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执中

一

民国七年至十年（1918年至1921年），我在陕北榆林中学上高中，结识了影响我一生的杜斌丞校长。他当时已是西北地区闻名遐迩的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民主志士。杜校长经常在周一的校会上讲“当今爱国青年要站在民主时代的最前线”，我至今记忆犹新。在同学中，杜立亭是杜校长的近侄，杜润滋是杜校长的远侄，我们平时比较要好。

高中毕业后，我家里虽已穷到吃野菜、吃糠的地步，但父亲执意要我圆了他 “学而优则仕”之梦，咬牙借债让我去北平考大学。我先在私立中国大学上两年预科班，后转入该校英语系学习4年。杜立亭和杜润滋则考入北京大学。大学期间，往北平琉璃厂西边的榆林会馆，月交4块银元管住，还日供一顿晚餐，住的全是穷学生或小贩。我就住在那里。我的早饭一般是上学前在会馆门旁买块烤红薯，除充饥外，寒冬还可暖手，中午则只喝学校的白开水，晚上在会馆里才饱吃一顿一天仅有的粗米饭。

大学6年，对我的思想影响最大的两件事。一件是：1925年6月初，我们参加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枪杀上海工人顾正红的示威大游行时，竟遭到了段祺瑞把持的北洋军阀政府军警的开枪镇压，从而使我进一步理解了杜校长经常对我们讲的那句话的真正含义。返校不久，我就和几个同学创办了《开步走》刊物，后又改名为《榆钟》，内容是反映陕北老百姓的苦难生活，抨击陕北反动军阀和贪官污吏鱼肉百姓的种种罪恶勾当。这个油印刊物，除分送杜立亭、杜润滋等在北平的同乡同学外，还寄给家乡的亲朋好友们。另一件是：1927年4月28日，反动军阀张作霖残杀了深受我们大学生敬佩的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后，又疯狂地逮捕各大学里的爱国师生。在这种白色恐怖之下，我感到苦闷和彷徨，便于5月返回家乡，连毕业证书都没有心思去要。

二

1927年9月，我应老校长杜斌丞之聘，任榆林中学的高中英语课教师。1929年暑假后，因杜斌丞老校长的离去，我也转聘于延安中学，任英语课教师。开学后不久，我突然高烧昏死过去，时在县国民党党部任书记员的高岗闻讯立即请某军医抢救，我妻薛兰生也请中医扎针，方死里逃生。1930年初，我病好后回家，病中的父亲对我极为不满，他说：“全家老小吃糠咽野菜，为的是让你念出大学来当个一官半职，没想到你跟我一样还是个教书匠，没出息！”于是，他通过石湾镇一知名绅士管治齐的介绍，给我在驻宁夏省平罗县的国民党地方杂牌军第9旅石英秀旅长手下找了个挂名中校军法处长。5月初，我到平罗县拜见了石旅长。石满不在乎地说，你平时屁事都不要管，只是每月参谋长集合点名时喊声“到”，领取大洋薪饷就对了。我对军法一窍不通，对当官也不感兴趣，便混吃了一个月的军法处长薪饷，后应宁夏省立一中兼宁夏省立第一师范校长徐宗孺之聘，任该校的英语课教师。此事，我没有征得重病中的父亲同意。

我之所以能来该校任教，乃是时任该校教导主任杜丞业（杜立亭）的推荐。与我同时来该校任教的还有杜润滋。不久，我得知五弟黄培中，还有高岗（均是我在榆林中学教过的高中学生）等几个陕北同乡，都在贺兰县的杂牌军苏雨生的第4骑兵师当兵。他和高岗虽对我闭口保密，但我知道他们不是当兵，而是从事中共地下党的工作。

同年暑假，我回横山老家接家属来银川。临行时，徐宗孺校长让我们为学校物色几个大学毕业生来校任教。我按照和杜立亭、杜润滋商量的人选，共介绍3位教师来校：数学教员马汉文，地理教员赵子元，语文教员高锦尚。当时，我并不知杜润滋和介绍来的这3位同乡教员是秘密潜入宁夏开展工作的陕北中共地下党。

这年暑假开学不久，徐宗孺校长开除了一违犯校规的学生，结果引起了部分学生的不满，乃至酿成罢课，以示抗议。过去如果开除几个学生，本是件平常小事，但徐宗孺校长和当时省政府主席马鸿宾却没有想到竟会酿成罢课学潮，于是马鸿宾立即派军警抓了十几名带头罢课的学生，这一下子，引起多数学生的不满，大家上街游行，抗议军警暴行。

当时，杜立亭、杜润滋、马汉文、赵子元等教师极力主张全校教员联名上书请当局释放学生，驱逐徐宗孺校长，以杜立亭取而代之。我认为当务之急是释放被捕的学生，恢复学校正常秩序，结果大家采纳了我的意见。其实，马鸿宾下令逮捕学生也只是吓唬而已，徐宗孺校长也不赞成逮捕这么多的学生，希望马鸿宾尽快释放学生以劝请被捕的学生家长退出学校和退出他的家院。在此形势下，马鸿宾不仅释放了学生，而且果真让杜立亭继任了校长。

