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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路簿》：

中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的重要证据

”

2012年6月21日，国家民政部发布了一则公告——国务院批准撤销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办事处，设立地级三沙市，管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海域。

三沙市的设立，具有标志性意义。这是中国继浙江省舟山市之后的第二个以群岛为行政区划设立的地级市的城市，也是中国目前地理位置最南端的城市。设立三沙市，与中国认识、经营、开发、管理南海的深厚历史积淀密不可分。

三沙市的设立，有利于进一步加强我国对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海域的行政管理和开发建设，有利于进一步保护南海环境。

翻开记载这些历史过程的重要证据之一——《更路簿》，我们可以在这本航海针经的指引下，穿越历史的尘埃，看到勤劳的中国渔民认识、开发、管理海洋的漫长而艰辛的历程。

中国人用命换来的航海经

“哥伦布”？起初听到《更路簿》的名字时，脑海里的反应，是地理大发现的先驱者哥伦布。或许中国渔民没有哥伦布那般大名鼎鼎，但凭借骨子里的那股闯劲，中国渔民早在汉代就开始探索神秘莫测的南海了。他们以生命为线，用执著做针，将散落在南海深处、如同珍珠一般的岛礁找到、穿起，镶嵌在祖国浩渺的蓝色国土上。从此，中国人的足迹便深深烙印在这里，这是数百年风雨都无法抹去的历史。

《更路簿》又称《水路簿》、《南海更路经》等。《更路簿》的“更”为距离单位，“路”为航向，“簿”为册子，是渔民以文字或口头形式相传的、在南海海域开展航行和捕鱼活动的航海指南，对研究我国航海史、外贸史、南海开发史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那个没有精确的航海图标和卫星定位系统的久远年代，凡前往南海作业的中国渔船都必备两样东西：一是罗盘，二是《更路簿》。罗盘，渔船依靠它确定航行方向；《更路簿》，则记载了自家乡港口到南海各岛礁的详细情况。

“自大潭过东海，用乾巽使到十二更……”，这是《更路簿》中的一句话。“大潭”指琼海潭门港；“东海”即西沙海域；“乾巽”是航行角度；“更”，指路程，以后船不见前船桅杆谓之一更，风帆船约行五小时，航程大约十海里。简短一句话就标示清楚出发地、目的地、航向以及航程，作者对南海地理地貌了然于胸的功力果然了得。

南海海域复杂，气象多变，暗礁密布，是什么力量支撑海南渔民仅凭借简陋的航海装备，就去闯荡神秘海域？被誉为帆船时期渔民远洋必备的航海“秘籍”和“保护神”的《更路簿》，到底是怎样一本航海针经？《更路簿》的记录与流传又经历了怎样的艰辛？翻开这本古老的册子，隐约间，一队渔船缓缓映现在南海清晨升起的薄雾中，渐行渐远，仿佛要带领我们穿越历史，去解开现代人这一连串的问号……

在《更路簿》的发源地——海南省潭门镇，渔民早在几个世纪前就不在近海捕鱼了，而是选择下南洋。俗话说靠海吃海。渔民就是这样，明知道有风有浪有危险，但是为了生计也要冒险。

历史记载，这里的船队每年农历十一月至十二月乘东北风南下，先至西沙群岛，一些船留在当地生产，另一些船队再赴南沙群岛。经过冬春二季大约半年的时间，进行捕捞作业，然后带着打捞的各种珍稀海产品，至第二年的清明谷雨期间乘西南风北返。

潭门镇的船长都有记录自己航行轨迹的习惯，无论是否识字，船长都用自己的方法记录下航行中的点点滴滴。他们的航海记录本身就是《更路簿》的初稿。潭门镇九十多岁的老渔民王诗好就是凭借祖传的这本小簿子和罗盘，当了三十多年的水手，其中二十多年是船长。“不仅是西沙到南沙，整个海南岛周围的海面我都去过，包括琼州海峡。几月份水流是什么样，有多少暗沙，全知道，而且都写在我的簿子里面了。”

每个渔民都有权力把自己的经验添加到《更路簿》里。也就是说，《更路簿》没有定本，一直在不断修改和完善，从而成为一部详细记录西沙、南沙群岛的岛礁名称、特征、准确位置以及起航线、岛礁地貌和海浪、潮汐、风向、风暴等水文气象信息的航海针经。

