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创立了一个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的其他三大历史功绩都同这个问题密不可分。新中国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成熟和壮大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建设和强大起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这一切。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的、内容极其丰富的科学体系，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统战、外交、党建等各个领域。在这些方面，毛泽东都有大量的科学著述，而贯穿于其中的精髓，是他的哲学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识论和辩证法。当年邓小平主持起草《历史决议》，在讲到如何写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时，曾特别嘱咐：“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陈云说，他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受益很大。他在延安的时候，把毛泽东的著作认真读了一遍，这对他后来的工作关系极大。

毛泽东把诞生于欧洲的先进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这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并汲取中华文明之精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这个理论，生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并已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它具有彻底性、深刻性、严密性、实践性等特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又体现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个理论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这个理论被广大人民群众掌握，就变成改造和建设中国的巨大物质力量。

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一面旗帜，是治党治国治军的法宝，而且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崇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党和人民想问题、办事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成为我们战胜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

任何一个科学理论都是从实践中来的，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而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反复强调的一个认识论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就是如此。毛泽东说：“我写的文章就是反映这几十年斗争的过程，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不是凭自己的脑子空想出来的。先要有人民的革命斗争，然后反映在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既然有人民革命斗争，就产生要采取什么政策、策略、理论、战略战术的问题，栽了跟头，遭到失败，受过压迫，这才懂得并能够写出东西来。”又说：“从192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经过14年的时间，才结束了多次错误路线对全党的统治。经过延安整风，我们党才觉悟起来。”“我们才逐步学会如何处理党内关系，如何处理党跟非党人员的关系，如何搞统一战线，如何搞群众路线，等等。这就是说，我们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毛泽东在讲到他那篇著名文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说：“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这就是说，一种科学理论是要有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才能产生出来。毛泽东这些切身经验之谈，对于我们进行理论创新是很有启发意义的。理论创新，是要经过长时间的实践过程，总结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经过概括、抽象，上升为理论，并且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不是关在屋子里，创造个新名词，就轻易地叫理论创新。

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政治问题，涉及党的指导思想，涉及党的光荣历史，涉及党能否团结一致地领导中国人民继续前进。所以，邓小平力主在《历史决议》中把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写好。他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他警告说：“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邓小平这个警告今天仍然有效，而且显得更加重要，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系统阐述和精辟概括。今天重温这些论述，仍然很有必要。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但是，对于毛泽东思想，社会上常会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甚至是反对的声音。有人总想否定毛泽东思想，反对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也有人把毛泽东思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说应当把毛泽东思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分割出去。这里发生两个问题：第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究竟是怎样的关系；第二，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要不要区别开来。

关于第一个问题，中共中央在一系列重要文献中，一再做出明确的回答和阐述。基本观点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是一脉相承的；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前者是后者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事实上，要把两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是不可能的，也无法把毛泽东思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分割出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同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还有所不同，后者有一个“中国化”的极其艰难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沿着毛泽东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随着时代的不同和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向前发展的。其中许多基本原则、基本思想，是直接从毛泽东思想那里继承下来的。比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中“四项基本原则”，是直接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而“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这个问题需要做一些历史的分析和考察。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进城以后，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还有民主革命遗留的一些任务迫切需要去完成，还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即使这样，毛泽东也不止一次地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方面上来。

1951年2月，他要求全党明确“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并加紧进行工作。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新中国就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并且还有所发展。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大就明确提出，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后来由于对形势的判断错误，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又转到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提出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又比如，作为毛泽东思想灵魂的“实事求是”，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灵魂。再比如，前面列举的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三大作风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基本原则和科学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等等，都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成了无源之水，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就没有依据，没有意义了。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就站不住了，就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或者根本就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了。

关于第二个问题，《历史决议》早就明确指出，要把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区别开来。毛泽东晚年逐渐脱离实际，他的错误恰恰是违反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这本来在思想上理论上是已经廓清了的问题，却往往被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忽略了，把两者混为一谈。更有甚者，有人居然把肯定毛泽东思想，看作是“左”的表现。

这里，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不是一般的发展，而是具有突破性的发展。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突破了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为重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实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重要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许多是毛泽东没有说过的新话。这个理论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辟了一条新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今年是毛泽东诞生120周年。写这篇文章是为了纪念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主要讲他的功绩。说到功绩，当然不能归于毛泽东一个人，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给党和人民带来巨大损失，这是沉痛的教训。但是正如《历史决议》所指出的，他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就他的一生来说，“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仍然享有并将长久地享有崇高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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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逄先知，研究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100017。

