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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对于英国人李提摩太在创立山西大学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做了过多的夸大的渲染，众多人认为山西大学的创始人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并且在国内外各种刊物上把此人追捧到不可理喻的程度。甚至连山西大学有些校长（第十七任校长徐士瑚），也把山西大学的校庆日选定为此人进入山西大学办学的那一天。产生在这样一种被媒体误导中的误识下，山西大学真正创始人的准确认定不被人们纠正。山西大学的真正创始人山西人谷如墉先生，也一直没有引起社会所正视。不能不说这是一种“远来洋和尚会念经”病态心理在作祟。

谷如墉（1853—1916），字子崇，号阜堂（一作芙塘）。山西省神池县人。1883年毕业于山西太原令德堂书院。同盟会著名创始人之一谷思慎之伯父。资料证实他不仅仅是山西大学堂创始人，还是山西银行的创始人。

谷如墉

谷如墉自幼禀性聪慧，博学强闻。光绪乙酉（1885年）中宁武府拔贡，光绪已丑（1889年）恩科中山西乡试举人，光绪五年（1879），二十有六为廪生之时即受神池知县崔长青所托，与神池同科廪生宫士式、李绍景及胞弟廪生谷如岗（谷思慎之父）共纂《神池县志》，清光绪六年（1880年）十卷成书，石印刊行，乡人无不神服。光绪十六年（1890）中庚寅恩科3甲第159名，赐同进士出生，著授分部学习。（1）光绪二十四年五月授户部主事，二十八年（1902）升任户部员外郎。（2）因庚子事变，1900年因庚子事变，回晋出任晋阳书院山长。并被巡抚锡良、岑春煊先后留佐幕府。1901年任山西大学堂总理。1903年12月辞去山西大学堂中斋总理职。1904年1月调任度支部供职。光绪三十四年（1908），任大清银行库仑乌里雅苏台督办。宣统元年（1909年）戊午，钤出京察一等，宣统皇帝召见后，著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3）。宣统元年（1909年4月4日，清廷发布上谕正式简派谷如墉为陕西财政监理官，赏加四品卿衔（4）。民国元年（1912）由陕返晋，3月任由士绅临时设立的“国民公会”会长（5）。9月15日接周渤就任山西省民政长，当选为省议会全省选举总监督。年日，谷如墉组织成立山西银行具体事宜，并集资300万为开办经费，筹办成立山西银行（6）。民国三年（1914年）6月13日署理粤海关监督（7）。1916年，谷如墉逝世。

我们这里所说的创始人，他应该是山西大学的主要创立人。是指山西大学成立之时最早的缘起者，成立之前有自己的创意，成立后对大学有实际控制权，参与组织、筹划、执行并在成立后起到发展作用的人。谷如墉完全兼备了上述条件。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初二，清政府下达“兴学昭书”：“……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对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8）当时，山西有两所官立书院，一为令德书院（堂），院长屠仁守（（1832——1903年）字梅君，湖北孝感人）；另为晋阳书院，山长谷如墉。

此时的山西巡抚是岑春煊，他从陕西巡抚转任山西巡抚之时，是天时、地利、人和俱不顺当。恰遇“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在北京折腾、山西以巡抚毓敏为首的一大批官员被朝廷裁处、外国人向山西索要庚子赔款。他是头疼没人管，心痛没人理。只好向光绪皇帝请假回避。“山西巡抚岑春煊奏：晋事重大，病体难支。恳请开缺回籍调治。得旨：'该抚办事尚属认真。年力正富。著即力疾从公。毋庸开缺’。”“山西巡抚岑春煊奏：假满病仍未痊。吁请开缺。得旨：'著再赏假一个月。毋庸开缺。该抚惟当力任其难。勿稍诿卸’。”在辞职无望之后，岑春煊只得硬着头皮做些政绩，在他看来兴办山西大学堂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既可推掉前任留下的包袱，又可回避外国人庚子事变的麻烦。

1902年正月，山西巡抚岑春煊将《设立晋省大学堂谨拟暂行试办章程》向朝廷奏报，曰：“一、筹经费；二、建学舍；三、选生徒；四、订课程；五、议选举；六、习礼法……以上六条，约举大纲，方今士习浮嚣，危言日出，全赖昌明正学，救敝扶颠……”。（9）光绪二十八年四月，朝批曰：“山西巡抚岑春煊奏，设立晋省大学堂。谨拟试办章程。筹经费、建学舍、选生徒、订课程、议选举、习礼法六条。得旨：'选举一条。著管学大臣议奏。余著照所拟办理’。”（10）2月，岑春煊即遵朝廷兴学昭书将令德堂改设为山西大学堂。委任山西候补道姚文栋为督办。委任时任在籍户部主事、晋阳书院山长谷如墉为总理（5月姚因反对李提摩太介入山西教育被排挤出山西，实际是谷如墉主持山西大学堂工作）。以太原文瀛湖南乡试贡院作为临时校址，令谷如墉接收晋阳书院和令德堂学生，在谷如墉的领导下，山西大学堂于四月初一（5月8号）正式开学。山西大学堂的成立，也开全国各省立大学之先河。