三

杜立亭继任校长后，便让我担任教导主任，并把全校教学工作交我主持。这样，宁夏一中和一师队伍的主力，乃是我们这一批在北平各大学毕业的陕北籍教师。因而在教学内容上，新增了一些课程。杜润滋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故在教课时便加进了资本家怎样剥削、发财等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新观点。在师生关系上也比先前密切许多。像杜立亭、杜润滋等我们这些陕北老师家里，每到周末，住校的学生都来探望，有时还在一块吃顿面食。

但是，杜立亭自当校长后，便在政界结交了许多酒肉朋友，大烟枪终日不离手。其实，他不是当官或教书的材料，而是自幼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主儿，早在大学时就是吃喝玩乐的公子哥儿。其中，因起兵失败而暂时寄马鸿宾篱下的第三十五师教导大队长马仲英，为了从学生中招兵买马伺机东山再起，便用酒肉和杜立亭拉关系。同年11月，马仲英突然在宁夏省中卫县纠集旧部及其省立一中等校少数学生开往河西走廊，重新打起了反对冯玉祥及其西北国民革命军的旗帜。

不久，马鸿宾的军警从来往信件中，不仅查出跑到马仲英部队原宁夏一中学生给我们这些老师的信，而且也查出陕北给杜润滋信中的“共党”言论。于是，军警让教育厅秘书室主任党濒生设酒宴先诱捕了杜立亭，然后当晚又以杜立亭校长的名义诱捕了杜润滋。次日，党濒生来校宣读马鸿宾主席的驱逐令，即令“黄执中、赵子元、马汉文、刘雪峰、贺庆有即日整装他往”。马汉文老师对我说：“我们都走了,狱中二杜就没有人照顾了。我看，让薛兰生找教育厅刘宝锷厅长的母亲求情留你，就可以设法照顾二杜了。”我妻薛兰生曾认同乡刘母为干娘，经求情，且学校也急需有人主持教务和教授英语，当局准我留任。从此，我妻每天给狱中的二杜送两顿饭。当时，我家有老母和两个女儿共5口人，生活也紧张，每天只能吃粗粮和挖野菜。但是，杜立亭校长过不了狱中的苦日子，于是在我和一些老师的接济之下，我妻每天给二杜送两顿米面细粮饭，有时还得给杜立亭送大烟泡抽。

1931年1月，杜立亭在押37天，即经其叔父、时任甘肃省宣慰署秘书长的杜斌丞担保出狱离开宁夏，杜润滋则因共党嫌疑案而被判刑2年。当时，杜润滋始终不承认有“共党”言论及其加入该组织，但我心里清楚他是马汉文、赵子元等老师们的核心人物。

四

1931年寒假开学不久，先是父亲病逝，后是我五弟黄培中遇害于固原县，是由我运送尸体在横山家乡埋葬的。

同年4月间的一天，我在榆林中学任教时的学生张朴五（张德生）忽来家探望我。他说他现在宁夏县国民党党部当文书混饭吃，想去狱中探望他念中学时的老师杜润滋。于是，他便随送饭的我妻去狱中探望杜润滋。

后来，张朴五以学生和同乡的关系来我家几次，劝我不要为五弟黄培中的遇害过于悲伤，此时才知道五弟早在1927年绥德中学念书时就秘密加入了陕北中共地下党。我认为弟弟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敢于加入中共地下党，是好样的，比我这个念大学的哥哥强。张朴五在我家曾找过梁大均（梁光富）等学生秘密商量事情，每至此时，我妻薛兰生就在门口为他们放哨，还曾为张朴五传送过用米汤书写的密信（可用酒精涂抹即显示赤字）。

这年寒冬的一晚，梁大均临离我家时，悄悄地对我妻耳语说：“师母，今天晚上我们要把红旗插到鼓楼上去，听我们的好消息吧。”结果，我们摸黑坐等了多时，只听见外边军警马队急促巡逻的声音，没有听见枪响。

此日晚9时多，警察局丁志成局长带大批军警包围了学校，把我家的里里外外搜查了一遍，一无所获。丁志成临走时扔下一句话：“你不是共产党，至少也是个匪窝子！”后来，武装暴动失败后，梁大均逃走了，但军警逮捕了许多人。学校的中共地下党员刘梅村老师，就是在我女儿黄昱陪伴掩护下，出银川城逃离宁夏的。

