仪、溥杰。

溥仪是1959年12月和杜聿明、宋希濂等人第一批被特赦的。当时，根据党中央对战犯的改造政策，特赦后还得参加一年的体力劳动，以适应新的社会生活和环境，建立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所以，第一批特赦的杜聿明等人被安排到京郊的红星公社劳动，而溥仪则被安排到了香山植物园劳动。

初见溥氏兄弟，家父由于以前的成见，真不知道应该怎样与他们相处。溥仪看上去跟一般人没什么两样，反而显得有点呆头呆脑；而溥杰则显得彬彬有礼、谦虚谨慎，见谁都点头弯腰，一副“礼多人不怪”的样子。后来，家父才从杜聿明等第一批特赦人员那里得知，溥仪这位三岁登基的末代皇帝虽然在待人接物和生活能力等方面都显得笨笨的，不过他待人非常诚恳，不知道底细的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他便是中国的末代皇帝。

家父等第二批特赦人员在北京参观学习一段时间后，第一批特赦人员一年的劳动期已满，回到北京；第二批特赦人员接替他们去红星公社劳动。

1961年3月，家父等人即将去红星公社，中央统战部把一、二批特赦人员召集到统战部开会。会上，统战部长李维汉正式宣布：周恩来总理已亲自把第一批特赦人员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等六人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工资由在乡下劳动时的每月六十元升至一百元。这一安排和待遇实在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溥仪听后非常激动，当场向主持的领导表示感激。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一般人都是几十元工资养活一家人，所以对他们而言，一百元工资已经能生活得不错了。

1962年年初，家父等第二批特赦人员在公社劳动结束后，同样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任文史专员。从此，家父便与溥氏兄弟成了同事，彼此的交往、接触也日益频繁了。

“皇帝是最没用的人”

安排在文史专员室的特赦人员除溥仪、溥杰之外，几乎都是曾经领兵打仗的原国民党的军政人员，独立生活能力都较强；溥杰还好，他毕竟曾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了三年，也常常出去旅游，所以在照料自己生活方面比溥仪要强一些，加上他的日本籍妻子在他特赦不久就从东京来到北京，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最难的就要数溥仪了。他三岁登基当皇帝，生活起居都是由别人给他安排得妥妥当当的，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即使在战犯改造所的时候，也是由一起关押的臣子或晚辈给他打饭、端水、洗衣物。如今让他自己照料自己的日常生活，确实成了个大问题。政协领导考虑到这一点，就把溥仪一个人安排在政协机关后院的宿舍内居住，并专门指定一位姓赵的、家住机关后院宿舍的工作人员照料他的生活。不过，溥仪为了表示自己已经放下了皇帝架子，总想自己动手干点事。可是，他不但不会做饭，甚至连去机关食堂打开水也做不好，不是灌得太满，烫了自己的手脚，就是灌满后，把暖水瓶的塞子落在食堂。头几天，老赵不得不在自己家里招待他吃饭。后来，溥仪看到杜聿明等人中午都是去机关食堂买饭吃，他便向老赵提出要自己去食堂吃饭。老赵便帮他兑换了食堂的饭票、菜票，告诉他如何使用。可他总是搞不清楚。每次买饭、菜时，溥仪总是把所有的饭、菜票往窗口一放，让食堂的人自己拿。因为当时饭、菜是分两个窗口卖，他常常是买了饭放在餐桌上，转身再去买菜，回来就忘了把饭放在哪个桌子上了，出了不少洋相。因此他常常自嘲地说：“皇帝是最没用的人！”

两年后，在机关领导和大伙儿的帮助下，溥仪结婚了。他这才过上了正常的家庭生活。

1962年春，家父被安排到文史专员室工作时，我正在长沙读初三，还没有来北京。家父一人被安排在西皇城根的一处属于机关宿舍的四合院内居住。他那时才四十八岁，身强力壮，常常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到处跑，不到两个月几乎把北京城区跑了个遍。溥仪当时还没有再婚，很是羡慕家父能一人独自到处跑。他也想到处去看看，但如果没人陪他出去，他就找不到回家的路。据说，有一次他随前去探望他的亲戚外出，上公交车时，为了表示文明礼貌，他就谦让地站在车门旁，让其他人先上。结果，他把女售票员也当成了乘客，让她先上。售票员以为他是送人的，上车后，就把车门一关，让车开走了，搞得他的亲戚只好到下一站下车，再走回来找他。所以，他平时从来不敢一个人外出。

