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丁国强，湖州市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湖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中国是茶的故乡，是茶的原产地。茶为国饮，中国人对于茶，上至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下至挑夫贩卒、平民百姓，无不以茶为好。普罗大众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文人雅士生活七件宝“琴棋书画诗酒茶”，说明茶已深深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了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湖州产茶历史悠久。在湖州市郊弁南一座东汉墓葬中出土的一只刻有“荼”字的青瓷瓮，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专用茶器具，距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表明早在东汉时期，湖州已经生产茶叶，就有饮茶的习俗。这是过硬的实物佐证，可见湖州一带的茶产业在汉代已发展到了一定水平。

脍炙人口的三国吴乌程候孙皓“以茶代酒”、晋代吴兴太守陆纳“以茶待客”和南北朝武康小山寺释法瑶“饮茶长寿”（活到七十九岁，这在当时已算高寿。他长寿的秘诀就是平时吃了饭喝喝茶）等发生在湖州历史上的茶事典故，都被陆羽收入《茶经》，这些史实证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湖州茶叶的生产和饮用已很广泛。

南朝宋山谦之《吴兴记》载：“乌程县西北二十里有温山，出御荈。”有学者认为，温山出御荈可以上溯到三国吴孙皓被封为乌程侯的时代（吴觉农《茶经述评》），那时的温山，已有专门生产贡茶的御茶园。这是浙江贡茶史上最早记载的贡茶，也是有文字记载的中国最早的贡茶之一。

温山御荈作为皇室御用贡品和士大夫阶层的待客珍品，我们有理由相信，孙皓宴请韦曜“以茶代酒”和晋代吴兴太守陆纳“以茶待客”所用之茶很可能就是温山御荈。南北朝武康小山寺释法瑶“饭所饮茶”的茶也一定是当地所产。因为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于是在寺院庙旁的山谷间普遍种茶。

隋朝历史很短，仅经历了三十八年，有关茶的记载极少，但隋代使分裂的中国归于统一，并开凿了沟通南北的大运河，为唐代经济、文化以及茶叶生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代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对饮茶的重视和嗜好，直接推动了茶业经济的兴起。据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载：唐开元中，即公元713—741年间，饮茶已“穷日尽夜，殆成风俗。”湖州在唐代已盛产茶叶，与江西浮梁（今江西景德镇）同为全国著名茶叶贸易中心。

经陆羽品第，唐代湖州的紫笋茶声名雀起，身价百倍。湖州紫笋，历史上产于长兴顾渚山，所以亦称顾渚紫笋。“紫笋”茶一名，也由陆羽《茶经》中的“紫者上”、“笋者上”而得名。由于湖州紫笋茶，叶芽显紫，新梢如笋，品质特佳，得到唐代宗和皇室的喜爱，成为当时主要的贡茶。大历五年(770)始，在长兴顾渚山麓专门设置贡茶院，开始时规模并不大，仅有草舍三十间。随着贡茶数量逐年增大，贡茶院的任务越来越重。贞元十七年(801)刺史李词改以吉祥寺为贡茶院，后生产规模非常庞大。史料记载，当时，顾渚山谷制茶工匠有千余人，最多时役工有三万人，累月方毕。最盛的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年)，进贡紫笋茶数额高达一万八千四百余斤，贡茶之多为全国之冠。

湖州紫笋是我国最早享有盛誉的贡茶，进贡长达七个朝代900余年，在贡茶史上可谓为源远流长，久负盛名。

历任湖州剌史为了监制贡茶，每年立春就要进山，直至谷雨后完成监制任务才离开茶山回湖州。监制贡茶不力的刺史要被罢官问责，大和九年(835)任湖州刺史的裴充，就因监制贡茶不力而罢官。因此，历任湖州地方长官在监制贡茶时，都是全力以赴，倍加小心。史载有二十八位唐刺史在顾渚山修贡，贡茶院的厅堂上留着他们的题名。湖州刺史贡茶事迹，可考者不多。历史有记载的，唐朝湖州刺史亲至顾渚山监制贡茶的有九人：大历七年(772)颜真卿、建中二年(781)袁高、贞元七年(791)于頔、贞元十六年(800)李词、长庆三年(823)崔元亮、大和九年(835)裴充、开成三年(838)杨汉公、会昌元年(841)张文规、大中四年(850)杜牧。据湖州德清籍学者胡耀飞博士考证，最后一位修贡的湖州刺史是唐末的杜孺休，时间大约在公元879年。这么算来，唐代顾渚紫笋茶贡前后历一百年之久。

唐中期以后，紫笋贡茶业的发展，影响和带动了周围地区茶业的发展，使这一地区人工植茶的面积较先前大为增加，出现了茶叶专门种植区和以茶为业的职业茶农，以及为数不少的私人茶园。造成植茶面积扩大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贡额的逐年增加，不得不每年扩种；另一方面是顾渚茶闻名天下后，吸引了大批文人、地主庄园种茶。晚唐陆龟蒙在长城县顾渚山下，建立了私人茶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主士大夫的私人茶园大量出现，与这一地区贡茶的发展，制作加工技术的提高不无关系。

