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贵州著名学者莫与俦撰写《牂牁考》一文，通过《管子·小匡》指出春秋齐桓公称霸时，“西南夷”地区已有“牂柯国”。同一时代，西南大儒郑珍作《牂柯考》一文，观点与莫与俦相近，并论证了牂柯国与夜郎国之关系。此后贵州学界在追溯贵州上古历史时，往往避不开《管子·小匡》中的“牂柯国”。本文通过对“牂柯”一词的来源进行考证，指出“牂柯”系古越语“僮牯”一词的音译，其意为牂柯江流域僮人（今壮族）的自称，贵州在汉代设有“牂柯郡”，在“夜郎国”之前并无“牂柯国”。

一、所谓齐桓公时期的“牂牱国”

就文献来看，涉及“牂牱”时代最早的文献是《管子·小匡》，其言春秋时，齐桓公与管仲就葵丘之会的相关对答，现引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光绪浙江书局精刻本《管子》言，桓公曰：“余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北至于孤竹、山戎、秽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吴、越、巴、牂牱、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而中国卑我。昔三代之受命者，其异于此乎？”

庄蹻（庄豪）入滇示意图（袁炜绘图）

自魏晋以来，学者已指出，《管子》非春秋管仲所作。该书乃战国至西汉时逐渐编撰汇编，最终于西汉末年成书。民国罗根泽撰《管子探源》一书，认为《管子·小匡》主体成于西汉初年，涉及“牂牱”的数句成于西汉武帝开“西南夷”后。李学勤考证《管子·小匡》与《国语·齐语》中的异文中假借、避讳等情况，指出《管子·小匡》的文字远比《国语·齐语》浅显易懂，无疑是在《国语·齐语》的基础上加以修改的结果，他进一步指出，葵丘之会一段，在《国语·齐语》与《左传》“僖公九年”条基本一致，而《管子·小匡》增加的内容，从思想特点来看，只能是后增的。

仔细考证《管子·小匡》关于桓公的内容，可以发现和《史记》中《封禅书》《齐太公世家》的相关内容相似。《史记·封禅书》言：

秦缪公即位九年，齐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汉。兵车之会三，而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侯莫违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异乎？”

《史记·齐太公世家》言：

唯独齐为中国会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诸侯宾会。于是桓公称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诸侯莫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异于此乎？吾欲封泰山，禅梁父。”

可能系汉代牂柯江的北盘江

通过比较《管子·小匡》与《史记》中《封禅书》《齐太公世家》的记载，可以明显看到，其对于齐桓公在北、西两个方向的征伐大体一致，但对于南方的征伐，《史记·封禅书》《史记·齐太公世家》仅言征伐到今河南漯河的召陵，但《管子·小匡》将其扩展到“吴、越、巴、牂牱”这样包含大半长江流域。考证先秦相关史料，齐桓公伐楚，在召陵与楚议和，召开召陵之盟后罢兵回师，这不存在任何争议，而《管子·小匡》将齐桓公的影响扩大到大半长江流域，则与史无考。继《史记》之后，东汉初年成书的《汉书》，也引用了《史记·封禅书》的记载，在《汉书·郊祀志》中言，穆公立九年，齐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束马县车，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汉。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侯莫违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异乎？”

祭祀是中国传统王朝一项很重要的仪式，《史记》《汉书》作为汉代官修史书，其《封禅书》《郊祀志》体现了汉代官方观点。由此可见，就算《管子·小匡》在西汉末年已成书，但官方观点则以《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所述为正。由以上论证可见，《管子·小匡》涉及“牂牱”的数句不可靠，在西汉时期也并非官方观点。

二、秦汉文献中的“牂柯江”

涉及“牂柯”时代次之的文献是《华阳国志》《后汉书》中关于战国楚顷襄王（前298—前263在位）遣庄蹻（豪）伐夜郎植牂柯一事，《华阳国志·南中志》言：

周之季世，楚顷襄王遣将军庄蹻泝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植牂柯，系船于是。且兰既克，夜郎又降，而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得反，遂留王滇池。蹻，楚庄王之苗裔也，以牂柯系船，因名且兰为牂柯国。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言：

初，楚顷襄王时，遣将庄豪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兰椓船牂柯处，乃改其名为牂柯。

今按，从文献角度来看，庄蹻伐滇之事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此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因袭，其文不见庄蹻伐夜郎植牂柯一事，至《华阳国志》《后汉书》始见；从考古发现来看，目前在贵州中西部甚至云南东部地区发现的考古材料，见不到楚系青铜器的文化因素，可以说楚系青铜器对夜郎文化区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记。故庄蹻伐夜郎植牂柯一事殊为可疑（图1，庄蹻/庄豪入滇示意图）。

而关于“牂柯”最可靠的最早文献证据，则源于《史记·西南夷列传》，其文言（图2，可能系汉代牂柯江的北盘江）：

建元六年（前135），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曰：“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上许之。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

清刻本《隶释》卷九《广汉属国候李翊碑》1

而最早将“牂柯”与系舟之树桩联系者，最早见于《华阳国志·南中志》言“以牂柯系船”，此后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言“以且兰椓船牂柯处”，《史记正义》唐张守节引北魏崔浩言，“牂柯，系船杙也。”最终在南朝梁顾野王撰楷书字典《玉篇》“牁”字条，直言“牁，系舟弋。”此处“牁”可通“柯”字。可见关于“牂柯”是系舟之树桩的说法，发端于南北朝，无法追溯至西汉，乃南北朝时人逐步望文生义而得。