在浩瀚的海洋面前，人类是渺小且脆弱的，幸有经验的记录与流传，让生命得以延续。这种约定俗成的记录，依靠的是海南渔民油然而生的使命感。

在那个全靠海风为动力的航海时代，一旦发生海难，那些记有航海经验的册子便会与生命一起被无情的海浪卷走。言简意赅地讲——《更路簿》，是渔民拿命换来的。

潭门镇石宛村南沙老渔民麦兴铣收藏的《麦氏家谱》中记载：“四十七世俞文次子声番妣王氏……考生卯辛年十月十九日未时去东海（西沙）卒，咸丰五年四月初五卜葬港门坡与俞昌公同矿。”

这部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乃至生命书写的《更路簿》，其准确性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有了航海地图的若干年之后，许多船长依然靠《更路簿》外加罗盘航海。直到20世纪50年代，《更路簿》才真正完成了它的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据考证，《更路簿》大致形成于明末清初。渔民手中流传的《更路簿》全部都是手抄本，现存的《更路簿》约成书于清代康熙末年，已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无论是哪种版本的手抄本，里面每一个字都一笔一画书写得认真工整，仿佛是一种仪式，在祭祀先辈。

如今，被发现的《更路簿》有十馀个版本的抄本，包括苏德柳《更路簿》、彭正楷《更路簿》、郁玉清《定罗经针位》、陈水芹《西南沙更簿》、林鸿锦《更路簿》、王国昌《顺风得利》、麦兴铣《注明东北海更路簿》、李根深《东海北海更路薄》、许洪福《更路簿》、卢洪兰《更路簿》、李魁茂《更路簿》、蒙全洲《去西南沙的水路簿》等。

在那个航海技术不发达的年代，中国渔民不惧惊涛骇浪，闯荡南海海域，用生命和智慧换取殷实的生活。

中国人自古经略南海的见证

在潭门镇街上，几家店铺叫卖着唐冠螺、凤尾螺、万宝螺、龙虾、海参、鲍鱼……这些在今天看来依旧珍贵的海产品，都与千里之外的南海有关，都与《更路簿》有关。

老船员苏承芬介绍自己是1948年上船，当时的目的地就是南洋。“行船南海，最大的收获就是海参和马蹄螺，在船上或者礁盘上晒干，再运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然后换煤油、布和轮胎回来。”说起航海的日子，老人滔滔不绝。

南海盛产海参、海龟、马蹄螺等稀有珍贵的海产品。特别是马蹄螺，因螺壳珍珠粉质量高，可作高级油漆原料和纽扣，清末以后，英、日等国大量需求。从那时起，南沙群岛的马蹄螺开始被大量采集，行销国际市场。正常年景，一个季节一条渔船可赚五六千银元，这让渔民过上了殷实的生活。

在众多经营南沙的渔民之中，海南岛文昌县的黄学校赫赫有名，在海南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了成功典范。这位清末民初的海南船王，白手起家，从小船员做到大船东，继而拥有了自己的船队。一次，黄学校将南沙出产的蚝干及鱼翅等海味运到新加坡出售，偶见在海南人黄卓如经办的“九八行”（即经纪行）里来自印度洋的马蹄螺，每百斤值光洋一百多元。他便问黄卓如，如他再运一些马蹄螺来还收不收？黄卓如回答，运多少，收多少。自此以后，黄学校开始经营南沙的马蹄螺。当时，黄学校有船三条，每年售马蹄螺一次可获三万银元左右。黄学校因此发了财。

正是《更路簿》为以黄学校为代表的渔民们指出了一条致富的航道。中国渔民通过千百年来的路线记载、对比研究，逐步固定下便于海上作业的“最佳路线”。彭正楷版本的《更路簿》记载有十七条西沙捕鱼线路，二百多条南沙捕鱼线路，二十九条从南沙返回海南岛的航线，七个海上交通枢纽和渔业生产中心，其生产作业范围甚至达到了东南亚的纳吐纳群岛和潮满岛。从这些线路看，西沙、南沙海域早在明代就已经成为中国渔民的传统渔场了。

随着《更路簿》的不断完善，海南渔民更加游刃有馀地航行在恶浪险滩之中，不仅开辟出捕捞业的黄金水道，也航行出了闻名遐迩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海船越来越频繁地携带大批丝绸、黄金，从雷州半岛起航途经今越南、泰国、马来半岛、缅甸、印度等国，去换取这些国家的特产。

