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在狱中的王若飞同志传递书信

王之平

一九三三年，我在伊克昭盟准格尔旗“绥远警备游击骑兵第四营”营部搞文书工作。因准旗封建王公上层对“混成团”团长郝聚斌，一、二、三、四营营长黄德山、郝允恭、郝茂林、韩宇春几个平民出身的军官不放心。他们派人先把郝聚斌暗杀后，又把毒手伸向几个营长。四营长韩宇春立即跑到包头，找到当时驻防包头的陆军第七十师师长兼绥远省警备司令王靖国，说明情况，请求保护。王靖国以警备司令的名义给四个营长下了委任书。但一纸空文，难以奏效，同年秋末，准旗封建上层将四个营次第消灭。我跟韩宇春营长逃了出去，在绥包一带流亡。在归绥时，通过韩的关系住在旧城通道街四十八号回民马凤山（小名马九子）家中。马凤山的独生子马福（小名虎子）比我大一岁，和我相处极好，情同手足结为异姓弟兄，我常叫他虎子哥。次年移居包头后住在财神庙街，不久就认识了住在路北一家山西人开的小中药店里的房客吉合同志（原名田德修，化名张其胜，河南郾城县人，和乌兰夫同志同时留过俄。解放初任内蒙古军区参谋长，后任中国驻苏大使馆少将武官，以后又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搞领导工作。现已去世）。我初次见吉合的时候，他穿一件大褂戴一顶旧礼帽手提绿色帆布箱，以卖戒烟药丸为掩护职业。因我少年时期曾在家乡府谷县的中药铺里抓过一年药，对中药很有感情，常到这个中药铺去坐。时间久了和吉合混熟了，关系日益深厚，几乎无话不谈。吉合知道我们是被封建王公逼出流亡的经过后，非常同情我们。他经常用通俗易懂的革命道理开导我们。指出准旗封建王公的专横暴戾，暴露了封建制度的黑暗和腐朽，这些都是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所造成的。他说，出走不是办法，只有组织起来和封建上层斗争才有出路。他满怀热情地介绍了苏俄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指出，蒙古民族和其他各少数民族只有走这一条路才是根本的出路。吉合同志一次又一次的深谈，使青年时代的我开阔了不少眼界。我自幼家贫，念完私塾后只住了一年义务师范就辍学了，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我一直梦想着去俄国留学。渐渐地，我也知道了吉合同志西北特委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就在这家中药铺里，我还几次见到了绥远特委的刘仁书记。

一九三一年冬，当时中共中央西北特委书记王若飞同志，不幸于包头复成元巷泰安客栈被捕，后移送到归绥（呼和浩特）城隍庙附近的模范监狱。恰好我的结拜哥马福因和一人命案牵连，被下在模范监狱的大牢里，和王若飞同居一囚室。我在接到拜爹马凤山的信后，曾专门去归绥探了一次监。后来，不知怎么吉合知道了马福和王若飞在一间囚室里，当我探监回来后，就提出让我再去探视马福时给黄先生带上一信（王若飞在绥蒙工作期间，化名黄敬斋。同志们都叫他黄先生）。我知道黄敬斋是大共产党，是牢里的要犯，此事关系重大，弄不好会杀头的。但眼下东三天西两天的流亡也不是长远办法，不如干脆跟了共产党到苏俄去留学。于是我向吉合提出要求，事成后允许我到苏俄留学。当时中共北方局正准备送一批干部到苏俄学习，吉合就爽快地答应了我。于是，我向韩营长告假，二次到归绥探监，准备给黄先生送信。当时火车上军警盘查很严，我又是外路人，乘车怕出了差错，于是沿大青山南麓徒步走了三天到了归绥。这一带土匪极多，常骚扰路人，我幸未遇到。找到通道街四十八号，见到了马老大爷和我虎子嫂。当我说了一则要看视一下虎子哥，二则还想见一下黄敬斋后，翁媳俩立刻脸色大变，连说“使不得！使不得！此人是共产党要犯，政府正以他为诱饵捕人，万万不能见。”我连忙说，黄先生是在包头被捕的，熟人辗转捎来一封家信，一定要我亲手交给本人才对得起朋友啊。虎子爹横下心来说：“黄先生是个有血性的男子汉，又是军吾（我当时叫王军吾）托的情，这个忙一定设法帮！”

包头泰安客栈

三个人经过计议，为了安全起见，就借虎子嫂送饭的机会把信带进去，由虎子转给黄先生，我就不亲见黄先生了。我担心虎子不了解黄先生，转信时会出差错，虎子嫂忙说，他俩同住一室，黄先生虽说是个重犯，可是个大好人，真正的男子汉，他们相处极好。虎子自跟黄先生住在一起后，心绪好多了，好像是变了另一个人。每次给他送饭，总要夸赞黄先生一番，并叮嘱我按两个人的饭给送。信只要能交到虎子手里，保证不会出问题。

果然虎子嫂把信送了进去，过了几天又取回回信交给了我。我将信藏好，又安慰了翁媳俩一番，仍沿来路，步行回到了包头。回信交给吉合后，他着实把我夸赞了一番，并说一有机会就送我去莫斯科读书。大约两个月后，我又步行到归绥，按同样的方法给黄先生转去一封信。

