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半是天使，半是魔鬼。”

沈醉的前半生恰是这魔鬼的写照。

他是冷酷的军统特务，对中共领袖如毛主席、周总理行刺探之事，甚至图谋宋庆龄之命等等。

可谓是与魔鬼为伍，深陷罪恶之中。

然而解放后，他似从炼狱中新生，成为新中国的坚定支持者。

沈醉的后半生，似乎是在努力赎回前半生的罪孽。

在这个传奇人物身上，留下了中国沧桑巨变的深深刻痕。

周总理逝世，军统中将沈醉满含热泪，称周总理为“古今完人”

半生丧尽天良，半生幡然醒悟

沈醉曾是国民党军统中赫赫有名的高官，地位仅次于戴笠与毛人凤。

此人精明能干，既通武艺又身手敏捷，深得戴笠信任，可谓是忠心耿耿。

沈醉自幼便涉足江湖，18岁那年踏入军统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

他历任多职，从少校行动组组长至稽查处上校处长，直至28岁晋升为军统局总务处的少将处长，与陈、赵、王合称军统“四大金刚”。

亦与徐远举、周养浩一同被叫做为戴笠麾下之“三剑客”。

一直到戴笠的离世使得沈醉陷入了军统内部的权力斗争。

此后不久，沈醉被新任军统首脑毛人凤打发至边远的云南，担任“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及“国防部”少将专员。

继而，他又出任云南专员公署主任及中将游击司令。

但沈醉最终被云南省主席卢汉胁迫起义，从特务身份转而步入了一条改造生活的新道路。

倘若问沈醉的前半生究竟是怎样一番景象，或许只有他自己心中最清楚。

他曾自嘲：“为了升官发财，可以丧尽天良。”在他晚年写下的回忆录中，沈醉揭露了军统内部的黑暗与腐败。

沈醉前半生在权谋之中得以高升，又在权力的旋涡中几近沉沦。

但正是这一系列的经历，铸就了一个新的沈醉，一个懂得反省、渴望救赎的沈醉。

这让他终于能够迈向了解人生真谛的后半生。

1930年，沈醉还是个年仅18岁的青年，在上海的旧日市井中，借着姐夫余乐醒的一番介绍，便加入了特务处。

1933年的夏，沈醉用一计“美男计”，企图勾结宋庆龄身边的女佣，藉此暗害孙中山夫人。

不过此次计谋未成，反被宋庆龄洞察识破。

一计未成，沈醉再生一计，他转而向戴笠献策，谋划制造车祸以达到同样加害宋庆龄的目的。

虽说这阴谋也未能得逞，但却意外地让沈醉得到了戴笠的青睐与重用。

长达18年的特务生涯中，沈醉每次抓到个什么人，便将之用作射击练习的活靶，由此炼就了一双精准无比的“神枪手”。

除此之外，他还发明了一种名为“政治绑架”的手段，大抵只需一、二分钟，即可将“肉票”干净利落地放入汽车内，然后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人海之中。

在公共场合，沈醉更是训练了两名年轻貌美的女特务，采用夫妻吵架的幌子，将“肉票”在一阵子莫名其妙之中直接抓走。

沈醉对军统的每桩事务，了如指掌，从不需翻阅任何记录或档案，便能详尽报出每件事的来龙去脉。

得益于他那超群的武艺和射击技巧，以及其精明强干的处理事务能力，沈醉在军统局总务处处长的职位上坐稳了六年，直到戴笠在镇戴山摔死。

镇戴山原来叫做戴山，后来戴笠摔死后当地人为了表达对戴笠的憎恶与唾弃，特地加上“镇”字，来表达心中的义愤。

国共和谈期间，沈醉亦未闲着，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频频给周总理造成不少麻烦。

解放之后，作为战犯的沈醉，心中最初充满了惶恐与矛盾，对于共产党还带有一层不薄的抵触情绪。

被押迁至重庆时，心情未免有些凄凉。

然而，随着陈赓等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陆续到监狱中探望，不仅看望了国民党中的老同学如宋希濂等，还同他们共叙旧情，甚至相邀共进晚餐，这些举动令沈醉眼前一亮，心中的阴霾似乎见了些许光明。

