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元炳的方志编纂及其方志理论

◎王志强

（南昌师范学院，江西南昌330032）

沙元炳 (1864—1927)，字健庵，江苏如皋人，清末民初如皋地方贤达，有“江宁才子”之称。沙元炳中年投身于创办实业和发展教育，以谋求救国之路，在教育、实业、文学等多个方面卓有成就，是近代文化转型中的典型人物。晚年致力于〔民国〕《如皋县志》（以下简称民国志）的编纂，在方志学上颇有建树。〔民国〕《如皋县志》体例清晰，资料翔实，乃是历代《如皋县志》中的精品。当下学界对于沙元炳方志学成就的研究仅有周丽君、杨启斌的《与沙元炳》一文，该文内容较为简短，未能对沙元炳的方志观作详细的探讨，因此对沙元炳的方志观仍有深入研究和探讨的必要。

一、〔民国〕《如皋县志》纂修始末

目前学界在谈到〔民国〕《如皋县志》的著作权归属时，一般认为是“刘焕、黄锡田等修，沙元炳、金鉽等纂”[1]，仅将沙元炳当作总纂中的一员。而事实上，沙元炳对于《如皋县志》的成书居功至伟，他不但是倡导者，而且为该志发凡起例，并纂写了绝大部分内容。民国志的分纂王福基说：“沙太史元炳尝欲续自同治癸酉，止宣统辛亥，采录遗闻，征求故实，汇集诸志，删繁订讹，补其所未备，以成为一书。”[2]

沙元炳为了兴修民国志，作了非常久的准备。沙元炳任翰林院编修时，看到清政府的腐化堕落，知道清王朝覆灭不可避免，就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辞官归家。归家后的沙元炳一边积极创办实业，一边着力收集地方先贤的著作，“养志读书，广蓄古今图籍，尤留心地方掌故，累年求得先生遗著都二百余种藏于家”[3]。他共网罗地方文献 200余种，涉及人员多达 100多位，其搜集工作闻名于整个晚清文化圈，徐世昌编著的《晚晴簃诗汇》就详载了沙氏这次的搜集工作，“留意乡邦文献，尝搜集先哲遗书，多至百余家，藏旧籍、金石、书画甚富，各加题识”[4]。在搜集乡贤文献的过程中，沙元炳得到了如皋士绅的大力支持，也获得了当地知识阶层的认可和尊重。民国 4年（1915），如皋县准备修纂《如皋县志》，如皋士绅便一致推荐沙元炳为总纂官，全权负责修志事宜，“邦人君子请于官府，延沙君主其事”[5]，这标志着民国志修纂工作正式启动。

为了推动民国志编纂的进展，沙元炳提议设立方志局，聘请博学通达之士沈文瀚担任该志总纂官，而自己“躬任监修”，负责后勤支持以及把控全局。沈文瀚，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沙元炳的内兄，是当时南通著名的方志学家，他于民国 7年（1918）担任《泰兴县志》的总纂。沙元炳和沈文瀚关系密切，他们“素心晨夕，商学论文”[6]，共同探讨民国志的体例和内容。沙元炳还延请丹徒陈祺寿及赵臣杰、泰州汪蓥、同县许树枌及潘恩元六人为分纂，“皆为一时之选”[7]。

民国 10年（1921），沈文瀚去世，民国志的修纂中止。恰逢沙元炳的好友金鉽在泰兴修纂县志，沙元炳立即聘请金鉽为总纂，并延请本地前清举人、国史馆誊录陈其嘉为协纂兼总校。[8]金鉽，字蘅挹，江苏泰兴人，历任翰林院编修等职，是民国著名的文史学家、方志学家，先后参与纂修《〔宣统〕泰兴县志续》《江苏通志》等志书，其所编纂的《江苏艺文志稿》是民国文献学名作。但未过多久，陈祺寿、汪蓥、赵臣杰陆续去世，修纂工作又变得缓慢起来。

民国 16年（1927），沙元炳重病不治，带着民国志未修成的遗憾去世。他在病重之时，依然进行民国志的校对，“病久且亟，犹时时倚枕衡量文字”。临终之时，沙元炳对前来探望的金鉽和陈其嘉说道：“县志不成，吾死有遗恨矣。”[9]民国志是沙元炳人生之中最难以割舍、也最难以放下的事业。