游故宫，溥仪也要买票

当时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副主任申伯纯是一位深懂统战意义的老革命，他对家父等文史专员都很关照。为了让溥仪的业余生活丰富一些，他就让家父、杜聿明等几个尚没有家眷的在京的专员多陪溥仪出去玩玩。家父等人也很乐意邀溥仪一块去游览，听他讲北京名胜古迹的典故。据溥仪自己说，他住在故宫那么多年，就是闭上眼睛走，也知道是到了什么地方。一次，家父、杜聿明等邀溥仪去游故宫，他开始就有点不想去，家父说：“你是不是怕触景生情啊？”

溥仪苦笑一下说：“去就去吧！”

当家父在故宫门口买了门票，递给他一张时，他惊诧地说：“到这里来，我还得买门票？”

家父等人不由一愣，但马上体谅到他的心情。在溥仪的潜意识里，故宫就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如今他回家看看，却还要买门票，在感情上似乎很难接受。

杜聿明见状，立即解释说：“现在故宫对外开放，所以来的人都得买门票，拿这笔收入作管理、维修故宫之用。”

溥仪听后，半晌没有说话。进了故宫后，他也是边走边沉思。后来，有人问他，坐在金銮殿的大龙椅上舒服不舒服时，他才笑笑说：“我那时还是三岁的小孩，哪会懂那么多！”此后他的话才慢慢地多起来。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能说出，往左到什么地方，往右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发生过什么重大历史事件等。后来在御花园里坐下休息时，居然有人认出了他，大家慢慢地围了过来。家父怕群众好奇，围住他问长问短，便提议早点回去。打那以后，溥仪再也不愿去故宫，家父等人也不再邀他去了。不过，后来家父还是陪他去过一次景山公园。

溥仪称“景山”为“煤山”，他说那是故宫过去堆煤渣的地方。走到景山公园那棵崇祯皇帝上吊的歪脖树下时，他停下来久久地打量那棵树，一言不发，在那里站了足有十来分钟，然后才走到旁边的一块石头旁坐下，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对家父说：“过去，是不会有人让我到这里来的。今天看到这棵树，心里真是感慨万千啊！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下场大都是很悲惨的。所以，崇祯皇帝自杀前，还亲手用宝剑去砍杀自己的儿女，要他们生生世世不再投胎到帝王家。看起来很残酷，其实崇祯当时的心情不能为人们所理解。”

他还说，自己当年被赶出故宫匆匆到了天津，后来又被日本人装入木箱，当货物一样吊到船上，离开天津去了东北，当了满洲皇帝；抗战胜利后，被俘到了苏联，又从苏联被押运回国……经过几次巨大的变迁，他悔恨自己投生到了帝王家，感觉真不如当一个普通老百姓好……

家父笑道：“有些末代皇帝也有好的结果啊！”

溥仪连连摇头说：“哪有啊？南唐李后主被俘后，只因为填了一首《虞美人》的词，写了一句‘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便招来杀身之祸。如果他仅仅是个词人，不知会填出多少绝妙的好词流传后世呢。可惜，他却投错了胎，不幸生在了帝王家。”

家父说，李后主是不识时务的典型。春花秋月多少好景可以填词，他却偏偏要去怀念故国，不是自找死吗？

溥仪听后，不满地把帽子往头上一戴，气愤愤地反驳说：“蜀后主刘阿斗被俘后，不是不怀念故国，还厚着脸皮讨好说‘此间乐，不思蜀’，不一样被害死？”接着他又滔滔不绝地历数了秦、汉、隋等朝代的末代皇帝的悲惨下场后，冲家父补充一句说：“你没有当过皇帝，当然不会去研究这个问题喽！”说完，站起身来，摸了摸自己的脑袋，把帽子戴好，才笑着说：“我这个末代皇帝能有现在这样一个好下场，真是值得庆贺。”

后来，他在文史专员办公室的学习会上又多次提到他那次参观景山公园的感想。他觉得，作为一个末代皇帝，能够看到前一朝末代皇帝上吊的地方，是历史上不可能有的，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家父每提此事，都惋惜当时没有照相机，没能把溥仪站在景山歪脖树下的镜头拍下来。

