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逄春阶

我的“观星”专栏十八年前开设时，主要是观演艺明星，后来扩大到体育明星、文化明星、学术明星等。杂志可不可以观一观呢？我想到了创刊70年的《文史哲》。这绝对是耀眼的学术期刊明星。

我曾自费订阅《文史哲》十几年，杂志创刊65周年时，编辑部还奖给我一本精致合订本。

《文史哲》的光泽，是几代编辑人员守正创新、薪火相传滋润、打磨出来的。

60多年前，山大学子李希凡和蓝翎在《文史哲》上发表文章，向红学家俞平伯提出挑战，受到毛泽东的肯定，被誉为敢于向“大人物”开火的“小人物”。我有幸采访过已成为著名红学家的李希凡先生。“小人物”不小，格局不小，境界不低，因为他在乎小人物，在乎小问题，在乎小细节。我对李先生的专访《“揭秘热”让我感到悲哀——答记者问》收到了《李希凡文集》中。我还收到了他专门给我这个“小人物”寄来的那本文集，让我很感动。

《文史哲》的首任社长是华岗，副社长是陆侃如、吴富恒。华岗、陆侃如二位先生就不用多说了，他们倡导“理愈辩愈明”理念，开风气之先。单说吴富恒先生，“文革”结束后，为恢复《文史哲》，吴先生奔走各方、筹集经费、寻找更多援手，他自任编委会主任，亲自筹划、审稿，使得《文史哲》再度闪光在学术前沿。我没发现吴富恒为《文史哲》奔走的细节，但我听过他为另一本杂志操心的故事。

9年前的7月2日，我在山东大学采访了刘大钧先生，刘教授讲了一个为办杂志筹钱的故事。“我是典型的书呆子，办《周易研究》杂志，没钱，想让某出版社帮着印。我跟吴富恒校长说了一下，吴校长爽快地答应了，我们一起去那家出版社。吴校长一说明来意，人家就开始讲自己的困难，我们听着，恨不得身上有几块钱掏出来再给人家留下，更不要说跟人家要钱了。人家讲得这么困难，吴校长非常认真地听着，点着头。讲完了以后，吴校长最后说，咱们都有困难，一起克服吧。出来以后我对吴校长说，我真没想到是这个结局。吴校长说，你一找我，我就知道是这个结局。我说，校长既然早知如此，那为什么还跟我去？吴校长动情地说：世上有很多事，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些事情明知道办不成也得去办，因为咱们做的是‘义举’，看上去很傻，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贤人之愚。这样的‘义举’并不是谁都有机会做的，今天你让我和你一起来，我就能和你一起做一件‘义举’，我很高兴。这样的事情要是做多了对我们的身体、家庭，对我们的各方面都有好处，这不就是《易经》上讲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嘛!”

吴富恒先生早年留学哈佛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用不到两年的时间拿到了硕士学位。他的美国朋友、恩师，甚至他的美国房东都劝他拿下博士学位。但他决心已下，1942年中止学业，毅然回国。有赤子之心，干什么都有股劲头。

筹钱的事儿给了刘大钧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办刊物的劲头更足了，只要做的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经学研究有意义的事，就一定坚持做下去。后来继续筹钱，把《周易研究》撑下来了，办成全国唯一的一份公开发行的《周易》研究杂志，这也是四书五经中唯一的专经研究刊物。

我想，正是以吴富恒先生为代表的《文史哲》编辑的“贤人之愚”，才成就了这本厚重的杂志。

我是个报人，不是学者、教授，为何还读《文史哲》呢？说句老实话,《文史哲》上有些文章，我是硬着头皮读的。但唯其难啃，才耐着性子捧起来。小说、诗歌、散文，对我来说，好比稀粥、面汤，属软性食品, 但像《论意义的意义》之类的哲学论文拿过来，有点儿似懂非懂，我能看懂一半。这些好比硬面火烧，属硬性食物，它嚼着费劲。这样的论文，初读糊涂，但绝非一无所获。相反，我却觉得他们激活了我那僵化的思维，无形中磨砺了我那思维的牙齿。由糊涂引发的惆怅和恍惚，充实了原本麻木的心灵。

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祝《文史哲》的光更亮。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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