沙元炳逝后，方志局缺乏经费支持和有力指导，便停下来了，而后金鉽和陈其嘉想起沙元炳临终前的嘱托，又不顾劳累整理沙元炳的遗稿，但时逢乱世，金鉽仓皇归家，将所有资料交给陈其嘉保管。于是陈其嘉独自一人在战乱之中整理沙元炳的遗稿，“一一排缵而篇第之，至可杀青缮写”[10]，终因经费不足，只刻印了前五卷，之后便难以为继，只能将整理好的民国志稿束之高阁。

民国 20年（1931），江苏省政府为了“修举庶政，改进风尚”，下令全省“各县修辑民国志书，藉备考证”，这时如皋乡贤黄家瑞站了出来，担任民国志的协修。黄家瑞，字辑五，著名书法家、文史学家，晚年曾任江苏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黄家瑞认为民国志的出版刻不容缓，于是“偕同人李君济华、顾君元起、吴君觌、吴君肇璜审查校雠”，历经八个月，终于将民国志审查校对完毕，正准备抄录印刷时，恰逢新任县长赵镜源到任。赵氏得知民国志的坎坷命运后，“毅然以促成志书为先务，集议筹款，俾付手民”[11]。在赵镜源的大力支持下，民国志于民国 22年（1933）正式刊刻发行。

民国志成书之艰难，在方志学史上是较为罕见的。许树枌在《序》中亦言：“是志也，网罗数朝之典章文物，几历风雨飘摇，迟二十年而始蒇事。”[12]民国志耗时之长久，经历之沧桑，令所有参与编纂的学者唏嘘不已。编纂者不但感慨民国志成书之坎坷，而且不约而同提到沙元炳之功劳，如王福基说：“全书乃幸观成，沙太史经营创造之苦心，至是差堪告慰焉。”

民国志的编纂经历，对于今天的方志修纂有很好的启示。方志拖延愈久，成书愈是困难，陈其嘉所著的《编纂崖略》便说道：“曩昔修志失之欲速，兹则失之太迟。”方志如果编纂时间过于漫长，编纂人员更换就会频繁，这会导致志书前后体例驳杂，内容多有抵牾，很难达到连贯一体的效果，陈其嘉在整理完沙元炳的遗稿后，即说道：“因悟修志一役，惟分任萃处，克期吿成为宜。一经涣散，不特持久无功，且所纂容有抵牾。”[13]民国志的教训是值得现代方志学界引以为戒的。

〔民国〕《如皋县志》书影

二、沙元炳与〔民国〕《如皋县志》的体例

民国志的《凡例》见载于《编纂崖略》。按照学术界的共识，《凡例》的作者即是志书的发凡起例之人，然金鉽在《序》中说道：“惟本志义例皆出沙君手定，其原委具详陈君所撰《编纂崖略》篇。”金鉽指出民国志的体例乃是由沙元炳所制定，陈其嘉的工作主要是阐述，且《编纂崖略》的题名亦是说“中华民国十八年秋月日陈其嘉述”，这说明沙元炳是民国志体例的最初制定者。沙元炳对于民国志的体例，不是直接颁布出来发送至方志局的，而是与沈文瀚、金鉽等总纂商议后，达成口头的既定默契。当沈文瀚、沙元炳先后离世，金鉽又因为战火归乡后，他们口头商议的体例没有得到后来编纂者的遵守，致使民国志的体例前后有所参差，但陈其嘉整理的民国志乃是沙元炳的遗稿，可以说民国志的基本体例还是由沙元炳制定的。

民国志体例中最为人所注目的就是其纪事本末体。黄家瑞曰：“清季乡先达沙元炳先生汇集旧志，旁搜远引，仿纪事本末例，别类分门，并采癸酉以后事迹继续编列，止于宣统辛亥，都为一书。”[14]赵镜源也对民国志的纪事本末体非常推崇，“从未有仿纪事本末之例，合九志而详加考订，别类分门，原原本本，纂缀成帙，续采事实，迄于逊政，足成一县之通志，如斯编之详晰无遗者”[15]。纪事本末体源自宋代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它以事为中心，分类编纂，每篇都叙述一件事，究其原委，述其发展，前后分明，易于通晓。赵镜源以为民国志的纪事本末体，是历代《如皋县志》中的创举，它令民国志逻辑清晰，读者可以迅速发觉如皋的地理、风俗、人物等事情的原原本本和发展状况，“俾读者人手一编，不致再感前此翻检之繁难，与夫抱残守缺之苦，岂不大可快哉！”[16]

