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文化中大量珍贵典籍版本遭受劫难、流布海外。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抗战炮火下中华典籍饱经战乱，中国共产党没有将古籍束之高阁，一直在“用好”“护好”古籍上下功夫，展现出中华民族坚韧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长征途中，红军开始积极收集沿途史志文献。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潜心攻读马列主义著作的同时，还认真研读历史典籍。1941年8月，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时，明确要求“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传承中华文脉的同时，还积极开展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出版《列宁选集》《毛泽东论文集》等，努力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提供了“金种子”。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盛世修文的新起点，党中央把文献整理作为一项基础性文化工程，先后出台《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实施中华大典工程、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投入大量资金，对《资治通鉴》《永乐大典》等一系列大型古籍进行修复、校注、出版、影印、翻译、缩微复制，使一批珍贵古籍版本得到保护。自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历史性实践，是百年党史的历史见证、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具象文化载体，十分清晰地印证了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革命年代最艰难的时刻，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举步维艰的阶段，始终有意愿、有能力保护好、利用好文史典籍资料，不断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积淀中汲取历史智慧的精华养分，为盛世修文聚集最大限度契合时代诉求的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