唐朝中期以前，长兴顾渚汇入太湖河道口的出水口——水口，这里还是一片荒原，至唐后期，由于到顾渚采办贡茶和买卖茶叶的船只停泊于此，水口逐渐形成为“草市”，成为茶叶的专卖市场。草市在山脚下，旁有河流可通，便于茶叶运输，市中还有酒楼茶肆，各色人员众多。杜牧为湖州刺史时，曾亲自到茶山监督贡茶生产，有诗描述水口草市。茶叶的生产、运输和销售，使得长兴一些原本的穷乡僻壤也繁荣和富裕了起来。同时茶叶贸易对沿途社会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显著影响，对推进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两宋时期，湖州的茶叶生产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每年的产茶时间明显推迟，贡茶的数量开始下降，甚至数度停贡。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天气逐渐转入寒冷期，影响了茶叶生产。据史料记载，自晚唐始，我国江南一带开始进入寒冷期。到宋代，平均气温比盛唐时期低2至3摄氏度，腊月时节，整个太湖结成厚冰，冰面可行车马。受严寒影响，湖州境内的许多茶树或被冻死，或因天寒而推迟萌芽，影响了采茶的季节。为确保茶叶在清明节前按时上贡朝廷，湖州官民想了许多办法，或在茶地旁烧火加温，或组织人员敲锣打鼓，喊山催茶。但人在大自然面前的作用毕竟有限，中国的产茶中心逐渐由湖州向气候较温暖的福建转移，已是难以挽回的必然。

两宋时期朝廷上下奢侈成风，穷极讲究，也是造成贡茶南移的重要原因。为迎合皇帝及其官员的喜好，福建一带在蔡襄等一众高官重臣的指导下，所贡饼茶雕龙塑凤、极其精美。与花样翻新的福建茶比，湖州的茶叶在形状与颜色上均不能比肩，遭到朝廷冷落，也是自然之事。

宋代湖州出产的茶叶，虽然不再为朝廷所重，却受到了广大民众的喜爱。而且，随着宋代饮茶风尚的形成，茶叶海外贸易的扩大，茶叶需求量的急剧增加，湖州茶叶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产量也不断增长。据宋《天池记》载：莫干山区，“土人以茶为业，隙地皆种茶。”

史实说明，在宋朝贡焙更移福建以后，长兴顾渚一带，很快就转换成了以生产“散茶”为主的格局。其在散茶制作技术上，尤较其他各地要高出一筹。

元代湖州地区的茶业，除散茶保持继续发展外，最突出的是末茶也著名起来。末茶和散茶是在北宋以后同时开始兴盛起来的，但宋朝湖州地区的末茶还不甚出名。至元朝时，宫廷和贵族所饮用的“金字茶”，就是“东南湖州造进”的末茶。为此，元朝还曾在唐代顾渚贡茶院旧址专门设立了“磨茶所”。

元代湖州名茶有“玉磨茶”（用上等紫笋五十斤，筛筒净，苏门炒米五十斤，筛筒净，一同拌和匀，入玉磨内，磨之成茶），金字末茶和紫笋芽茶。金字末茶和紫笋芽茶仍然要上贡。元代长兴岁贡金字末茶2000斤，并同时荐紫笋新芽茶90斤，乃湖州茶之上品。（参见（元）忽思慧撰《饮膳正要》卷二）

据《元史》记载，元代设立“常湖等处茶园都提举司”，设在湖州，“都提举司”有7个提领所。乌程、武康、德清、长兴、安吉、归安均设茶园提领所，拥有采茶、制茶工23000户以上（参见《元史》卷八十七·志第三十七《百官三》）。

明、清时期，大部分时间社会相对安定，湖州的经济发展迅速，商品丰富，市场兴盛。在长兴、武康、安吉、孝丰以及乌程西部一带的山区和丘陵地区，茶叶已成为当地百姓的一大生计。同时,明末清初时期，也是我国茶叶开始传播至世界各地的重要年代。

明初，因战争中“以茶易马”之需，贡茶的数额巨大。此后，随着战争的逐步平息，以及朱元璋对茶叶要求的变化，湖州的贡茶数额大为减少。

到了清代，据史料记载：顺治、康熙时湖州府仍在贡茶，但数量较少，仅几十斤。《清会典·茶课》中记载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湖州府贡茶数量为32斤。

湖州贡茶自三国“温山御荈”开始，断断续续，直至清康熙时止，前后共延续了一千四百多年，足见贡茶历史之悠久。由于贡茶对茶叶质量有严格要求，从而也促进了湖州地区茶叶品质的提升、品种的创新和制茶工艺的精益求精。

明清时期，除贡茶外，湖州所产之茶叶，区域广泛，品种丰富。长兴多地产好茶，全年的茶叶产量在10万斤以上。在湖州安吉、孝丰两县山乡，老百姓更以茶为恒产。在武康，明清时候有野茶、山茶、地茶、雨前、梅尖等不同品种茶。在乌程县境内，除温山茶、道场霁云茶外，还有弁山碧云茶、杼山野茶等。茶叶成为湖州人民的一种生活必需品，并在市场上有序流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继温山御荈和顾渚紫笋之后，产于湖州市长兴县最西北白岘乡的一种新的茶叶品种——罗岕茶迅速崛起，风靡全国，受到当时文人和广大茶叶爱好者的青睐，成为一枝独秀的江南名茶，时尚生活的消费精品，甚至成为一代文人的精神寄托。

民国初期，由于我国茶叶外销市场的打开，湖州的茶叶生产也有所发展。由于期间战乱不断，茶叶产销前兴后衰，茶叶产量时起时落，徘徊不前。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湖州大片茶区沦陷，茶市萧条，茶园荒芜，茶叶生产一落千丈。

新中国建立以来，通过改造提高旧茶园，大力开辟新茶园，加上各种科学技术在茶叶生产中的推广应用，湖州的茶叶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近年来，湖州推动茶叶全产业链发展，取得了可喜成绩。一批批历史名茶重放异彩，一批批新创名茶争奇斗艳，其中尤以安吉白茶、顾渚紫笋、莫干黄芽为湖州“品茗三绝”。

截止2023年底，湖州全市拥有茶园面积43.25万亩，产量1.28万吨，总产值62.03亿元。全市有41个乡镇产茶，茶农有2.9万户。茶叶总产值和亩均产值连续9年都位居浙江全省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