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粤老字号5】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文艺 黄宙辉 通讯员 唐盛

坐落在广州越秀区朝天路上的艳芳照相馆（以下简称“艳芳”），是广州一家名闻遐迩的老字号照相馆，始创于1912年，至今已经有109年的历史。

20世纪的“艳芳”，曾引领粤港两地的摄影潮流，风头一时无两。诸多名人如孙中山、鲁迅、李济深等，都曾到这里留影。新中国成立后，“艳芳”也曾为毛泽东、叶剑英、陶铸、罗瑞卿等领导人拍过集体照；更为岭南的老百姓记录下众多温馨的场景、幸福的瞬间。

它以记录者的身份，用一张张胶卷底片，让20世纪的粤港历史风云和“老广”生活图景得到定格。但随着数码科技和互联网的发展，传统的老式照相馆受到很大冲击，幸存的“艳芳”在坚守传统的同时，也在尽力转型，希望能延续这一段独特的城市文化记忆。

上世纪70年代位于中山五路的艳芳照相馆 艳芳照相馆供图

名人如织 立此存照

“艳芳”的成长史，见证着粤港百年来的风云变幻。

109年前，“艳芳”在热闹繁华的广州惠爱中路（现中山五路）正式开业，最初取名为“省港艳芳照相馆”。凭借先进的摄影、冲晒技艺，“艳芳”声名鹊起，为当时许多风云人物、名流志士之首选，出色地演绎了自己的时代角色。

20世纪二十年代，广州是民主革命策源地。在此期间，“艳芳”拍摄了大量具有历史价值的纪实照片，最著名的莫过于1923年8月11日，孙中山、宋庆龄在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上纪念“广州蒙难一周年”，邀请“艳芳”的师傅到舰上为孙先生夫妇及一众官兵拍摄集体照，以作留念。在拍照的前一年，陈炯明发动武装叛变，孙中山正是在永丰舰上指挥海军官兵进行讨伐。而一年后，“艳芳”为这一历史事件留下了生动的注脚。

孙中山、宋庆龄在永丰舰上 （资料照片）

1927年，鲁迅先生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曾与夫人许广平，以及好友蒋径三一起到“艳芳”拍过照。“九月十一日，晴，下午蒋径三来，通往艳芳照相，并邀广平。”《鲁迅日记》中对这张照片的由来留下了文字记录。照片中，鲁迅先生身着长衫，脸颊瘦削，闲适地坐在椅子上并目视前方；齐耳短发的许广平站在他身后；在许广平的右侧则是好友蒋径三。这张照片经过复制后仍挂在“艳芳”的厅堂，成为该照相馆的“名片”。在鲁迅博物馆的《鲁迅影集》《鲁迅画传》里，我们也可看到这幅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摄影作品。

1927年鲁迅与夫人许广平，以及好友蒋径三在艳芳照相馆合影 艳芳照相馆供图

同年，“艳芳”负责外影的刘校才师傅在广州起义时曾于广州市公安局旧址拍摄“广州苏维埃成立大会”的照片。

李济深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曾主持粤政，也常到“艳芳”拍摄照片。他曾赠“艳芳”一条幅：“其如视诸斯乎。”这句化用自《论语》的话，也是用来形容“艳芳”留影的清晰、便捷。此条幅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还一直挂在“艳芳”二楼的厅堂。

大革命时期，《广州民国日报》特邀“艳芳”的师傅为其拍摄了许多重要新闻照片，如《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摄影》《粤人反日出兵示威大巡行》《国民政府欢宴华侨参观团》《孙夫人出席代表大会》《三十万民众庆祝双十与扩大反英示威大巡行情形》《中央省市三党部委员纪念总理诞日摄影》等，记录那个风云变幻、激情澎湃的年代。

为此，《广州民国日报》于1926年2月18日至22日连续五天，在该报显著版面刊出“赠像志谢”函，对“艳芳”赞誉有加：“艳芳照相馆研究影像精益求精，以故近来营业情形发达，凡本市各机关或团体摄影，多由该馆承办……”

百姓口碑 集体记忆

1956年公私合营后，“艳芳”成为国有企业。它的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从过去单一拍摄黑白人像相，发展为能同时拍摄彩色和黑白人像相、团体相，并承制产品广告、展览图片、舞台剧照等业务的一家大型综合照相馆。