谁想到，天公不作美，在此关键时刻，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出现了。

李提摩太（1845——1919），英国浸礼会传教士。1870年受浸礼会派遣来华，先后在山东、山西传教。1886年移居北京，1890年在天津任《时报》主笔。1891年到上海接任广学会总干事，至1916 年辞职回国，主持广学会事务25年。戊戌维新期间异常活跃，曾提议企图将中国外交、新政、铁路、借款、报纸、教育等权力，全部交由西方人掌管，更是康有为新党“合邦”计划的鼎力支持者。

早在1901年5月29日，李提摩太就拜会李鸿章，商谈解决山西教案问题。并将他起草的《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交给了李鸿章。这个章程有七条，主要内容为：

“一、各府州县杀害教民之人甚多，本当按律正法，但太知此辈受官指使，又受拳匪迷惑，不忍——牵累。惟各府起，乱首匪当惩办一人以示警，若晋抚果能剀切晓谕，使彼等痛改前非，敝教亦将首匪从宽免究；

二、晋省地方绅民胁从伤害教民之人，虽宽其死罪，却不得推言无过。凡损失教民财产，必当罚其照数赔还，并无依之父母孩儿寡妇，必为侍奉抚养；

三、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每年交出的欠银五万两，以十年为止。但此罚欠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省人知识，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使官绅士庶子弟学习，不再受迷惑，选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

四、凡教民被害各府州县地方，当立碑纪念，叙明匪徒犯罪源流，教民无辜受害；

五、耶稣教五会中人有杀尽者，亦有回国者，不能一时来华。俟外国再派教士来时，晋省官绅士庶当以礼相待，赔认不是；

六、要永息教案，中国官待教民，当如待教外人一视同仁。如果犯法，自应按律严办。若有功劳，亦应保举作官，与教外人同。凡照此办法，无论中外古今，从未见有不相安者。若或不然，欲求无事恐不可得矣；

七、经此次议结之后，凡以前作乱首从之人皆有名单存案，若不悔过，再行难为教民，必当按律严办不赦。

如果肯照以上章程办理，大祸犹可转为大福。不知高明以为何如？”

李提摩太的确高明，“你如果肯照我的章程办，你的大祸就可转为大福！”果然，李鸿章看过后，“傅相甚喜，即知照岑抚，想此事不难了结矣”。（11）

岑春煊接到李鸿章要求山西“遵办”的电报，对于李提摩太的用意非常清楚，但在八国联军大兵压境的形势下，也是毫无办法，先是派出洋务局提调周之骧在上海周旋拖延时间，为时二月无效后，急忙加快筹备成立山西大学堂。想以此阻止李提摩太的阴谋得逞。

在八国联军强占东起山海关，北至张家口，南至保定的地区，而且还威胁着要进攻山西的背景下，1902年3月30日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敦崇礼（Moir Dunkan）、尼斯托姆（NystrDunca中文名字新常富）一行由上海出发，途经北京、塘沽、正定、怀鹿、平定等地，辗转整整一个月时间于5月10日到达太原。当他提出拟办中西大学堂时，被告知山西省已办起山西大学堂，而且已遵旨拟定开学。（12）即使在这样难堪的局面下，李提摩太仍建议岑春煊将已设大学堂与他拟办的中西大学堂合并办理。对此岑春煊认为事关创举，且合同中“唯订课程，聘教习，选学生，均由彼主政，未免侵我教育主权”，未予应允。岑春煊就此事与谷如墉商议，谷如墉对他说：“此机不可失，我握其枢，彼任其教，即操纵在我矣。虽然，条约不可以不慎。”岑春煊在和谷如墉相商并达成共识后，便开始同李的建议谈判（事实上也不得不同意，因为李的建议已为英政府所赞同），一方面用先发制人的手段，奏准清廷先开办“山西大学堂”，一方面则与英方交涉，谓山西既有大学堂，不宜同时设两大学，可将“中西大学堂”改为西学专斋，附设于山西大学堂，由李提摩太任该斋总理，以十年为期，期满归由晋省官绅自行办理。经英方同意，双方订定合同，合同主要内容是：甲、山西大学堂设督办，为最高领导，由中国人充任。乙、大学堂设中学专斋、西学专斋两部分，中学专斋完全由督办委派中国人主持；西学专斋则以英国人任总教习，督办必须尊重他的意见（实际上也就是必须听从他的意见）。丙、西学专斋，为期十年，十年期满，由中国收回自办，同时英国总教习以及其他外籍习一律解聘。此事交涉的症结处，即大学堂领导权问题：听英人领导，有失中国主权，当然不可；但教会方面既以学堂经费是由它出，不让它参与学校行政，亦不可能。几经周折，才定出如上的合同。（13）

