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毛泽东在新泉进行连队调查》（古田会议纪念馆）】

能称为“父”的，一定和诸多第一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秘书工作的第一人，这是公认的史实。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一大”）在上海（后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召开。会上确定毛泽东和另一人为大会秘书。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会议通过了一系列议案，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按照组织法成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由执行委员会选出包括委员长、秘书、会计在内的五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休会期间行使职权。会议选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组成的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央机关第一次设置专职秘书，毛泽东成为中共秘书第一人。

毛泽东一生注重调研，让我们来看看毛泽东的调研之行、调研之法、调研之作、调研之理吧。

【毛泽东留存最早的农村调查报告《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也是1927年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出版的学习教材。】

调研之行

毛泽东许多不朽论著和伟大决策，都来自他亲身的调查研究。

早于一大召开即在建党之前，1917年，毛泽东对湖南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进行“游学”式的考察。1918年，毛泽东和蔡和森一起对浏阳、沅江进行半个多月的考察。这些调查研究，加深了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激发了他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革命热情。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1921年9月至1922年冬，即一大召开后，毛泽东先后4次到安源煤矿调查，了解煤矿历史，工人同资本家矛盾的具体表现，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和思想状况，发动和指导工人运动。

1927年初，当时在中央主持农民运动工作的毛泽东用32天时间，行程700多千米，实地考察农民运动高涨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5个县的情况。他广泛接触群众和农会、工会、妇女会的干部，召开各类座谈会，取得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写成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大量生动的事实和精辟的论证，驳斥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社会上反动阶级的无耻谰言，热情地支持和歌颂伟大的农民运动。没有实地调查研究，毛泽东便不可能有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具体认识，更不可能有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深刻认识。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寻乌调查”是毛泽东所做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

1930年5月，红四军以寻乌红五十团配合攻克寻乌县城后，毛泽东利用红四军在赣州第二次分兵的时机，在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在寻乌开展20多天的社会调查，详细了解寻乌的政治区划、交通、商业、旧有的土地关系、土地斗争等内容，对寻乌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各历史阶段和现实状况进行全面而详细的考察分析。毛泽东在寻乌等地开展的系列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寻乌调查》原稿】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的调研堪称“高潮”。进入1955年的中国农村，农业合作化进程是慢一点还是快一点，有过争论。既要避免被胜利“吓昏了头脑”，也要防止变成“小脚女人”，挫伤农民和基层干部积极性，毛泽东倡导做调查研究。他请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等人在收到的1000多篇发展农业合作化材料中选出一部分。农村工作部选了120篇送给他。毛泽东关起门来整整看了11天，有些看了好几遍。1955年10月，毛泽东亲自编辑成《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发给参加七届六中全会（扩大）的代表讨论。根据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和形势发展需要，12月，毛泽东对该书进行重新编辑，收入121篇材料，写了104条按语，书名定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领袖在位时编辑出版调研专集，实为罕见。

1956年2月，毛泽东围绕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问题进行一个半月的调查，亲自听取中央工业、农业、商业、运输、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研究苏联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后多次修改，写出《论十大关系》一文。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调查研究活动伴随着毛泽东一生，无论是系统的还是零星的，无论是成作品的还是供思考用的，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从未停歇，即便是在政务繁忙之时，他也请身边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到一线调研，把真情实况告诉他。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为让党员领导干部了解新情况，克服本领恐慌，懂得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他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明确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调研之法

作为中国共产党从事社会调查特别是农村调查的开拓者、实践者、倡导者，毛泽东创造和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比如：普遍调查、典型调查、会议调查、蹲点调查、亲身调查、问题调查、重点调查、试点调查。

【1960年5月，毛泽东去河南郑州，在麦田听取村支部书记吴玉山汇报。】

调研之作

在共产党领袖人物中，毛泽东的调研作品在数量上无疑是首屈一指的。198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研文集》，收录毛泽东从1926年到1933年11月所写的调研文章和调研报告17篇。实际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毛泽东对农村做过10余个专题调研，只是不少丢失了。他曾痛心地回忆说：“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寻乌调查〉前言》，1931年2月）

他留存下来的调研报告，比较著名的有：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2月）；

《寻乌调查》（1930年5月）；

《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原题为《调查工作》）；

《兴国调查》（1930年10月）；

《木口村调查》（1930年11月）；

《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

《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

《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1931年4月）；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

《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最有名的调研之作是《论十大关系》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在调研基础上形成的文章不计其数。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调研之理

毛泽东把调查研究视为胜利之本，一生实践和全力倡导，对调研之理的贡献是最大的。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指出：“对于政策形势的主观主义分析和对工作的主观主义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目主义。”纠正的方法是“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使用“调查和研究”的科学概念及提出对于形成党的斗争策略和方法的重要意义。

同时，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和率先示范下，调查研究逐渐制度化。1941年8月1日，党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对在全党建立各级调查研究机构做了具体规定，标志我们党调查研究组织系统的确立。中国共产党通过社会调查认清了中国国情，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和建设道路。领导全党开展全国性调查研究活动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

【1958年4月30日下午，毛泽东到广州市郊的棠下农业社实地察看水稻试验田，图为与在棠下劳动的广州市第七中学的学生亲切交谈。】

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认识和定论，集中体现在六大方面。

一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1931年4月）；“不调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国亡党亡头”（《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41年10月）。

二是“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要钻进去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揭露问题，解决问题”（《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3月）。

三是“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1月）。

四是“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1961年3月）；“蹲在北京使人闷得慌，官气太厉害，一跑出去就觉得有点东西”（《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做调查研究，我也是第一书记，我只抓第一书记。其他的书记也要做调查研究，由你们负责去抓。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做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1961年3月）。

五是“‘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们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不是还在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吗？”（《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可惜很多同志常是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完全不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

六是“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寻乌调查》，1930年5月）；“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农村调查〉序言》，1941年3月）；“要从个别问题深入，深入解剖一个麻雀，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往后调查别处地方或别个问题，你就容易找到门路。不然就不容易找到门路”（《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3月）。

毛泽东是历史伟人，有深邃博远的思想，有撼天动地的气魄，有翻天覆地的大略，有高山仰止的风范，有哲思情茂的文笔。这一切，来自他孜孜不倦的学习，来自他不懈奋斗的努力，来自他对党对人民的赤诚忠心，来自他对中国这块土地的深情热爱，也来自他一生践行调查研究的养成之功。

综观历史，在无产阶级领袖人物中，毛泽东亲身参与和组织领导的调研活动之多，形成调研的成果著述之多，提出的调研理论方法之多，世人难以企及，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共产党的“调研之父”。

（作者系广西自治区政协秘书长、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党组书记；来源：昆仑策网，原文刊于《文史春秋》杂志2021年第4期，配图选自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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