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

回顾我的阅读生活，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我关注某一个文化门类时，一般会从阅读相关期刊开始。伴随着兴趣转移，订阅的期刊也会发生变化：上大学时我喜爱文学，订阅过的刊物有《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后来我喜爱科普及科学史研究，开始订阅《科学爱好者》《中学数学》《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科学史研究》。再后来我从事出版工作，陆续订阅过《读书》《文史知识》《人物》《新华文摘》《博览群书》《三联生活周刊》等。

近几年整理存书，因为书房空间有限，我忍痛将多年残留下来的杂志，几乎全部处理掉了。说是“残留”，本缘于我的阅读兴趣转移时，读过的旧书往往会留存下来，而旧期刊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我时常会以新替旧，且读且丢。最多是在淘汰旧杂志之前，将其中有兴趣的文章剪裁下来，粘贴在资料簿上，或放入文件袋中保存。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原因之一是书籍与期刊的编辑方法有着很大的差别。首先是期刊的形式，通常为多作者、多栏目、多方向的组成方式，内容庞杂，水平参差不齐，与书籍的章节结构大不相同。你中意期刊中的某一篇文章，把它留存下来，就会附带留下一些不相干的文章，因此很容易造成存放空间的紧张。其次是期刊的内容，作者的文章往往是一种离散的存在，而成书的著作却做过整合、深化或补充工作，两者的阅读感受会大不相同。相对而言，我更看重后者。

话是这样说，但我在处理期刊的过程中，有些还是大为不舍，像《新华文摘》《三联生活周刊》《文史知识》《新周刊》，它们都是成套地存放，还是割爱送了出去。那么是否有留下来的期刊呢？有啊，只有两套加一类了。它们是什么呢？

一是《读书》杂志，我存有1979年4月到1996年的合订本。那时辽宁教育出版社在《读书》封三、封四上做广告，还出版《棔柿楼读书记》《书趣文丛》等著作，其间宋远送给我几箱《读书》合订本，包括《读书》的创刊号。此后几十年间，它们一直混放在我的存书之中，跟随我走南闯北，落满灰尘，却始终未能丢失，也是一件奇事幸事。

二是《万象》杂志，辽宁教育出版社主办，我全套留存。这是我一生从事出版工作，亲自主编的唯一一套期刊。直到2009年7月去北京工作，我才离开主编的岗位。我收存有1998年11月到2005年底的《万象》合订本，其中有创刊号。与《万象》相关的名人名事太多，最难忘的人物有沈昌文、王充闾、扬之水、陆灏、陈子善、傅杰、王之江、柳青松。

三是那些刊载我文章或评论的一类期刊，大约有几十种100多本，一直不舍得丢弃。留存较多的是《编辑学刊》，二十几年间，在编辑姚丹红的邀约下，我在那里写的文章最多，曾经开了几年专栏。此外还有《出版人》《出版广角》《中国编辑》《书与人》《新华文摘》《当代作家评论》《文化学刊》《华语文学》《东吴学术》等。近些年网络发达，许多杂志将文章在纸媒与网媒上同时刊发，期刊社也不大寄样刊了，倒也省却我实物收存的麻烦。

整理这些期刊，有几段难忘的事情略记如下：

其一，《读书》与《万象》创刊，时间相隔整整20年。《读书》由陈原、陈翰伯、史枚、范用等前辈开创，几年后沈昌文接手；《万象》由沈昌文开创，同时由陆灏实操。在这里，我将两者的形式与内容做两点有趣的比较：

首先是两者都没有正儿八经的“发刊词”。最初《读书》的编者几乎不露面，他们只是在创刊号上补白一段“编者的话”，文字平实直白，看似几位前辈的手笔。其中写道，我们这个月刊以书为主题，坚持解放思想，希望成为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桥梁，我们主张改进文风，反对穿靴戴帽，反对空话套话，反对八股腔调。再说《万象》，它的编者也不肯露面，只署名“万象书坊”，但地球人都知道，大小坊主是沈昌文、陆灏。他们开篇连一段“编者的话”也不肯说，只是开了一个“万象信箱”。但在创刊号出版之前，不可能收到读者来信，坊主坦言：“姑自拟问题数则，并作答复。难免有弄虚作假、搔首弄姿之处，阅者谅之。”接着自问自答，无非是为何编、怎么编、何为海派、如何杂中见趣、何以巧立名目？