沈醉开始留心观察这些共产党干部的一言一行，渐渐地，他发现这些人与当年的国民党官员大相径庭。

最令他感触的，是这些干部在执行政策时的严谨和透明，“绝不似国民党那般阳奉阴违”。

于是，沈醉试着与一些管理人员接近，向他们吐露自己的想法。

不出所料，他得到了他们的耐心教育与启发，这使得他逐步改变了对共产党的一些成见。

在沈醉的回忆录中，他特别提到了一个案例，说到了同为战犯的杜聿明。

杜聿明当时身患多种疾病，包括肾结核、肺病和胃溃疡，几乎处于绝望之中，甚至“准备来个慢性自杀”。

然而，在管理人员的仔细照顾与及时发现他病态下的颤抖后，他被及时送往复兴医院接受治疗。

不久，他的病情有了显著好转。

这种转变让杜聿明感慨万分，他对沈醉说道：“共产党真是我的再生父母。”

这番话，无疑是对共产党改造政策的最好证明，展示了其政策的英明与正确，以及对待敌人的宽广胸怀和真诚态度。

沈醉由此深受感动，他在心中暗想，若非亲历此事，未必能从心底理解这份大义。

正是这些经历，逐渐化解了他对共产党的误解，也使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往与未来。

一定做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后来沈醉家中客厅的墙上悬挂着一幅珍贵的大型照片，这是一九六四年拍摄的一张合影。

照片是一九六四年周总理同一批特赦后选择了新的人生道路的知名人物的合影。

沈醉就是照片中第三排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那时他还年轻。

沈醉是一九六0年十二月获得特赦的,正好四十六岁。

1961年2月21日，周总理和其他中央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特赦人员。

作为前国民党军统中将的沈醉，当时听说周总理要接见他们这些特赦人员，心里就一直不太安宁。

接见这天，他好不容易找到了机会，赶紧向总理请罪，说是过去在上海、重庆、南京等地对周总理搞过侦察、跟踪、监视等活动。

周总理听后，爽朗地笑了起来，他幽默地说:“你们过去搞的那一套，从来没有对我起过作用，只是当了我的义务随从。”

总理还特别提到有一次在上海新亚酒店住的情况。

他说:我清楚地知道在我住房左右和对面的房间里，都有人监视，服务人员也是化装的特务。但我每天都和在上海的同志见面、交谈、传递文件。你们当时发现这些情况没有?

沈醉回忆，他们确实没有发现，否则将会有大批通知被逮捕，当时情况会大不相同。

周总理笑着说，他那时经常去看电影，那就是与同志们见面的时候。

周总理当时每天出门都发现特务盯梢，没有办法，只好利用看电影的机会接见同志。

他一进电影院特务们就把前后左右的门都守住，怕周总理这门进那门出。

但周总理座位前后左右都是他约见的人。

电影一开映，里面黑洞洞的，散场时周总理总是最先走出来，特务们又马上盯住他，其它同志就分散走开了，所以，特务们的跟踪对他从来没有什么影响。

说罢这些，总理的面容变得愈发严肃，他望着沈醉的眼睛，语重心长地说道：

“共产党员只有阶级仇恨和民族仇恨,从来不计较个人仇恨,处处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特赦你们，也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所以希望你们一定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他顿了顿，继续道：你在军统那么多年，跟在戴笠身边那么久，你把军统的种种内幕如实地写出来，让后人知道革命的艰难和反革命的残暴，使大家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

周总理的声音更加坚定说，撰写这些历史，一字一句都要真实。不必有所顾忌，不必畏惧，不必回避。你所知道的，便是你所要写的。

言罢，辞别之际，周总理紧紧握住沈醉的手，再次叮嘱：“我在等着看你写的东西。”