“这位便是过去中国的宣统皇帝”

由于溥仪过去的特殊身份，前去采访他的记者和国际友人越来越多。为了方便溥仪接待来访者，经上级领导批准，政协机关特意在距机关不远的东英冠胡同给他准备了一处独门独院的西式平房。这里除了有宽敞的会客室、卧室、客房卫生间以及用人房之外，还有宽敞的走廊和种满松柏的大院子；同时，为了照顾他们夫妇的生活，还特意让以前照顾过他生活的老赵一家也搬到了他家院门旁的几间门房居住。溥仪对此非常感激。为了尽快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也为了在接待来访者时不出什么纰漏，溥仪确实费了不少脑筋。

当时有一些外国元首和政府要员访华时，一听说末代皇帝溥仪和曾经率领千军万马的统帅杜聿明等都被改造过来了，便都想见一见。于是，溥仪和杜聿明等人常常被邀请去接见外宾。最初，周总理或政协领导向外宾介绍溥仪时说“这位便是中国的末代皇帝”时，他总是站起来，严肃地说：“过去的溥仪已经死了，今天是新生的溥仪！”搞得译者不知如何向外宾翻译。后来，家父和杜聿明等人在学习会上建议他换一种说法，既能表达他已经脱胎换骨，成为新人的意思，又能让人听得懂。溥仪觉得大家说得很有道理，经过反复考虑之后，他终于琢磨出了一句较为合适的话来。一次，周总理向一位外国元首介绍溥仪时说：“这位便是过去中国的宣统皇帝！”

溥仪马上站起来大声回答道：“今日光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溥仪！”

周总理和在场的许多人都为他鼓起掌来。

1963年年底，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了第一、二、三批特赦留京人员和他们的妻子。当时参加接见的还有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副部长张执一、童小鹏及北京市统战部部长廖沫沙等人，傅作义、张治中夫妇作陪。宴会前，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分别向专员们及其家属讲了话，询问了他们的生活、工作、学习等情况，并强调说，他们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写信给他俩。宴会后，周总理正式宣布：第二年春暖花开时，所有在京的特赦人员都可以带家眷先去东南等地参观游览一次，看看祖国大好山河的崭新面貌。临别时，周总理还与所有与会者合影留念，并且特意让溥仪、溥杰夫妇与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一同站在前排。多年来，家父和溥仪、溥杰一样一直把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珍贵照片挂在家中客厅的显要位置。

1964年春，由二十几个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及家眷组成的“帝王将相”参观团浩浩荡荡地从北京出发，前往江南各地。当时，家父在专员们中间年纪最轻，身体也最好，所以出发时，参观团的领队就要家父多多关照一下溥仪。

那次外出参观历时五十多天，每到一地都受到了当地政府的热情接待。家父和所有的专员都非常开心，特别是溥仪。因为他过去地位虽然显赫，但却从未到过江南，所以对什么都感到新奇，凡事必问个仔细；而家父是湖南人，又在上海、南京等地生活工作过多年，很自然地成了溥仪哥俩的“导游”和“顾问”。不过，家父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历史知识。因为溥仪、溥杰对中国历史都比较熟悉，每参观一处名胜古迹，讲解员提到一些历史故事时，溥仪总能指出一些不足。所以涉及一些历史问题时，家父等人又会反过来问他。他回答不了的时候，又会去问溥杰。他说溥杰读的书比他多，只不过，溥杰从来不卖弄自己的学问，别人不问的，他就不会争着去说……

1965年初，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范汉杰、廖耀湘六位特赦后的文史专员被特邀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消息在报纸上公布之后，家父等人都为他们高兴，纷纷向他们祝贺。他们也都非常激动，表示要尽心尽力地报答这种深恩厚德。溥仪更是激动地说：“真没想到党会这样厚待我们。”

溥仪当政协委员之后，毛泽东主席还单独接见并宴请过溥仪，而且还一起合影留念。溥仪对那张六寸的黑白照片非常珍惜，把它和周总理等人接见时的那张合影一起挂在客厅。打那儿起许多人都开始对溥仪另眼相看了。

“不该批判廖沫沙！他是好人”

