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文史研究 原则：“任性”，重研究对象人品

作为收藏大家的王贵忱只读过四年小学，16岁参加八路军，1949年10月，广州解放，他随解放军到广州，上世纪50年代，20多岁的王贵忱开始与于省吾、商承祚、容庚等学术大家交往，而到了80年代，他的藏品已经蔚为大观，学术专著源源而出。

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的《文献家通考》一书共收录了1600多位从明末到当世的文献家，而王贵忱是惟一在世的。王贵忱收藏的一大目的是文史研究。他对清史和宋史着力尤多。王贵忱说自己做学问，一定要求有独创性，而这种独创性和他收藏的大量第一手材料有关。“很多历史人物最珍贵的稿本都在我这。”

王贵忱的《曾国藩未刊书札》出版后引起轰动。这批珍贵的书札是王贵忱用当时价值20万元的徐悲鸿的一幅手卷换回来的，“到了我手，我懂鉴定，又是搞清史的，价值自然和别人不一样。”当时曾国藩还是“黑人物”，解放后50多年里，曾国藩一直是被批判的对象，“但我就敢弄，我还弄了张之洞”。

进行学术研究，王贵忱很尊重自己的性情，所谓“任性”是也；而且特重研究对象的人品。王贵忱说自己受罗振玉的影响很大，收藏的东西也最多，“罗振玉学问和人品都高，一举一动皆儒雅。到现在为止，他的文字没有一句是不得体的。”

“没有一句话是不得体的”，实际上也是王贵忱治学的要求。《钱币纵横》第二期重载了王贵忱一篇获得中国钱币学会最高学术成果奖的论文《张之洞创办广东钱局考略》，编者按语说：“多年来，王老先生仍数度重校增补资料，与博识之士研讨推敲，字斟句酌完善论文，谦虚严谨的治学风尚实乃泉界后学之榜样。”

原来王贵忱收藏康有为的真迹很多，但不少都送给了别人，因为不喜欢他。“我讨厌康有为。学问、人品、书法样样都不行。梁启超后来和他翻脸了。戊戌变法后来变成只有康梁了，其实张荫桓才是重要推手。华侨捐的款康有为也贪污，拿了这些钱去讨小老婆。24封写给光绪皇帝的信，21封是假的。”

除了清史宋史，王贵忱对先秦的小金石、货币文字、印玺等也颇有研究，著作不少。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和商承祚合作的《先秦货币文编》，这是中国第一部货币文字学著作。当时王贵忱30岁不到。

身为辽宁人常以“粤人”自称

其研究者说，凡他涉及领域均有所成

王贵忱是辽宁铁岭人，居粤差不多满一甲子了。王贵忱是在广州解放第一天到的广州，住在法政路，“吃广东饭，我应该对广东父老有交代，所以特别重视粤人著作和粤中文献的整理。”王贵忱自称“粤人”，不少文章发表的时候都以此署名，生活上也以粤人自居，对广东的一草一木都怀有深情。在收藏上因为注重广东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时至今日广东乡邦文献蔚为大观。王贵忱说：“广东的好东西都在我这了！”

王贵忱和广东最早的文化接触是在文德路买旧书，天天逛旧书店，和文德路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王贵忱拟请著名金石家黄文宽刻一枚印章“文德路大学肄业”，黄文宽改刻“岭海大学肄业”。后来一所老人大学用了这个名字，于是这枚印章只能闲置了。王贵忱还有一枚印章，“生我辽东，毓我岭南”，说明他和广东的关系和感情，材质为珍贵的黄田玉。

粤地文献整理，最值得一提的是《广州市志》和《广州大典》。王贵忱说，参与主持编撰广州市志可要了他的命，工作量之大外人难以想象。为此各个县市抽调了八十多人集训，把发凡、体例等梳理清楚，王贵忱亲自上课。谈及广州市志由外省人参与主持编修而不失地方特色和性情，王贵忱不禁微微笑了。

而广州大典，在王贵忱看来相当于广东地区的四库全书。因此虽然已经接近八十高龄，但他并没有推掉“顾问”的工作。

生日当晚，“可居闲墨———王贵忱书法展”开幕。此前王贵忱曾出版过两本书法集。“有人此前要帮我出书法集，我不同意，我写得不好，草率。洪楚平（广州艺术博物院副院长）就东借一张西借一张，凑了这本书法集出来。”论者说，王贵忱治学之余寄情翰墨，虽然无意作书家，但数十年来孜孜以求，尤精于小楷、行书，在当代书坛独树一帜，卓然成家，是一名典型的学者书家。王贵忱曾在一扇面上书“学书学剑两无成”，实在是过谦之辞。研究王贵忱的人发现：几十年来，他涉及众多研究专题，在文献学、金石学方面堪称大家，其他领域哪怕偶一涉猎，都是颇有所成。

而在很多时候，王贵忱抱着的，却是一种“玩”的心态。初到汕头任职，他就计划撰写《岭东礼俗志》，“纯是为了好玩”。

腹有诗书气自华。也只因去留无碍，故能洒脱随性。王贵忱论书画，必以“清高”、“贵气”定品格。其行亦洒脱雍容，间有智者的轻松鬼马。岂不正是“文化玩家，名士风度”？

图：王老吹灭80岁生日蜡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