当时的山西候补道、山西大学堂时任督办姚文栋，坚决反对李提摩太等外国人介入山西教育，侵害中国教育权益。积极向清政府上书，反对李提摩太等人在山西成立中西大学堂。但李提摩太本身是有保护伞的，这就是他身后西方国家的强势和清政府对于列强的恐惧政治，所以他推行的经济、军事、文化侵略是入无人之境。5月，李提摩太以姚文栋著说《西陲荟要》有排外思想为由，便给山西巡抚岑春煊施加压力，想方设法把姚文栋赶出山西，拔掉了李侵入山西的这个拦路虎。结果，这个于1881年两度出使日本、欧洲，熟悉外部情形的姚文栋，就任山西大学堂督办仅仅两个月就被迫离开山西。（14）

1902年6月7日，山西大学堂总理谷如墉同山西布政使吴廷斌、按察使胡湘林、冀宁道沈敦和、提学使高燮曾等代表中方，李提摩太和敦崇礼代表外方，正式签订合办山西大学堂的合同23条。去年10月原在上海由周之骧与李提摩太所订《晋省开办中西大学堂合同八条》废止。并送巡抚盖印立案，奏报朝廷。6月10日，李提摩太离开太原。（15）

交涉既定，分奏中、英两政府核准备案。西学专斋（以下简称西斋）既成立，即将山西大学堂原拟设置之部，改为中学专斋（以下简称中斋），以与合同相符合。任谷如墉为中斋总理，谷如墉又同巡抚岑春煊商量照会高燮曾（湖北人，翰林，曾任山西学政，令德堂监督）为中斋总教，谷自兼副总教。西斋总理，即定由李提摩太担任。李提摩太在山西传教时间很长，对中国的语言文字、社会风尚，都非常熟悉，后因基督教浸理会推荐，到上海主办广学会，编印教科书。这次他是为创办山西大学堂，专门临时来山西，作为教会方面代表，中国方面代表为谷如墉。交涉定后，李仍回上海，他并推荐以英人敦崇礼任西斋总教。敦崇礼亦在中国多年，是个很阴险的“中国通”，此时已经获得清廷二品顶戴头衔。

其实，山西大学堂之督办虽居于领导全校之最高地位，而实际掌握校权的则是中斋、西斋两总理。管理两斋的总机关和学生膳宿等事，专隶于中斋，而教务则由西斋分理。就全校来说，行政权的重心，则为中斋总理谷如墉。西斋的总理名义上始终为李提摩太，李因常住上海，负西斋实际责任的则为总教习敦崇礼。

“谷如墉任总理时期的设施（情况），可以概括为以下数点：第一，在招生方面的权变办法：义和团的反洋运动，这个时候虽然消沉下去，但在人们的思想上，对洋人仍然存在着深刻仇恨。山西大学初成立时，人们都以洋学堂看待，青年士子犹多存观望态度，不肯投入，尤其是不肯入西斋。所以在规定每班学生数目上，颇感有不能足额之困难。正如俗语所说，“插起招军旗，端怕没有吃粮人。”在当时这还是一个重要问题。谷乃想出种种变通办法，除以令德堂和晋阳书院（省书院）的学生经过甄别，作为中斋学生外，西斋学生是由各县调取，不能足额，至此又想法通过私人函说招致，并以令德堂高才生崔廷献、刘棉训等投进学校为号召。这么一来，各县青年士子才有人来报考，中、西两斋才能各凑足一班学生之额。转移风气，确还是当时一件困难之事。第二，课程的规定中斋主科为：国文、经学、历史、地理、数学等，初则都没有讲义。只选些成书作教材，后来才由各教员自编讲义，并随时补充修正。西斋主科为：英文、数学、物理、化学和一些有关的其他科学。中斋课程以文史为中心，西斋课程以数理化为中心。这种基础，也是在谷任总理时奠定的。第三，学生毕业的奖励，中、西两斋学生修业年限，均是三年，中斋卒业者，奖以贡生学衔；西斋卒业者，奖以举人学衔。后来西斋发展，成立专科；中斋发展，成立高等科。西斋毕业者，奖以进士学衔；中斋高等科毕业者，奖以举人学衔。以后清廷成立学部，各省设立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其学生卒业奖励，即多参照山西大学堂的办法办理；课程之订定，亦多以山西大学堂作参考。”一九高燮曾亦辞职。