溥仪任政协委员后的一年多是他特赦后最好的一段时光，只可惜，好景不长。1966年夏天，急风暴雨般的“文革”开始了。批判“三家村”、《海瑞罢官》的风暴越刮越猛。文史专员室也接到通知，让他们根据上面下达的文件精神，对吴晗、廖沫沙等北京市领导进行批判。久闯江湖且老于世故的专员们明知文件上对廖沫沙等人的指控是莫须有的，但为了不吃眼前亏，也昧着良心言不由衷地跟着文件精神胡乱批判一通。大家发言时，溥杰往往是一言不发，而溥仪却总是大胆直言：“不该批判廖沫沙！他是好人！” 因为廖沫沙曾经负责过第一、二批特赦人员的学习，并曾一再勉励他们要在后半生尽力多做对党和人民有利的事。所以溥仪认为，像这样一位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的人根本不可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头子。

一天，专员们正在阅读批判“三家村”的文件，溥仪走进来，气冲冲地说道：“我在路上看见廖部长被人捆绑在卡车上游街。我真想把他从车上拉下来，给他松绑。可是车开得太快了，我跟不上。”说着，眼泪就淌了出来。此时，专员们无不深感溥仪为人的正直和勇气，少数言不由衷者也心生愧意。

不久，政协的一位极“左”的干部跑到专员室来命令说：“你们都是廖沫沙手下的残兵败将，跟了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头子多年，一定要同他划清界限。从明天起，就由你们来揭发廖沫沙的罪行。今天你们都回去好好想想，明天我来听你们发言。” 专员们心里暗自好笑：他们特赦后，作为北京市统战部部长的廖沫沙只在领导他们学习时讲过几句话，具体事情都由民政局的干部负责。他们能知道廖沫沙什么？又怎么去揭发啊？

第二天开会前，大家都胸有成竹地准备好了如何应对那位“左派”，只有溥仪沉不住气地问大家说：“你们能揭发廖沫沙什么罪行啊？可不能乱编乱说，害人害己！”大家只是笑笑说：“你就放心吧，我们不会搞罪上加罪的。”

天真的溥仪还是担心大家会胡说八道，神情非常紧张。让他没想到的是，揭发会上，专员们也都表情严肃地发了言，不过都是正话反说，什么“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人民都在节衣缩食，可是廖沫沙却利用手中的职权，经常请我们去饭店大吃大喝，用人民的血汗来招待我们这些罪大恶极的战犯”，什么“廖沫沙腐蚀我们，常请我们去看戏看电影”等，大帽子扣了一顶又一顶，但讲的都是统战部招待他们特赦人员时的一些生活琐事，气得那位“左派”干瞪眼，最后恶狠狠地威胁道：“你们不好好揭发廖沫沙的罪行，有你们好受的。”说完转身就走了。

溥仪这时才松了一口气说：“你们可真会恶作剧，搞得我一直在担心。”杜聿明则故意装出严肃的样子说：“我们这叫‘老实交代’。”在大家的一阵笑声中，结束了那场闹剧。

与溥仪“死别”

随着“文革”运动的发展，文史办公室被造反派查封，文史资料委员会的领导、编辑被停职、批斗，专员们以前的审稿工作被迫停止。专员们先是被打发到机关大院内打扫大院、街道、厕所，整理花木等，工资减了三分之一，看病、医疗也由原来的高干门诊改为普通门诊。家父因曾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有“戴笠乘飞机摔死在江宁县戴山”的文字，就被说成是暗示“大将犯地名”，是“借写史料，搞封建迷信活动。目的是想推翻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家父心里暗自好笑，但为了不吃眼前亏，也自己给自己扣大帽子。溥仪见状，很是惶恐，几次悄悄问家父，他写的《我的前半生》是不是也应该做好批判自己的准备，给自己扣几顶帽子。家父劝他说，你的那本书曾得到过许多国家领导人的赞扬。只要他们不指出具体问题，就不必去乱联系。后因机关内部彼此的争斗、夺权，造反派再无暇顾及这些早已被打倒在地的专员，就让他们回家去好好学习。他们才如释重负，各自回家。

一次，家父去机关为大伙代领工资，得知他们的工资不再扣发了。这很出乎他的意料。在去给杜聿明送工资时，才得知是周总理下令恢复他们原有的工资的。家父非常激动，高兴地去溥仪家，告诉他这一好消息。当时，溥仪已经卧病在床，听到这个消息后，他激动得热泪盈眶，紧握着家父的手说：“周总理对我们太好了！”