郑和七下西洋，也都途经海南诸岛，绘制的地图一直保留至今。

殷实的生活是用艰辛换来的。海上风云莫测，台风巨浪袭来，怎么办？每次去南海海域作业都要在远离大陆的海洋上漂泊三至四个月，赖以生存的淡水、粮食从哪里补给？由于南海海域常年高温高湿，冒着生命危险打捞上来的海产品如果不进行及时处理就会变质，怎么办？

翻开《更路簿》，它会告诉你。根据里面的详细记载，某个月份某片海域大致是怎样的情形，渔民们了如指掌。很多渔民还在岛上用草席、椰叶或破旧船料、树木等搭起窝棚，将捕到的海参、海龟、螺等海产品，晒干贮藏。到15世纪，中国渔民不但以西沙、南沙作为渔业生产基地，还在岛上建屋种田，从事农业生产。凡是有淡水的、具备住人条件的岛屿，几乎都有中国渔民居住，有些渔民，在岛上一住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文昌县志》记载，文昌东郊上坡村陈鸿柏曾在双子礁住了整整十八年。

渔民们不仅住在岛上，还为岛屿起了颇为生动形象的名字，如把环礁称为“筐”，把南威岛称为“岛仔峙”，把司令礁称为“眼镜铲”，把安达礁称为“银饼”，把仙宾礁称为“鱼鳞”……这些名字都极具海南方言特色。这些地名还被译成外文。1868年英国海军出版的《中国海指南》中曾记载“SinCowe”和“Namvit”两个南海岛屿的名称，显然就是音译海南渔民对景宏岛的称谓“秤钩”和对鸿麻岛的称谓“南乙”。

考古发现更进一步证明了中国渔民在南海海域航行和捕鱼的历史。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和北礁等十多个岛屿和礁盘上发现的陶瓷器就达两千多件。自南北朝、隋、唐、宋、元、明至清代的都有。从产地看，这些陶瓷器产于广东、福建和江西等地——这表明在南北朝时期，我国渔民已在这片海域活动了。

在甘泉岛上，发现有唐宋时期的青釉罐、青釉四系罐等，不少材质质朴的盘、碗、瓶、罐，俨然是我国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品，特别是铁刀、铁锅，更是他们在岛生活的见证。

“一帆风顺”永远是一个祝福的辞藻，不少渔民带着梦想出发，却不幸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清同治十二年到光绪三十三年的三十五年光景中，有记载的死去的海南渔民就达一百三十多人。在西沙及南沙群岛，中国渔民为死去的同伴建起了孤魂庙和土地庙。

相传，明代108位海南渔民曾到七洲洋（即西沙海域）捕鱼。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台风突袭，掀起巨浪，渔民全部葬身海底。多年后，又一批海南渔民来这一带作业，狂风恶浪依旧肆虐，撕扯着渔船，生还无望的渔民们别无他法，只能焚香祷告，祈求108位弟兄神灵的庇护。霎时间，风浪归于平静。死里逃生的渔民为了感谢这108位兄弟在天之灵的保佑，集资在永兴岛修建庙宇。

1975年，台湾人张振国到过南沙，写作的《南沙行》一书中，记载太平岛、中业岛、南威岛、西月岛及南钥岛上都有神庙。其中，太平岛的土地庙门上写有“有求必应”四字横批，中业岛的土地庙是由几块宽大的石板搭成，三尺来高，两尺来宽，中间供着石质的土地神像。虽经多年风雨侵蚀，已经剥落模糊，其塑像依稀可辨。

中国人捍卫领土主权的史诗

一本《更路簿》，让在散落南海深处的岛屿与祖国大陆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根据《旧唐书》、《诸蕃志》和《琼州府志》等记载，唐高祖李渊武德五年（622）开始设置崖州；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元年（627）设置崖州都督府；唐德宗贞元五年（789），唐中央政府平定海南岛上的战乱，收复琼州，改崖州都督府为琼州都督府。因此海南岛设置“督府”可上溯至唐代。纵观历史可以看出，南海诸岛在唐宋时期就在我国政府的管辖之下。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六年（1279）亲派著名天文学家、主管全国天文测量工作的同知太史院事郭守敬到西沙进行天文测量。这是我国政府在南海海域行使主权之举。