其次是1984年1月始，沈昌文开始在《读书》上设立“编后絮语”，1991年改称“编辑室日志”，1995年改称“阁楼人语”，一路写下去，一直写到1996年退休。陆灏将它们整理到一起，名曰《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2003年由李辉主持出版，2018年海豚出版社再版。那么这些文字何来呢？沈先生说：“每期杂志出版，总有几十封来信，不免读后浮想联翩，进而发为文字。”由此联想到《万象》的“万象信箱”，从形式到内容，确实与《读书》一脉相承。若说不同，只是后者的文字更为俏皮，更为生动，更为放得开。比如谈到“办刊宗旨”，直到《万象》第七期，坊主才声言，受王蒙文章《笑而不答》启发，首次阐明《万象》的主题：“我们所求不多，只是想在水中捞月而已！”

其二，整理我存留下的杂志时，睹物生情，不禁想起两位不久前逝去的先生。

一位是刘硕良，今年9月病逝，终年92岁。刘先生是当代出版家中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在上世纪80年代，参与创办漓江出版社，首先推出“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让当代读者大为受益，久久难忘。我与刘先生相识，始于他退休后受聘主编《出版广角》杂志。2000年前后，刘先生曾经约我写过两篇长文《一流的体验》《最后的盛宴》。他赞扬我文字好，有个人思考，将我的文章列为杂志的首篇发表，还让我参加杂志年度佳文评奖。刘先生的鼓励，使我建立起坚持“两支笔”的信心，一生笔耕不辍。后来《出版广角》还登载王建辉文章《同道俞晓群》，以及我的文章《“新世纪万有文库”十年祭》等。我记得刘先生曾经带领他的记者团队，来到辽宁出版集团采访。交谈中他提出让我做“封面人物”，我推托说：“不敢。况且我只是副总，前面还有老总。”他说：“老总先上，你也要上，我们就是要推送有潜质的年轻人。”

另一位是林建法，去年5月去世，终年73岁。我与林先生相识很久，真正深入交往，成为好朋友，要在2006年。那时他从报刊上读到我的文章，在2007年辽宁作家网年度回顾文章《涌动着生命质感的文化品性》中写道：“我们寄希望于辽宁散文的多元发展，既在于新人新作的辈出，也在于名家创作的不断深化更新。写张学良、瞿秋白，是王充闾近现代题材的又一开始；而俞晓群却是新面孔。作为专业人士，他有关术数的著作早为人知；作为出版家，他策划编辑的大量图书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而以散文作者跻身于辽宁文坛，确实有‘陌生化’效果。我读过俞晓群四篇散文，文题便有超凡脱俗之感，摒弃三五字句的公式，似乎是从文中拈来的一句话，画龙点睛，心领神会，刻意又不刻意，全文的意旨扑面而来。无论谈及黄仁宇、王充闾的学术成果或者人格魅力，还是评点美国文化及文化传播，作者的叙述都有条不紊，由浅入深，融知识、学术、文化、时代于一体，而且讲究视野，讲究胸怀，讲究境界，内容浩瀚，篇幅扼要，说理叙事恰到好处，理性的光芒随处可见。这是学者智者善者的散文，不是像不像黄裳、董桥、张中行的问题，而是作者长时间徜徉书山文海的厚积薄发，是文化的蔓延与传承。俞晓群的出现，是辽宁散文创作的一个亮点，也是我省散文创作略显单调局面的一个补充。”接着，林先生请评论家何平写文章《出版史即思想史》，品评我的小书《一面追风，一面追问》。他还在主编的期刊《当代作家评论》《华语文学》《东吴学术》上推介我的著作，刊载我的文章。后来我的文章《国有学》荣获辽宁文学奖。再后来我到北京海豚出版社工作，林先生帮助我组织书稿“六短篇系列”，包括莫言、王安忆、孙甘露等20位作家的著作。直到他病重，依然给我打电话、发邮件，谈书稿的事情。最终这也做不了了，只好让他的公子帮助传递信息。这些事情历历如昨，至今想起来，还会让我泪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