沙元炳之所以采用纪事本末体，首要原因就是因为旧志纷繁复杂，阅读起来困难无比。如皋县的第一部县志兴修于明天顺八年（1464），民国志之前的最后一部旧志乃是同治十二年（1873）的《如皋县志》，四百余年间前后共修了 9部县志。这 9部志书不但散佚严重，而且繁简不同，体例不一。纷繁杂乱的旧志，让读者想要去查询如皋的相关资料时，如坠云雾之间，茫然而无所得，“必汇集九志，依次检读，乃能于过去之兴革损益，得以了然，倘间或散佚，即有文献不足之感，读者病焉”。王福基也指出读者深受旧志驳杂之苦，“惟先后续修者九，散佚者既无由考究其本末，存者又人自为书，阅者每苦不易窥全豹”，故选择一种能够展现如皋的历史以及现状的体例，是一件势在必行的事。

民国新开，政治制度迥异于前，人文风俗变化巨大，需要一种合适的体例来安排驾驭民国出现的新事物。沙元炳在《请设志书局启》中说道：“而于国家变乱之后，政体改革之时，考献征文，关系尤极。”[17]在沙元炳看来，民国新建，新朝当要有新气象，新志当要有新体例。许树枌也指出：“其存者体例庞杂，且与当时政教礼乐所尚不同，沙建庵太史力主改作。”[18]对于民国的变革，沙元炳乐见其成，他曾创办如皋公立小学堂，教学宗旨是“恪遵经训，阐发新学要义”，在《丰利场公立两等小学校校长纪念碑》中，沙元炳批判皇权制度下的教育是“自夫人君有私天下之心，日以愚民为术，而民亦自安于愚，以逸居无教为乐，国家大经大法，一切不闻”[19]，而民国新立，教育终于回到了为己之学上。沙元炳对于民国的变化是衷心拥护的，他与张謇共同创办实业和学堂，尝试实业与教育救国。在纂修方志时，沙元炳主张另起新例，以展现民国时代与帝制时代的不同，纪事本末体可以很好地展现民国的巨变，因此被沙元炳定为民国志的主要体例。

事实上，当时的方志学界对民国国体政体的变迁有着敏锐的察觉，他们将自我的感情融入于方志的编纂中，传达着他们对于民主和时事的看法，如金鉽便说：“自鼎革以来，国体久更，文化日进，政教礼俗，时各异宜，典章文物，道无不变。”[20]赵镜源也认为从清朝到民国乃是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它不但“结吾国数千年帝王专制之局”，而且“开今日民主政体之始基”[21]，赵氏对如何记载这段纷繁复杂的历史束手无策，困惑不已，而当看到民国志的纪事本末体例后，非常高兴，认为它很好地将时代巨变记载了下来。重新制定民国方志的体例，成为当时方志学者不约而同的共识，如民国 2年（1913）纂的《隆安县志》说“民国方新”，于是“应增者增之，应改者改之”[22]，重新制定了体例；民国 26年（1937）的《莘 县 志》亦 云：“民 国成立以来，百度更新，旧志格局自难适合。”[23]

〔民国〕《如皋县志》序

除了确立纪事本末体例，沙元炳在其他方面也颇有发明。在纂修民国志之前，沙元炳先综合分析了历代《如皋县志》，他以〔嘉庆〕《如皋县志》为底本，加之以家藏的万历、乾隆时期修纂的《如皋县志》为参校，通过校对，沙元炳发现〔嘉庆〕《如皋县志》“所刊落者不少”，且“自嘉庆以下三志，辞费尤多”。沙元炳想要解决这些问题，便在历代志书中寻找适宜的体例，最终他发觉宋代〔宝应〕《会稽志》的体例最为合适，“于是议仿宋人〔宝应〕《会稽志》例，自明万历志始，迄清同治志止，汇次群籍，补遗纠谬，其同治后事益以志局征访稿，勒成一书，名曰《如皋县志》”。在沙元炳看来，传统的方志纂修一直存在着一个问题，即新的志书修成之后，旧的志书就被遗弃了，“沙君谓近儒会稽章氏、阳湖孙氏、仪征阮氏皆言修志通弊，新志成而旧志亡”，因此他主张重修地方志时，只需要接着上本志书的内容继续编纂，而不是重新把所有的内容纂写一遍，这样就可以达到保存旧志书和搜集新资料的两重效果了，“后有作者，第宜赓续，无取改为”。沙元炳参照明代樊维城所编的《盐邑志林》体例，在卷尾附有文征、诗征，“又仿明人《盐邑志林》例，以旧存乡贤遗著，别刊副墨，名曰文征、诗征，与县志并行其后”[24]。“文征”“诗征”之说，源自康海的《武功县志》，该方法就是将方志原有的《艺文志》独立出来，编纂成文征、诗征等类目附在卷末，这种体例得到了很多方志学者的认可，如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在《湖北文征序》中就认为艺文与方志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体，不宜放在一起，“凡合之而两伤，知离之而得双美矣”[25]。