总理的一番话，强烈地振撼了沈醉的心灵，他真正感到了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

沈醉：总理是古今完人

1972年11月28日，恰逢十二年前沈醉特赦出狱的同一日，这位曾二度入狱的前国民党战犯，再次走出了监狱的阴霾，重获自由。

沈醉后来才得知，原来是周总理偶然发现了这些“特字号”的国民党战犯又被误捕误关，便立刻令人释放，因而他在周总理的一纸令下，得到了第二次的自由。

解放后，对于周总理，那些像沈醉一样的国民党战犯无疑是怀有极深的情感和尊重的。

这种情感，源于周总理不仅一次又一次地亲自接见他们，而且还真心诚意地、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他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当得知周总理病重的消息时，沈醉感到心如刀割，仿佛晴天霹雳般的打击让他难以承受。

他在内心深处，不由自主地为这位老人家暗中祈祷，希望他能够康复。

他作诗云：“割骨疗亲效若何？愿输肝脑起沉疴。更捐十岁增公寿，好为人民造福多。”

1976年1月9日清晨，广播电台传来了一阵凄凉的哀乐，紧接着播出了令全国震惊的消息：“周总理不幸病故！”

那一刻，沈醉正骑车前往办公地点，城市的空气仿佛一瞬间凝固，街上的人群泪流满面，连那些平时严格执法的交通民警，也在哽咽中劝导骑车的人们注意交通灯。

通常闯红灯是要受罚的，但那天，即便是路边的交警也知道，大家的心思早已飘到了另一个地方。

沈醉这一生见过许多非同寻常的景象，但全城泪雨纷飞，全国同悲的如此场面是前所未有的。

这不仅是他从未见过，恐怕是从未听说过的。

周总理遗体告别的那一天，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挤满了从北京医院至长安街再到八宝山的道路。

无数的人，从白发老人到十几岁的少年，当然还有更多的是中青年。

沈醉也站在广播大厦附近的人群中，和所有人一样，眼中含泪，等待着灵车的到来。

虽然通过车窗是无法看到遗体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周总理的哀思和敬意。

沈醉身旁是一位凌晨便从通县赶来的小学教员，还有一位从平谷来的农村青年，以及许多从更远地方赶来的人。

他们每一个人都满怀虔诚，冒着寒冷的天气，耐心等待。

当灵车缓缓驶过，那浩大的哭泣声几乎淹没了所有的声音，连车辆的轰鸣声也被掩盖。

那场景悲痛至深，难以用笔墨描述。

沈醉和其他特赦战犯，这些曾被周总理亲自安排进全国政协做文史专员的人，平时少有泪水，那天却哭得如此伤心。

这是他们这一生中，极为罕见的情感流露。

沈醉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我认为只有周总理才称得上是“古今完人”

生对得起后代，死对得起祖宗

1980年岁尾，沈醉携幼女沈美娟南下香港，探访昔日前妻，以及刚从美国等地归来的女儿。

此行，沈醉重返旧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香港《新晚报》更是在1981年1月6日的头版头条上大书特书，讲述了他的访问。

沈醉在北美及港澳地区，亲朋故旧、昔日学生众多，电波纷扰，信件如潮，他们或是诱以安稳的居所，或是保证终身的衣食无忧，然而沈醉均以礼婉拒。

面对记者与媒体，沈醉表明了态度和立场。

他认为，祖国的分裂乃是在他们这一代人造成的，这样的沉重负担理应也在他们这一代得到解决。

只有这样，才能生对得起后代，死对得起祖宗。

尽管他们过去走的路各不一样，但从今天起，一个人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就看他为统一祖国是出了力，还是相反。

作为一个中国人，沈醉是坚决主张国家统一的，那些对国家民族利益的大事都不管的人，活下去，活得再好，又有什么意义？！

1981年11月23日，年岁已高的沈醉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庄重出席了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

至12月11日，他的发言通过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对全国播出，而《人民日报》也在当日刊登了对他的专访。

沈醉在访谈中回顾了自己的过往，感慨万千：“曲折离奇的30年过去了！党使我从一个反共反人民的军统特务变成了热爱共产党和人民的爱国人士，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变化啊!”

1996年3月18日，沈醉在北京因病辞世，享年82岁。

沈醉从一个反人民的军统特务到爱党爱国的政协委员，他的道路是曲折、传奇的。

参考资料：

沈醉的特务经历与改造生活

西域

《名人传记集粹》

汪东林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