令我痛心的感受是，当侵略者打进别人的首都，赶走他的皇帝，还厚颜无耻的索要杀人费。当清政府在庚子赔款的不平等条约上签字，赔款本息合计为9亿8千万两白银。人家拿出你自己的区区50万两给在你的办学校里，强行插入人家的学校，你却高兴的不知所以然。感恩戴德，甚至为这些人“以让出赔款创立学堂。予山西总教士李提摩太等奖叙。”“赐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开诰封三代”，天下还有公理吗？早在五十年代初期，杨振宁先生的古文老师、历史学家丁则良先生就指出：“李提摩太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的得意杰作，就是用中国人民的血汗，作为'罚款’办成了一所山西大学，直接进行文化侵略。”“是帝国主义分子李提摩太想出来，侵夺中国教育主权的一种毒辣办法。”“这是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创造出来的新形式，比教会出钱办的学校，更能迷惑人们的视听。”（16）

然而，令我更为心痛的是时至今日，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是认为山西大学是外人所办，而无视甚至诋毁劳苦功高的山西大学真正创始人谷如墉。山西著名学者郭新民先生在为《神池儿女》所作序《故乡的深度》中说：“非常令人遗憾的是，在山西大学百年校庆时，有些人竟数典忘祖、崇洋媚外，把山西大学真正的首创人谷如墉先生几乎忘得一干二净，尽为一个被谷如墉先生请回来执教西斋的英国人大肆贴金，误导了许多山大学子，致使参加校庆者大多不知山西大学真正的创始者是三晋英才……我常常为山西大学而感到沉重和遗憾”。我万分赞同郭先生的观点，他一句“数典忘祖”四个字，把那些不知用心之人批剥的淋漓尽致，道出了这些人奴颜屈膝的本相。

综上所述，谷如墉为山西大学的创始人是当之无愧的。我们不是排外主义者，也不反对从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文化。姑且不论李提摩太在山西办学的动机，的确承认他在山西大学发展过程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和贡献，但是，李提摩太绝不是山西大学创始人，因为在他来山西办中西大学堂之际，山西大学堂已经成立，谷如墉已经是这个大学的领导。山西大学堂成立后，李提摩太名义上虽为西斋的总理，但李因常住上海，忙于负责上海广学会的工作，负西斋实际责任的则为总教习敦崇礼，李提摩太并没有对山西大学堂有实际工作行为。所以，认定他为山西大学堂创始人不仅仅是牵强附会，根本就是一个认识观念上的错误。我们研究历史，当尊重历史，应准确运用史料。不能因为他的一点贡献，就可以当作祖师爷供奉起来。十九世纪初期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在敦煌石窟盗走大批敦煌文献，现分藏英、法博物馆，曾有人称：当年如果这些文物不被外国人盗走，我们的老百姓可能会把这些文献付之一炬。以此言论，难道我们现在还要感谢这些强盗保护了敦煌艺术，为他们树碑立传不成？

参考资料：

（1）于受庆：会试硃卷《光绪十六年庚寅恩科》1890年、《大清德宗景皇帝（光绪朝）实录》卷二百八十五。

（2）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大清宣统政纪卷之十三。

（4）度支部奏请简各省清理财政正监理官折，《大公报》1909年4月18日

（5）李茂盛：《阎锡山大传》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6）临时山西省议会《共和白话报》1912年10月9日第208号第一版'本省记闻’、第2版'省垣新闻’现收藏于太原收藏家王海勇先生处。

（7）郭卿友：《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 甘肃人民出版社。

（8）[清]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版

（9）《光绪朝硃批奏折》第一辑489页中华书局1996年版

（10）《大清德宗景皇帝（光绪朝）实录》卷之四百九十八

（11）晋安甘韩眠羊甫辑：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十九

（12）（张民省：《山西大学的历史与办学传统》《文史月刊》2003 年12期）

（13）南桂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第八集：《山西大学记略》第159页——第16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14）李提摩太：《亲历晚清45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28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版

（15）山西大学：《山西大学百年纪事》第9页。中华书局2002年版

（16）丁则良：《李提摩太——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57—59页开明书店1951版

作者简介：

陈春生，男，宁武县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先后在县委宣传部、县公安局工作。《宁武百年历史记忆》执行主编、撰写巜宁武革命根据地志》《南桂馨年谱》等书。现为《宁武文史》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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