三、“牂柯”系越语的音译

以上可见，现存汉文文献中“牂柯”一词最早来源于公元前135年，唐蒙在南越国都城番禺（广州）听闻而来。《汉书·地理志》言：

“夜郎，豚水东至广郁。”“广郁，郁水首受夜郎豚水，东至四会入海，过郡四，行四千三十里。”

《汉书·地理志》的地理疆域以西汉元延、绥和（前12—前7年）为断。今按，公元前135年，西汉设立犍为郡，下辖夜郎县，以夜郎侯多同的儿子为夜郎县县令；公元前111年，设立牂牱郡，夜郎县归属于牂牁郡，封夜郎君主为夜郎王；公元前27年，牂柯太守杀夜郎王兴（《汉书·天文志》作夜郎王歆，当为同名异译），夜郎国灭。可见，在公元前135年至公元前7年之间，汉王朝对夜郎地区的统治逐步深入。在此过程中，将在公元前135年南越国听闻而来的牂柯江，其夜郎段被改称为豚水，广郁段被改称郁水。这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牂柯江”很可能是下游南越对整条江的称谓，而上游夜郎等地并不是如此称呼此江河。在“牂柯江”上游被称为豚水、郁水后，三国时期，“牂柯”一词依旧被岭南所使用，成书于隋代的《北堂书抄》引三国东吴万震著《南州异物志》言，有山在海内小而高，以系舡筏也，俗谓之越王牂牁，远望之甚小而高不似山，近望之以为一株枯树在水内也。

清刻本《隶释》卷九《广汉属国候李翊碑》2

可见《南州异物志》所言“越王牂牁”，与越文化密切关联，但指代的并非“牂柯江”。春秋至两汉时期，自东南吴越至西南骆越，越文化在中国南方有着很深的影响。而番禺城又是西汉时南越国都城，具有浓厚的越文化。唐蒙在番禺听闻的“牂柯”一词，很有可能也具有古越语因素。上古汉语固有词汇地名多为单音节词汇或齐尾式双音节（通名在后），百越地名则多为齐头式双音节（通名在前），且已有学者指出汉代牂柯郡其下属十七县中的毋单、毋敛、谈指、谈稿、镡封、同并、都梦、句町八县之名可以和百越地名相通。可见当时南越乃至西南夜郎之地，古越语地名的盛行。由此暗示了“牂柯”一词，与其说自南北朝以来从“牂”“柯”二字字义分析，不如认为更有可能是古越语词汇被汉文收录。

清刻本《隶释》卷九《广汉属国候李翊碑》3

民国以来，民族学者们从古越语对音角度，提出了关于“牂柯”二字的多种分析，其中，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等提出，僮人（壮族）自称“僮牯佬”，“牂柯”即“僮牯”，汉代时，“僮牯”又被音译为“苍梧”或“仓吾”，“牂柯江”即“僮牯江”，此说音近意同，最为可取。

四、汉代“牂柯”的“柯”字

唐宋以前，传世传统文献的流传主要靠抄录，在辗转多次抄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文字讹误。莫与俦《牂牁考》对“牂柯”正字做了详实考证，笔者在此将其中符合现今学术推理逻辑的两点罗列如下。

“牂柯”一词，单就《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言的“牂柯”一词，《百衲本史记》（影印南宋黄善夫刻本《史记》）做“牂牱”，清乾隆四年（1739）校刊武英殿本《史记》作“牂牁”，中华书局在清同治十一年（1872）金陵书局刻本基础上的点校本《史记》做“牂柯”。

从正字法校对来看，“牂柯”中“柯”作“柯”，或“牁”，抑或“牱”，可从以下两点得以解决。

一是成书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到安帝建光元年（121），后失落，再后由北宋徐铉于雍熙三年（986）校订完成的《说文解字》，其中仅收录有“柯”字，言“柯，斧柄也。从木可声，古俄切”，未收录“牁”“牱”二字，故有可能汉代仅有“柯”字，还未出现“牁”“牱”二字。

二是宋代是中国金石学繁盛的时期，南宋洪适广收两汉隶书碑铭拓片，释读文字，严格依据拓片文字编撰《隶释》（成书于1166年）、《隶续》二书，其中《隶释》卷九收录有《广汉属国侯李翊碑》（图3~5，清刻本《隶释》卷九《广汉属国侯李翊碑》），卷十二收录有《李翊夫人碑》。《广汉属国候李翊碑》言：

君讳翊，字辅国，牂柯大守曾孙，谒者孙，从事君之元子也……年五十四，以熹平二年（173）卒。

洪适对于《广汉属国侯李翊碑》的解释性文字言，“碑以柯为牂柯”，对于《李翊夫人碑》的解释性文字言：“右广汉属国候夫人碑李翊之配也，两碑今在渠州，欧、赵时皆未出。”其中，“欧”指北宋欧阳修（1007—1072），“赵”指北宋末至南宋初赵明诚（1081—1129），可见今四川渠县南宋时出土的东汉晚期的《广汉属国候李翊碑》上，“牂柯”中的“柯”为木字旁，惜此碑今不存，不能与原碑参照。

综上所述，《管子·小匡》所言春秋“牂柯”和《华阳国志》《后汉书》所言战国“牂柯”不可靠。“牂柯”一词最早是公元前135年唐蒙在南越听闻而来，很可能是古越语“僮牯”一词的音译，其意为牂柯江流域僮人的自称，与后世望文生义的“系船木桩”无关，其最早字形为“牂柯”，而非“牂牁”，所谓齐桓公时的“牂柯国”并不存在。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3年第9期」

「袁 炜，贵州省博物馆研究部副主任、馆员」

版式：刘 丹 刘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