明清时代，由官方修纂的《广东通志》、《琼州府志》和《万州志》等许多地方志书，都把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载于“疆域”、“山川”、“海境”或“风俗形胜”等条目下，列入水师巡视范围。

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1394），“设海南备倭指挥一员，专辖内外十一所。每所官各一员，督管军船，于所部海面巡视，有警申报剿除”。

《清绘府州县厅总图》明确将“七洲洋”划为我国的一个府，图上标绘了作为“府”一级行政单位的红色方形图例，这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清代将“南澳气”、“万里长沙”、“万里石塘”和“七洲洋”，即南海诸岛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列入我国版图并设府管辖的最早一张地图。

清道光十二年（1832），规定崖州协水师副将和水师守备，轮替出洋巡缉。当时有大小师船4号，巡洋兵丁146名；道光十七年，建立定期巡海会哨制度。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中国海关曾根据外国的请求，呈请政府在西沙群岛建立灯塔，以利航行。

这片海域由于战略地位重要及资源丰富，让中国渔民过上富裕生活的同时，也令欧亚列强垂涎欲滴。

1907年，日本人西泽吉次受日本汤峙樟脑公司的派遣，乘坐“四国丸”号船武力侵占东沙岛，并擅自改名为“西泽岛”。清政府以《海国闻见录》为依据，迫使日方承认理亏退出了东沙岛。政府派广海舰前往接收，在东沙岛鸣炮21响，并行升旗礼，申明清政府在此行使主权。

1933年，法国殖民当局派遣三艘舰船，武力侵占南沙群岛中的九个岛屿，住在南沙各岛礁上的中国渔民当即反抗。据记载，在南威岛，渔民符鸿克撕毁了法国国旗；在中业岛，渔民王安荣挖出法国人埋藏的物品，郑兰锭撕烂法国国旗；在南子岛，渔民符国和、石玉礁、林青等人扯下法国国旗，并砍断旗杆。法国殖民者以舰只撞渔船，不甘示弱的渔民，以土炮还击，竟将装备精良的洋舰打伤。为此，法国政府向中国提出抗议。当时，中国舆论哗然，群情激愤。法国政府见讨不到便宜，只好匆匆离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占东沙岛，并于1939年侵占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经过八年的抗战，日本投降。1946年11月至12月，当时中国政府指派高级专员分乘“永兴”、“中建”、“太平”、“中业”等军舰前往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进行接收，并在岛上举行了接收仪式，重树石碑纪念。这些主权石碑至今仍树立于永兴岛和太平岛等地，成为历史见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8月15日，中国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声明》，严正指出：西沙、南沙群岛的主权和东沙、中沙群岛一样，“向为中国领土”。中国对西沙、南沙群岛的主权，“不论美英对日和约草案有无规定和如何规定，均不受任何影响”。

此后，我国政府多次郑重声明，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些岛屿附近的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1974年1月15日至19日，南越西贡当局悍然出动海空军侵犯我西沙群岛，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和民兵的自卫反击，赶走了南越军队，捍卫了中国的领土主权。

历史上的欧亚各国列强，也不得不承认，当他们来到南沙之后，发现中国渔民是这片海域最早的居民。

1867年，英国测量船“来福门”擅自到南沙群岛测绘，在其调查报告中说：“各岛皆有中国渔民之足迹，以捕取海参、介贝为活，颇常年留居于此，而由海南居民每岁遣小舟来，供给粮食，换取参贝。”

1927年，英国一艘商船误进南沙群岛的九章群礁，不得不请海南岛琼海县潭门港渔民彭正楷引航而得以脱险。他们承认，中国渔民熟悉自己的海域。

日本海军退役军官小仓卯之助所著《暴风之岛》一书中忆述，他第一天到达双子礁时，就见到三名中国渔民在那里居住，渔民们告诉小仓说，中国渔民每年都有三百多人结队到南沙作业。

合上《更路簿》，思绪渐渐从千百年的历史中抽离回来，关于南海的各种纷纷扰扰一时间在耳边平息。无需解释，你信，或者不信，历史就在那里，不增不减。

（作者单位：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人民海军报》）

一一本文选自《文史知识》2013年第3期“特别关注”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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