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代中国作家和历史学者或多或少都受到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观照历史的大历史观以及用现代意识审视历史的视角。新近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王振羽先生的传记新作《国家重器张之洞》，即是一部以现代意识重新审视张之洞，将其放在晚清大变局乃至世界大历史中加以考察的长篇传记，其史料之翔实、视野之宏阔、人物脉络之清晰给人留下湛深的印象。

作为晚清重臣，国之肱股，张之洞一生宦海沉浮，纵横官场数十年，历经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百日维新、义和团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是晚清大变局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他的历史堪称半部晚清史。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作者并没有平均用力，而是从办学、军政、实业三个主要维度，在晚清错综复杂的时代风云中刻画这一历史人物形象。张之洞出身官宦之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1863年进士及第，以探花郎的身份进入翰林院。1867年，刚刚而立之年即担任湖北学政。张之洞一生对人才和教育特别重视，充分意识到“国势之强弱在人才，人才之消长在学校。环球各国竞长争雄，不以教育为兴邦之急务”。因此，每到一地任职都以办学为要。1869年在武昌创办经心书院；1874年任四川学政时在成都创办尊经书院；1886年在广州任两广总督时创办广雅书局，次年创办广东水陆师学堂；1893年，任湖广总督时，在武汉创办自强学堂，其成为国立武汉大学的前身；即使临时署理两江总督，也主持创办了三江师范学堂。与李提摩太的相识对张之洞一生影响甚深，在李提摩太影响下，张之洞开始具有西方现代意识和世界眼光，力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除了办学培养人才，他还不拘一格举荐人才。1898年，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后正式开始变法维新，张之洞遵旨保荐陈宝琛、黄遵宪、傅云龙、钱恂、郑孝胥等人，后又力荐杨锐、刘光第等15人。为了起用梁鼎芬，甚至不畏流言，甘冒政治风险。即便人生最后一刻，他念兹在兹的仍是“用人养才，尤为国家根本至计”。

张之洞并不是一个军事家，但他对军事、国际政治和军队建设的关注远超一般军中将帅。这一方面源自他早年协助父亲办理军务的经验，另一方面得益于他对西方先进军事革命和世界形势的洞察。虽然他并没有直接沙场点兵，却凭借远见卓识，积极应对世界军事变革，大胆起用军事人才。署理两广总督时，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大胆起用冯子材，最终取得镇南关大捷，对刘永福也大力支持。年轻军官黎元洪由于他的大胆使用脱颖而出，后来曾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他对中日甲午战争、沙俄入侵东北、八国联军侵华对国家的影响等都有着远比一般朝臣更清醒的认识，不仅显示了他的世界眼光，更体现了他对世界军事政治大势的洞见与卓识。

张之洞不只是个“清流派”官员，更是一个改革者，改革意识贯穿了他的一生。他与刘坤一奏陈的12条，从治、富、强三个方面强调了改革的必要性。他认为变法必学西方，不学西方就是换汤不换药：“大抵今日环球各国大势，孤则亡，同则存。故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东北三省对国家的重要性，他有着独到的认识，认为：“非存满洲，不能存中国。”任何改革都必须着眼全局，面向世界，为了拓宽视野，了解国际形势，他不仅吸收大批中国精英，还大胆聘用洋人，以及包括辜鸿铭这样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为他全方位的改革做好了知识和人才上的准备。

张之洞并不是一个空头改革派，而是身体力行的实业家。在他的主持下，找铁矿、挖煤矿、办钢铁厂、修铁路、开织布局、办兵工厂和学校、研究农业、发行书刊等等，用实际行动与探索成为晚清著名的洋务先锋。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张之洞，就没有芦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在遗折中仍念念不忘完成粤汉铁路建设。

作为一个文史学者和作家，振羽嗜古成癖，博览群书，办公室书刊堆积如山，大部分时间他就深藏在书山之间终日与书为伍，读书、索书、评书、写书，成为他生活的日常。最令人叹服的是，他不仅阅书无数，且博闻强记，拥有常人少有的记忆力，对名人野史掌故更是如数家珍。本书大量引用奏折、书信、文章、电报、回忆、条陈、文摘等等，旁征博引，几乎无一事无来历，甚至细到某一天、某一个人、某件小事。如中日战争时，大量引用战况电报；为了厘清张之洞与盛宣怀的关系，准确梳理出张之洞一生共写给盛宣怀书札11通。作为晚清重臣，张之洞一生交往无数，书中涉及人物众多，重要历史人物如走马灯似的穿梭其间，作者凭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深厚功底，对涉及到的每一个历史人物都详细交代来龙去脉，如张佩纶、黄体芳、唐景崧、盛宣怀、刘坤一等，用工笔画的手法为读者详尽地描画出了一幅晚清历史人物关系的全景图和人物历史谱系，显示出作者丰富的知识积累和扎实的史料功夫。

作为“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之洞一生“不树党援、不植生产”，但并非李鸿章讽刺的书呆子一枚，作者写出了其清流外表下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真性情。比如在广州期间，他以退为进，逼走巡抚倪文蔚。他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对故人之子十分关心，曾专门给学生梁鼎芬写信嘱其关照。从两江总督府回武汉，经途芜湖时，专门吊祭因直谏反对用义和团盲目排外而遭清廷处死的得意门生袁昶，并赋诗4首，其中有“千秋人痛晁家令，曾为君王策万全”之句，以此表达惋惜之情。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曾冒着政治风险致电盛宣怀力保学生杨锐，但最终仍未能改变杨锐喋血菜市口的命运，此事令他一直耿耿于怀，多年后在鸡鸣寺建造豁蒙楼，以此含蓄表达对杨锐的永久纪念，其真性情于斯可见。

作为历史人物，张之洞自然有他的局限性，作者对此也秉笔直书。公车上书时，维新派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康有为等人以为“内有常熟（翁同龢），外有南皮张之洞”，甚至希望关键时他能力挽狂澜，但最终张之洞并未能如维新派所愿。在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上，张之洞也是站在清政府立场力主剿匪。在对外关系上，虽然他反对“主权全失”，对李鸿章的软弱很不满，但并没有进一步的举措。他已经意识到日本染指中国的野心，却天真地给日本近卫笃麿写信，奢望联手日本抑制沙俄对东北三省的侵占，反映了他天真的性格和书生意气。

作为大清重臣，张之洞可谓鞠躬尽瘁，甚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即使到了生命的终点，他在最后的奏折中仍在关心着国家图书馆的建设，希望“以保国粹而惠士林”。口授遗折时，不无遗憾地慨叹“惟时局艰虞，未能补救，累朝知遇，未能仰酬”，仍在进言“至用人养才，尤为国家根本至计”，人之将死，其言也悲，读来令人动容。

对后人来说，历史永远是一面镜子。作者把张之洞放在晚清官场和时代坐标中，从大视野大格局中剖析这个历史人物的多面性，用现代意识重新审视张之洞一生的改革得失，对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当下中国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