*本文为作者在第十三届国史学术年会上的发言。

［摘要］毛泽东有四大历史功绩：创建了一个新中国，建设了一个先进的党，缔造了一支人民的军队，创立了一个科学的理论——毛泽东思想。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十分显著的，不论在制度建设方面、经济建设方面，还是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培养的人才，都为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物质基础和技术力量。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是一脉相承的；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前者是后者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同时要把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区别开来。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杰出人物，毛泽东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有四大历史功绩：创建了一个新中国，建设了一个先进的党，缔造了一支人民的军队，创立了一个科学的理论。这些，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新的国家、新的政党、新的军队、新的理论。毛泽东的这些历史功绩，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实现了中国由弱变强、由衰而盛的历史转折，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保障。笔者主要论述其中的两个部分。

第一，创建了一个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同他的战友们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了多次的挫折和失败，在几次危机的时刻，力挽狂澜，出奇制胜地挽救了革命，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创建了新中国。一个黑暗的旧中国变成一个光明的新中国；一个四分五裂、内乱不已、匪患不绝、民不聊生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空前统一（除台湾等几个岛屿）和人民安居乐业、各民族平等和睦相处的新中国；一个饱受列强欺凌和宰割、被人称为“东亚病夫”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独立自主、屹立在世界东方的新中国；一个由地主、官僚、买办乃至洋人主宰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谈到这些巨大而深刻的改变，首先不能不想到毛泽东对党、国家、人民和民族所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

新中国的成立，不仅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事件，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也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它改变了一百多年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和统治，废除了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种种特权和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彻底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

毛泽东为新中国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根本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两个基本的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毛泽东又适时地创造性地用和平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些制度，是总结了近代历史经验，完全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对于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巩固国家统一，实现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的大团结，起着决定的作用。

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文明、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走在世界前列，是毛泽东为之奋斗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从思想上、理论上和政治实践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总体说来，不是慢的，而是相当快的。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从1953年到1978年为8��2%，其中工业为11��4%，居世界前列，超过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49年中国人口5��4亿人，人均占有粮食418斤。1976年人口9��37亿人，人均占有粮食615斤。这就是说，新中国成立后的27年间，人口增加了4亿，人均占有粮食增加了200斤。中国人均预期寿命1949年为35岁，1975年达到63��8岁。

毛泽东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特别是尖端科学技术。当中国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在国防尖端技术是上马还是下马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一锤定音：“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在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在尖端科技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同时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如果没有当年在尖端科技方面打下的基础和培养的人才，就不会有“两弹一星”以及今天中国在航天等事业方面的辉煌成就。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曾这样说过：“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的近30年间，不论在制度建设方面、经济建设方面，还是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培养的人才，都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物质基础和技术力量。

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时刻捍卫国家的独立、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始终不渝地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他决不允许任何国家侵害中国的安全和尊严。他说：“我们热爱和平。如果有人危害我们的独立，我们的天性就是奋不顾身地起来捍卫。”他敢于顶住来自任何一个霸权主义国家的压力，不管它是多么气势汹汹，彰显了中华民族刚强不屈的骨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引起了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她以一个保卫世界和平、主持正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力量，站在世界舞台上。毛泽东为新中国制定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许多重大国际战略，使新中国赢得了国际尊严，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彻底摆脱了旧中国那种“弱国无外交”的险恶处境。毛泽东在晚年，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团结了广大的亚、非、拉国家。与此同时，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新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为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到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达到111个。邓小平曾深情地说：“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总起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十分显著的，为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的发展，打下了重要而坚实的基础。这两个3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连续不断而又有所不同的两个历史时期。前者为后者打下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不能将这两个历史时期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互相否定。当然，前30年中有个“文化大革命”问题（以下简称“文革”）。“文革”必须否定。但是否定“文革”，是要否定“文革”的严重“左”的错误，从中深刻吸取教训，而不是也不能把那十年党和国家的全部历史和艰难取得的发展成就否定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作用。”拿经济建设来说，在那十年当中，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排除“文革”的种种干扰和破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例如：国民生产总值由1966年的1868亿元，增加到1976年的2943��7亿元；粮食年产量由1966年的4280亿斤，提高到1976年的5726亿斤，平均每年增产100亿斤，上了一个台阶。氢弹试验成功，卫星上天，导弹发射成功，以及以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为代表的许多重要基础设施建设等，就是在这十年中取得的。当然，如果没有“文革”的严重干扰和破坏，经济建设肯定会有更大得多的发展。总之，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有分析地看待这两个历史时期的辩证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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