团体相仍然是“艳芳”的绝活，几十年来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经过历代摄影师的精心钻研，“艳芳”拍出的团体相片讲究排列整齐、用光均匀柔和，背景洁净、影像清晰。因此，广州市逢有重要的大型团体相拍摄，大都乐意找“艳芳”拍照。广州解放后，“艳芳”曾先后为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核心人物拍过集体照。

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艳芳”以补偿贸易的方式，最早引进美国柯达公司全套彩色自动冲印设备，是全国第一家实现以彩色冲印技术更新换代的照相馆。随后，全国各省照相行业派出代表前来参观学习，“艳芳”也先后派出师傅到青岛、杭州、北京、茂名、深圳等地作彩色制作讲授和培训。

由于这套设备是以补偿贸易方式进口的，最开始并不对本地居民开放。于是，人们千方百计托香港、澳门的亲朋好友买券，凭券来“艳芳”冲晒彩色照。在上世纪80年代最鼎盛时，“艳芳”聘请的员工超过百人之多，顾客到店还需要取号排队。随着业务量的增加，“艳芳”还开设了“雄志”“美景”“明苑”“广州”“红光”五家分店。

“艳芳”的口碑在广州街坊中是首屈一指。每逢家族的重要纪念日、聚会日等特殊场合，携家带口前往郑重地留下一帧照片作为纪念，也是羊城百姓的“集体记忆”。

时移世易 辗转求生

“艳芳”发展的转折点是在1995年。因兴建地铁一号线，中山五路进行拆建，“艳芳”迁到光塔路。自1989年起便在“艳芳”工作的黄耀辉感到很惋惜：“搬到光塔路后，基本上没人认识‘艳芳’了。”客源大幅减少，员工从原来的百余人骤减至60多人。

巨大的经营压力下，“艳芳”再次寻找合适的经营地址。2000年，“艳芳”搬迁到朝天路，并用全部的搬迁补偿款买下了现在的五层骑楼式建筑。然而，同年10月，国企开始转制。“本来‘艳芳’有地盘、有技术，什么都不愁，但是转制后要按市场价去承租，此外集体经营也承担了很多风险。”黄耀辉见证了转制对“艳芳”的影响，第二次搬迁后生意虽有起色，却难以回到早期在中山五路时的风光。

除了搬迁的影响外，随着数码摄影技术的快速发展，摄影行业的门槛不断降低，便利的小型数码照相馆出现在街头巷尾，让传统的老式照相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渐被边缘化。同样走上转制道路的“雄志”“美景”等照相馆几年后相继关门。

怀旧风起 后生慕名

到了新世纪，百年老字号“艳芳”依旧选择坚持传统，其经营项目以集体照、黑白照、数码照为主。其中，黑白照一直是“艳芳”的特色。店里的那台老式柯达相机从上世纪一直“工作”到现在，手工冲洗技术也在“艳芳”得到保留。

店里的老师傅告诉记者，一张黑白照，从拍好到取相往往要等上5天。其间全是手工冲晒，要经过摄影、冲片、修底片、晒片、修相、裁裱等六道工序。“实际上，保留有这样的技术的照相馆，整个广州也仅剩‘艳芳’一家了。”黄耀辉说。

近年来，随着“怀旧风”的兴起，以及微博、抖音、小红书等互联网的传播，有不少年轻人慕名前来“艳芳”体验这种上一辈的时尚——拍一次黑白照，“艳芳”还会配合提供上世纪风格的服装和道具。“艳芳”也新晋为广州市的打卡网红照相馆。在采访期间，一对来自湖南长沙的小情侣前来拍摄黑白怀旧照。他们说是从小红书上看到“艳芳”的相关介绍，于是趁着到广州旅游，来“艳芳”体验一番。

“集体照、黑白照、数码照这三项大概各占经营额的三分之一。”作为“艳芳”目前主要负责人，黄耀辉感到压力不小，“市场竞争越来越大，现在我们也只能勉强维持日常开支。”

今日的“艳芳”，怀旧的陈设让人恍然穿越到上世纪，在二楼黑白照拍摄处，甚至没有安装空调，只有几台风扇在转着。

百年老字号“艳芳”路在何方？今年9月22日，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振兴市属国有企业老字号的若干措施》，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国有企业老字号改革创新发展的23条措施，鼓励市属国企对所拥有的老字号逐一分析研究，制定并实施改革发展方案。希望“艳芳”能结合政策利好与自身的优良传统，在新的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访谈】

