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先秦诗文史为题，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它所讨论的范围是以文字为表达形式的作品（鲁迅说：“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依此，文学是起源于劳动的，这也许是一个完全正确的意见，然而这一类起源于劳动的文学，“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于是我们缺乏讨论与研究的对象，这一意见也只好作为一个假设而存在。本书的叙述因此限定在以文字为表达形式的作品。）；其一，先秦时代与今天所说的“文学”并不完全一致，那么以它本来的存在方式，即诗也，文也，来称呼我们的讨论对象，或者更为自然。如此，也可不必再别为之命名，如历史散文、哲理散文，如抒情诗，叙事诗，等等。在“文学”尚未独立的时代，先秦诗文可以说是彼一时代精神产品的总和，其间却并没有文史哲的判然分别，且惟其不分，而能够显示出一种特别的丰厚。我们则只从这浑然烂然、精微奥衍的丰厚中，检阅其文心文事，或曰语言的智慧和为文的用心。

中国文字的历史，目前可以确切追溯到商代的甲骨卜辞，而它已近成熟，并不是初创阶段的形貌，则其起源实应更早。近几十年来，不少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陶器上的符号，若这些符号即为原始的文字，那么中国文字的历史可以推演到距今六千年以前。只是对这些符号性质的认定，仍属学界正在讨论的课题，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

殷商的甲骨卜辞，是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的记录语言的文辞。完整的一份王室卜辞，包括六项内容：一署辞，二前辞，三贞辞，四兆辞，五果辞，六验辞。署辞所记又分三项，即甲骨的入贡之地与入贡之人与甲骨的数量。前辞则记占卜的日期和卜者的名字。贞辞载录卜问之事。兆辞为兆的次序与性质。卜问之后的吉凶判断，取决于王，王的断语，便称作果辞。最后，是所卜事项的实际结果，为验辞。卜辞是王室占卜的文字，受内容的局限，辞句很固定，格式很刻板，记事极简略，字数多不长，它是语言的简化，而润色与铺陈无与焉。

由简化的记事而至于精练的记述事象，则有了本是卜筮之书的《易经》。《易经》把天地万物的无限复杂作成简单的既可表示时间又可表示空间的一组符号，然后用文辞呈现符号中暗示的事象，以揭明宇宙人生的道理。“其辞恢诡，其意幽深，其所说明之事物，与其所指示之趣度，率与普通蹊径殊”，而“卦爻辞之使用文字，极变化之能事，不特全部组织复杂，即涉及事象之繁博，辞旨意趣之生动，涉笔取象之警辟，较之商代卜辞之平板无所变化，为进步多矣”（蒋天枢《周代散体文发展之趋势》，页123、124；载所著《论学杂著》，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不过若论文体，则《易》之文体近于格言，介乎诗与文之间。利用文字之韵，洗练句式，整齐文体，以求易于记诵，易于广播，当是初始阶段人们对语言的追求。而作为与诗相对的文，须待完全不依靠韵律，却只凭借叙事或说理来结构文句，或整或散，长短疏密，收纵自如，才真正是它的进步和成熟。

到了本书开篇第一节中说到的《尚书》，便已经是有独立之文体的记言亦兼记事之文，而用来赞颂帝尧的所谓“文思安安”（ 语出《书·尧典》，郑玄云：“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安，一作晏。），却正不妨移赠于《书》，借用它的字面义，便是从容文思也。

可以说，先秦之文，是由史中发达起来（龚自珍《古史钩沉二》：“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夫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诏王者也。”）。其时之国家，乃以宗族为载体，城邦，便是宗族城邦，族权与政权一致，宗统与君统一致，等级的关系即按照宗族来划分。天子、诸侯、公卿大夫，便是不同层次的宗主。而姓族、宗族、家族的维系，尤其需要明确的谱系，史的观念于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很早成熟起来，伴随它的，则是记事之文的发达。我们所见到的先秦诗文，便没有特定意义上的“史诗”。史诗的任务，似乎由记事之文来担当，已经足够。而神话最初的使命也是传述历史，同样因为史的发达，原始神话并未沿着神话的轨迹独立的蓬勃生长，却是很快变异，即其中的许多内容很早便并入古史一系。战国时代，记述神话的著作却反而多起来，恐怕与当时重建古史系统的风气有很深的关系。不过在已经不是生长神话的时代，虽经“拾遗”与“重塑”，究竟无法接通早已切断的生命，它只能作为“神话色彩”而为别一种文学样式添助表现的活力。因此我们所能见到的先秦诗文，也没有特定意义的“神话”。这也许算不得是怎样的遗憾。中国文学本来有着自己的发展轨迹，且自有它独特的辉煌。

（本文选自中华书局出版《先秦诗文史》，题目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