1932年暑假后，当局叫我代理宁夏女子中学校长。上任2个月，即接家中大哥黄正中来信，叫我速归。回家后，才知道被父亲说成是我们兄弟6人中的“败家子”的四弟黄秉中，在陕北洛川县参加红军游击队后，于一次战斗中死于白狗子（即当时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的乱刀之下。我的两个弟弟，尤其是四弟的惨死，令我悲痛欲绝。四弟不好好念书，经常偷吸父亲的土烟。没想到，此后四弟不仅加入红军和中共党组织，而且被俘后，在酷刑之下没有出卖游击队一个字，好样的！

我返校后，姓郑的教导主任纠集一些老师到处告状，说我是“共党”，要求郑当校长。我对当这个只有二三十名学生的女中学校长本来就很勉强，于是针对郑的这种诬告，骂她是“当臭婊子，还想立个牌坊！”最后，我还是因此而被调离。

1933年初，马鸿逵取代其堂兄马鸿宾任省政府主席后，点名要我去中卫县筹办省立第二中学，任教导主任，并主持教学工作，还兼任英语、语文两课教员。但是，一老师躲在幕后挑动部分学生状告我是“共党”，说我在语文课上把“国民党”说成“刮民党”。县党部说我进行“共党赤色宣传”。后来，原中卫县长刘端甫和多数学生家长为我说话，此事才算平息。但是，县党部从此对我监视得更紧了，我也不敢在课堂和同学之中公开流露对国民党或宁夏马鸿逵封建家族专制政权不满的言论。

抗战开始后，马鸿逵在全省范围内组织所谓“抗战后方服务团”，进行反共、防共宣传，尤其是在学校加强了这方面的课堂教育。此外，由于日军的封锁，宁夏居民的生活几乎陷入困境，我们教师的薪水本来就低，再加马鸿逵所谓“抗战节约储蓄”等名目繁多的克扣，便越发所剩无几了。我为摆脱这种政治和家庭生活的困境，曾给老校长、时任陕西省政府委员的杜斌丞写信谋职。他回信说，暂勿回陕，可介绍我去甘肃省山丹县和甘谷县当县长，让我任选一县。我只好复信，不愿从政当官，还是在宁夏教书吧。

五

1946年1月，我和妻子去西安看望女儿黄昱，顺便去探望杜斌丞老校长。当时，他已辞去官职，专任中国民主同盟西北特支主任，并以《秦风工商日报》为宣传阵地，团结西北民主人士，反对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的阴谋和独裁统治。我记得在26日那天晚上，他对我说：“你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吧！”我说：“我不了解它。”杜答：“它是毛泽东先生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我想到了死去的两个弟弟，便爽块地答应了。于是，他的秘书张光远（中共地下党员）叫我填表，并告诉我，介绍人就是杜校长和他。我离去时，杜校长特别嘱咐我说：“宁夏是马鸿逵一声喊到底的地方，暂时不要发展组织，千万不要把你这棵宁夏的民盟独苗暴露了。”我也劝他：“听说，你住宅的周围有胡宗南派来的特务住户，要提防啊。”他说：“高岗也曾给我来信说，要提防蒋介石的军统特务下毒手。可是，怕也没有用，我早就上了蒋介石的黑名单了。”次年10月7日，杜校长果然被蒋杀害，其罪名竟无耻地捏造为“烟犯”。但我知道杜校长早在任榆林中学校长时，就严禁校内吸大烟，他也从未吸过大烟。

1947年9月开学，中卫县政府任命我为由省立二中改为中卫县简易师范学校的校长。于是县国民党党部便暗地为我填表加入国民党，这是宁夏解放后我才知道的。

同年12月12日，马鸿逵说我破坏他的兵役法和贪污学生烤火费，电令马廷俊县长派军警将我铐押来省。所谓破坏兵役法，是因为一些学生为拒服马鸿逵规定的“二丁抽一”的兵役法而外逃。我说：“普天之下的校长，都是只管学生念书，还没有听说管学生服兵役法？至于说我贪污了学生烤火费，更是无稽之谈！我当校长从不管钱，拒服兵役法的外逃学生的烤火费已由会计如数上交给省教育厅会计处田处长，且有收据为证。”马鸿逵听说我拒不认罪，便下令枪毙我！中卫县各界人士听说后，便派代表进省城上书担保我。马鸿逵见证据全无，便在3个月后放我出狱，但要我去他任校长的贺兰中学任英语教员，以便于监视我。后来，才有人告诉我，马鸿逵是从西安胡宗南处得知杜斌丞与我关系密切，故怀疑我可能加入了“异党”——中国民主同盟，所以才捏造罪名要除掉我。

1949年9月23日宁夏解放后，我任贺兰中学校长，介绍贾志杰老师和原省立一中老校长徐宗孺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1950年10月12日，我任宁夏中国民主同盟筹委会主任委员，这是宁夏解放后成立最早的一个民主党派组织。此后至今，我一直担任宁夏的中国民主同盟主任委员。

刘继云整理

——录自《宁夏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文史研究和学习委员会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