老字号的“特色经营”

西元（摄影史学者、中国摄影金像奖得主、原广东省摄影家协会理论部主任）

羊城晚报：以“艳芳”为代表的生活服务类老字号企业，对于我们的城市来说有何意义？

西元：辛亥革命后，艳芳照相馆于1912年在香港皇后大道中创办。稍后，在广州惠爱中路（现中山五路）设广州“艳芳”分店，时称“省港艳芳照相店”，在穗港澳和海外侨胞中享有盛誉。

1839年世界摄影术公布以来，影像正日趋与文字并驾齐驱，共构着人类近代以来的历史档案。老照片总指向历史、时代、社会、集体、家庭、个人，是社会变迁与精神成长的记忆载体。

城市记忆主要是由生活记忆与文化记忆构成的。以艳芳照相馆为代表的生活服务类老字号企业，兼具着上述两个方面，早已融入羊城的精神血脉之中。

羊城晚报：在市场竞争方面，“艳芳”这类传统老式照相馆有怎样的优势与劣势？

西元：优势方面，传统老式照相馆如艳芳照相馆是“中华老字号”，也是广东最长寿的照相馆，享有口口相传的历史名号及吸引人的历史故事，这都是不可逾越的高峰。

劣势方面，主要体现在“艳芳”不如后来者那样能及时满足市场需要的专门化、便利化——比如说婚纱店在化妆、服饰、布景、外拍方面就更加专业化，小型私营证件照店为方便客户取件甚至全年营业，并且每天服务到很晚。如何扬长避短，是老字号面临的重要问题。

羊城晚报：那艳芳照相馆应如何着手转型？

西元：“转型”主要指结构形态、运转模型、思想观念的根本性转变。转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生存与发展，而重要条件在于“品牌”与“经营”。

老字号本身已具备“品牌”，要极其珍视自己的历史和品牌，在文化挖掘上下点功夫，并同当代的审美需求相结合。我的建议是应在品牌的基础上做好“特色经营”，在照片拍摄、生成、储存的生产线上做出某个环节的拳头产品。当今，智能手机普及，人人都已成拍摄者，数字影像生成已高度自动化。而“艳芳”或可在“储存”环节寻找突破。人们每天都可拍摄，生成无数数码照片，但始终存在做物化照片作为家庭摆设的市场需求，比如考虑制作高铅玻璃（即人造水晶）材质装裱的肖像等。总之，“艳芳”们始终要以市场目的牵引进行转型。

【延伸】

广东拥有众多“中国摄影之最”

今天人人都会用手机拍摄照片，其实“摄影”一词就出自广东，而且广东还拥有诸多“中国摄影之最”。

1839年8月19日，法国向全世界公布达盖尔银版摄影术，标志着世界摄影术的诞生。仅仅2个月后，澳门的英文报纸《广州报》，就转载了关于达盖尔银版摄影的报道。

清朝政府实施闭关锁国政策、广州在中外关系中“一口通商”的最后数年，摄影术传入中国，首先在广东登陆。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期间，来华参战的英国军官经由广东将照相器材带入中国。1844年，摄影在广东“一花开三叶”：法国海关官员埃及尔在参与签订《中法黄埔条约》期间，就在澳门和广州等地摄制了世界上最早的中国影像，其中包括中国最早的人像《两广总督耆英》和《澳门妈阁庙》《广州十三行的欧洲商馆区》等。

广东省城广州十三行同文街，诞生了迄今有文字确切记载的中国最早的照相馆：年轻的美国旅行家小奥斯蒙德·蒂芙尼在《广州华人或侨居天朝的美国人》一书中记载，彼时广州的有些老年人“以为照相馆的主人简直就是魔术师”！

清代，又是广东佛山南海人邹伯奇创制了中国的首部照相机，并撰写世界上最早的中文摄影文献，继而融通中西制成感光湿版和显定影的化学制剂拍摄出系列人物、风景、花卉玻版照片，更前瞻性地首创对应于英文词汇Photography的标准化中文词语“摄影”。

1840-1860年代，以中国传统港口城市和近代通商口岸城市广州及其外港香港和澳门为核心圈，穗港澳三城形成了中国摄影史上最早的摄影中心。

《羊城晚报》2021年10月22日“岭南文史”版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