沙元炳对〔民国〕《如皋县志》的体例花费了大量的心思。他根据民国的现实情况，综合分析不同方志体例的优劣，最终选出了纪事本末体以及文征体，将自己对方志的认识贯彻于民国志的编纂之中，最终成书 20卷，很好地保存了乡邦文献，记录清末民初时期如皋县的变迁。

三、沙元炳的方志认知

传统时代的方志观念主要集中在学者为方志所作的序言之中，而沙元炳的方志观，主要潜藏在民国志的编纂内容以及他的《志颐堂诗文集》中。沙元炳在继承传统方志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最新知识，建构了他对方志的认识和理解。

传统中国的方志学一直认为方志具有“存史、教化、育人”的功能，沙元炳继承了传统方志学理论，以为方志上可以成为国史的补充，让一地更好地融入于国家之中，下可以引导民风民俗的发展，让顽夫廉而懦夫有志，他在《请设志书局启》中就说道：“窃维县之有志，上以备国史之要删，下以击一邦之风教。”[26]当天下所有的郡县都成为国史的备选时，也就意味着各个地域藉由国史凝聚成为了一个共同体。

沙元炳深受晚清实学思想的影响，其方志理论有着明显的求真求实底色。他辞官归家后，注重实业救国，尤其是在创办教育时，更是将实用视为首要目标，“沙元炳外仿日本师范办学模式，内承胡安定‘明体达用’教学思想，以‘贵全’为教育宗旨，以‘沉笃醇和’为校风，以‘真实’为校训”[27]。在编纂人物志时，沙元炳十分谨慎，以为人逝后才能够盖棺定论，才能达到实录效果，因此主张不记载在世之人，“惟生存者一概不录，匪特远嫌，实准公例”。又《编纂崖略》说：“旧志各篇悉弁以小序，兹因未有发明本旨，姑从阙省。”[28]在沙元炳看来，方志编纂要以干净利落为主，有所发明则增添，无所发明则从省。实事求是的态度也贯穿于沙元炳的治学之中，《志颐堂诗文集》还收录了沙元炳的《沙侯封国考实》《如皋疆域考》两篇考证文章，前者对古代沙侯的分封时间和地域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后者对如皋的疆域进行了精细的探究，二者资料翔实，逻辑清晰，足见扎实的实学功底。沙氏将这种考证之功用在方志之中，令其所纂内容极具特色，《编纂崖略》特意指出沙元炳对如皋沿革考索的细致，“沿革所以昄章土宇，此考暨表较前尤为详，稿乃沙总纂元炳遗稿，特为标明”[29]。

在继承实学学问的同时，沙元炳还吸收了最新的科技知识来编纂方志。沙氏在绘制地图时，采用的是经纬度绘图法，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大的创制。传统方志绘制地图时，常见的方法是开方绘图法。开方之法指的是在绘图时先在图上画好方格，用方格的边长来代表现实的距离，再依照方格来绘制地图，故又名计里开方、计里画方。沙元炳在绘制《如皋县全境分区图》时，舍弃了开方之法，采用了更为科学的经纬度之法，并且以各种符号注明了如皋县境内河流等不同标志景观。不仅如此，民国志绘制的地图还有一个特色，即用线条的粗细来表明主干道路与支干道路，这展现了沙元炳良好的地图学修养。《皇朝续文献通考》曾载，清政府要疏通运河，需要派人前往勘察地势时，当时谘议局公推沙元炳为测量局局长，“谘议局公推在籍翰林院编修沙元炳为测量局长，拟俟该绅测勘完竣，绘具图说呈复”。[30]从这里可以看出沙元炳对新知识的探索以及绘图方面的成就得到了当时士人的共同认可。王剑莹也指出沙元炳深受西学东渐的影响，非常注意吸收西方的学术成果，“沙元炳注意运用近代的科学成果，如使用近代测试仪器设备进行实地测量图绘，运用近代数理计量的方法和近代科技知识，进行计量、图绘和记载”[31]，沙元炳将最新的科学知识运用在方志编纂中，令其地图的绘制达到了更为精准的效果。