过了不久，吉合来找我，说上面（指中央）派来一位搞铁路工运的黎琨同志（在河北玉田中学任过教员，参加过玉田暴动），要和我暂住一个时期，我答应了。因为是吉合的朋友，我俩自然也相处得来。只是黎琨少言语，且又早出晚归，工作很是辛苦，交谈得不多，彼此了解不深。大约同住了两个月，我去西公旗赛义宁布官府家给韩营长办事。从哈业胡同以北的乌兰计晚上起程，返包时迷了路，绕了一夜，第二天早八点才回到包头。在西脑包大照壁处，碰到了赛义宁布的兄弟郝体礼（此人曾在蒙藏学校读过书），他慌张地告诉我，昨晚他住在财神庙街和我同院的一家里，夜间突然来了十多名警察，把和我同住的姓黎的押走了，据说是大共产党，连我的铺盖、书籍等也都搜了去，还留下两个便衣等着拘捕我。得此消息，我没敢回住地，但又怕吉合他们受牵连，迅即跑到吉合处报告了这一消息，请他们做好准备。

吉合他们一得消息，连忙部署撤离，分别时，吉合告诉我，黄先生回信中说，囹圄中收到组织来信，得到党的温暖很感欣慰。他一定坚持斗争，等待组织营救，并向在万难中给他送信的同志（王若飞同志尚不知我不在党内）致意。

百灵庙起义

吉合同志还关切地对我说，敌特已注意上你了，要做好撤离，并要我告诉要去的地方，以便组织留俄时通知。我告诉他韩营长正到了西公旗，我也准备去那里，但随时都可能变动，地址定不了。最后只好说定互相打听消息，尽量保持联系。吉合一再告诫我，万一去不成苏俄，也一定要多学习，多读书，要参加到斗争中去，站到革命的阵营里来。

和吉合分手后，我改为今名王之平，到了百灵庙投入蒙古族保安队，先后在云继珍、任秉权中队任过连副文书。一九三六年我参加了百灵庙起义，并在此期间与赵诚、云尉等同志建立了友谊，部队改编后，我和赵诚在二大队。后来由于德王和国民党各种势力的分化瓦解，部队散伙。一个姓云的班长领我到塔布赛村他的家中换了便衣，躲藏了几天，几经周折才回到准旗驻绥办事处。

后来听说一九三五年刘仁、吉合、王逸伦、恒生和陈四一行五人，拉了三峰骆驼、一头毛驴，驮了一些香烟、旱烟、布匹以及白面等货物向乌兰巴托进发了。赵诚同志（和乌兰夫同村，解放初曾任伊盟盟长，后调内蒙法院院长，一九五九年病逝）告诉我，这些东西都是乌兰夫同志给筹备的。我因在百灵庙期间未得知消息，耽误了这次赴苏学习的机会，造成了终生憾事！

和吉合同志相处的日子里，王若飞同志的神奇传说，给了青年时代的我以深刻的印象，至今不能忘怀。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早日投入革命怀抱，但是，在准旗护路保商团期间，我参加了韩宇春部的抗日活动，杀了日本人，投奔马占山。在马占山部任中校军需处长期间，掩护过延安抗大四期毕业生赴大青山根据地工作的张裕民等七人。在准旗驻绥办事处期间还掩护过赵诚等同志。直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我在包头伊盟办事处起义参加革命。在旧政权、旧军队中，我能尽自己的力量为革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是和王若飞同志革命精神的鼓舞，和吉合、黎琨等同志对青年时代的我教育和启发是分不开的。解放后，为了要吉合同志证明我曾给王若飞同志传送过书信，一九八〇年春我给吉合同志去过信，不久就接到了他的复信，原文如下：

王之平（军吾）同志：

你好，因我去外地疗养数月，接到来信已逾多时，未能及时函复，请鉴谅。关于一九三四年的事，我已给东胜县委去过信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事已经过去，现在党已对你落实了政策，就应该向前看，我们的党是有能力，也敢于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的，是坚持实事求是，光明正大的。望你认清形势，放眼未来。你过去为党做过好事，党是不会忘记的。希望你在有生之年，要好好为党、为人民、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并祝健康。

此致

敬礼！

吉合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信中“关于一九三四年的事”，就是指给王若飞同志送信。

七•七事变后，马福被释放出来，不久就进后山拉起一、二百人，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后来在战争中牺牲了。留下了两个儿子——马元子、马二元，其妻改嫁，现母子仍住呼市。

(本文作者是伊克昭盟东胜市水电局干部，今年七十六岁，已离休，现在是东胜市政协委员。）

绥远省政府关于王若飞的两件密令

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1936年六月二十二日政字二二七八号“密令”全文如下：

“令高等法院：

査共犯黄敬斋即王若飞，业经该院依法判决交监执行在案。现值防共时期，对于该犯戒护，亟应注意，俾免他虞；兹经电奉太原阎主任本月巧申法电开：‘准将黄敬斋一名抄同原判叙明执行期满日，解送太原陆军监狱执行，并将起解日期具报备转。’此令。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主席傅作义”。

同年七月八日政字第四四〇三号“指令”全文如下：

“令高等法院：

二十五年七月六日呈报共犯黄敬斋一名，业由山西陆军监狱收禁由，呈悉。此令。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七月八日，主席傅作义”。

（田郊辑）

来 源：《包头文史资料选编》第七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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