家父见溥仪生病了，就关心地问他去看医生没有。他的妻子李淑贤告诉家父说，原来在高干门诊看病的医生都成了学术权威被批斗，靠边站了。如今去看病，几次排队都挂不上号。好不容易挂上号，轮到看病时，那些医生一看是“黑五类”，就是随便开点药，根本不给认真看病。所以他们想自己买些药吃，免得去医院受气。因为李淑贤曾在医院工作，我的继母也在医院工作，所以，家父和继母常常一起去探望溥仪，并商讨着如何买药给溥仪治病。当时，溥杰也常常托日本的亲戚寄些药过来。大家都希望溥仪的病能早日好转。可是到了1967年1月下旬，家父再去探望溥仪时，感觉到溥仪的病越来越重了。他觉得再不去住院治疗的话就会耽误了。家父立即去找刚派到政协负责文史工作的老革命沈德纯，向他报告了溥仪的病情，请他设法送溥仪去住院。沈德纯为人很正派，对专员们都很好。但在那种混乱的时期，他说话也不顶用，不过他还是很负责地去找上级领导。可是，当时统战部的几位领导都在挨批斗，最后他才找到了统战部副部长兼政协秘书长平杰三，请他直接打电话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接到平杰三的电话后，马上指示：立即召集北京几位名医，一定要设法医治溥仪。沈德纯把这消息告诉家父后，家父立即去溥仪家，把这一好消息转告他。闲聊时，家父谈到以前的几位统战部领导被批斗、游街的情况。溥仪听后竟然失声痛哭，抓住家父的手问道：“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干啊？好端端的一个国家搞成这个样子，这是谁的主意啊？”

家父当时很怕惹事，只好竭力劝他不要管这些事，好好养病要紧。遗憾的是，周总理虽然指示平杰三找名医为溥仪治病，但当时平杰三也在挨批斗，他的话也没人听。他不得不直接去找医生。可是，当时的名医都是被批斗的学术权威，一听是给溥仪看病，都害怕引火烧身，不敢做主让他住院，所以，溥仪的病越来越重。医院的造反派表面上不得不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收留溥仪住院，但住进去之后根本不认真治疗，没过几天又让他出院。几出几进后，溥仪的病越拖越重。到了1967年10月初，溥仪的病情越来越厉害，常常疼得在床上滚来滚去。李淑贤急得到处去求人，好不容易才把他送进了人民医院急诊室进行紧急抢救。即使这样，医院还是不同意让他住院。李淑贤又跑到政协去请示，最后还是周总理的秘书直接打电话给医院的造反派头头，说是周总理的命令，医院这才同意安排他住下。

溥仪住院后，周总理很关心，曾让全国有名的中医大夫去医院给他诊脉。可是，此时的溥仪因肾癌已经排不出尿了，常常疼得满头大汗地在病床上翻滚。当时，家父是人所皆知的小说《红岩》里的“严醉”，每次去探望时都会被造反派连推带搡地轰出来。溥杰与李淑贤替换着陪床时，也常遭到医护人员的白眼。专员们都不得不悄悄地前去探望。因为家父当时住的地方离人民医院很近，一有机会就溜进去看溥仪。10月中旬的一天，家父趁人不备，又溜了进去。溥仪鼻子插着氧气管，已经奄奄一息了。他握着家父的手，眼里噙满了眼泪。家父安慰他说，周总理很关心你，一定会治好你的病。他也连连点头，表示相信党一定会医治好他。家父本来还想多安慰他几句，不料有人从后面揪住家父的衣领，喝道：“给我滚出去！”家父只好向溥仪挥手告别。当时，他看见溥仪的泪水滚了出来。两天后（1967年10月17日）的凌晨，溥仪去世。

溥仪去世后，政协机关造反派不准文史专员们去向溥仪的遗体告别，就草草地将他火化了。据说还是周总理得知此消息后，指示说“一定要登报公布溥仪的死讯”，《人民日报》才于第二天在报纸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刊登了豆腐块大小的消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爱新觉罗·溥仪先生因患肾癌、尿毒症、贫血性心脏病，经长期医治无效，于十月十七日二时三十分，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岁。”

溥仪去世之后，家父常常会想起在医院里与溥仪“死别”的那一幕，每每提起时，都会黯然神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