〔民国〕《如皋县志》上使用经纬度之法绘制的《如皋县全境分区图》

清末民不聊生的困苦，令沙氏在编纂方志时极为注意民生问题。沙元炳指出水利关乎农业生产，与百姓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在记载之时，沙氏以为只有为人所瞩目的、实实在在造福如皋人民的水利设施，才能够进入志书，“今有郑白，其人则民所属望矣”[32]。又如对于记载人物，民国志虽然不主张记载在世之人，然倘若一个人有乐善扶义、帮助百姓的事迹，也是可以破格进入方志的，“其有乐善扶义，仅因事附见姓名者，亦不为溢美之辞”，这些都鲜明反映了沙元炳编纂方志时的民生观念。

坚持着实事求是和严谨审慎修纂态度的沙元炳，其方志理论得到了当时学者的高度认可。沙氏积极参与方志的纂修过程，如对于艺文志的修纂，沙氏全程参与，“《艺文志》陈分纂，元炳经撰，嗣金总纂鉽编补辑成，沙总纂元炳先后均参论之。沿用乾隆志例，以经史子集为纲，并依《四库总目》详析子目”[33]。金鉽指出沙元炳对于民国志的纂修非常完善，他能够做的仅仅只是旁枝末节的收尾工作，“仅能小有删翼，注明某文在某本”，金鉽自言自己所做的工作，“愧皆不足以阐发沙君著书之要旨也”[34]。杨体仁在《〔宣统〕泰兴县志续序》中则对沙元炳的方志理论极尽称赞，“尤所心折，眷眷无或忘者，则如皋沙先生健庵也。若得健庵一言，则吾所惨淡经营，商量邃密之处，必能穷其所至，而揭其深微祢衡之文，必能洞黄祖之腹也”[35]，以为沙元炳的方志理论系统完善，严谨审慎，如果能够由沙氏翻阅《泰兴县志》，指出体例与内容方面的缺陷，《泰兴县志》将会更为完善，杨氏之言，代表了南通一带知识阶层对于沙元炳方志理论的敬重。

民国志的修纂历经曲折，先后更换了数批人，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人物就是沙元炳。沙元炳治学严谨，“君于四部图籍靡不浏览，每卷手自点勘，或用别纸识释，积久成帙”[36]，这种严谨贯穿于方志修纂之中，就成了实事求是的修纂态度，就成了纪事本末的体例，也让〔民国〕《如皋县志》成为后世的一部名志。

＊基金项目：2021年南昌师范学院校级科研项目（21YYWZ3）

（作者简介：王志强，南昌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浙江大学文学博士。）

参考文献与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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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世昌,辑.晚晴移诗汇:卷一百七十八沙元炳[M].民国18年刻本,1929:6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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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许树枌.如皋县志:序[M]//如皋县志.民国28年铅印本,1939:5.

[13][14][28][29][32][33]陈其嘉.编纂崖略[M]//如皋县志.民国28年铅印本,1939:6-8.

[15][16][21]赵镜源.如皋县志:序[M]//如皋县志.民国28年铅印本,1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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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沙元炳.丰利场公立两等小学校校长纪念碑[M]//志颐堂诗文集:卷文中.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265.

[22]刘振西,等.隆安县志[M].民国23年铅印本,1934:6.

[23]王嘉猷修,严绥之纂.莘县志:卷首凡例[M].民国26年铅印本,1937:13.

[24]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03.

[27]徐建平,陈钟石.胡瑗:北宋大儒一代宗师[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2:126.

[32]刘锦藻.皇朝续文献通考[M].光绪三十一年铅印本,1905:242.

[33]王剑莹,陈祥伟.从沙元炳的诗文看西学东渐——以如皋为例看地方近代化进程[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

会科学学报,2017(4).

[35]王元章修,金鉽纂.宣统泰兴县志续:卷首序[M].民国22年刻本,1933:7.

[36]沙元炳.志颐堂诗文集:卷首序[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