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从一本刊物上读到如下一段话：

这段话表达了一位青年对人生的看法。读过之后觉得耳熟，依稀记得南北朝的范缜讲过类似的话，一查，果然得之于《梁书·儒林传》。南齐时，范缜曾在竟陵王萧子良门下做事，萧子良问他：“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范缜回答：

萧子良（萧子良和萧衍什么关系）

范缜的上述回答，意在否定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在历史上产生过积极影响。所谓“同发一枝，俱开一蒂”，蕴含着生而平等的思想。人与人原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而富贵者所以富贵、贫贱者所以贫贱，就像随风而堕的花瓣落在不同的地方，只不过因为生长在不同的人家。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这样。南朝陈还有一位学者朱世卿，据传早年曾“心重大乘，口诵般若”，后来认识到佛理的悖谬，转而予以批驳，他在《法性自然论》中写道：

不难看出，这段话无论修辞还是思想内涵，都与范缜的上述言论极为相似。有理由推测朱世卿对佛教从崇信到批判的转变，很可能受过范缜的影响。他们之前，在门阀制度发展到极盛时期，类似思想已有人表达得更加明晰。西晋左思在《咏史》诗中写道：

涧底松虽高百尺，却高不过枝干径寸的山上苗，以至于被后者遮挡了阳光，这是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同，即所谓“地势使之然”；正如现实中“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缘于出身不同。在这里，左思直接指向“世胄”即世家贵族拥有的特权。此诗后面还有四句，进一步揭示出身门第造成的人生境遇、生存状态的不公平：“金张借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金氏和张氏凭借世家贵族的身份，七代人都在做汉朝的高官；冯唐未必不是杰出人才，却终身未能受到朝廷重用。

把人生比作一树花也好，比作一树树叶也罢，总之是十分形象。有人用这个形象的比喻辩驳因果报应的虚妄；有人以此论证人生命运之偶然；有人用它来表达人生的无奈；而本文要说的则是人生境遇的不公平。

人们生来就是不公平的，有的生于“茵席之上”，有的生于“溷粪之侧”。这种不公平甚至可以用时间和金钱去计算。有位朋友奋斗数年混上了合同制干部，又奋斗数年转为正式，此后经过数年奋斗实现全家农转非，迁到县城去住。多年的梦想终于成真，他甚为得意。而他为之奋斗的这一切，在不少城里人却是与生俱来的。假如他生在城里，工作在城里，结婚生孩子在城里，这些年的奋斗原本是不必的，他本该为一些更有价值的事去奋斗。

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在其《思想录》中写道：“贵族身分是一种极大的便宜，它使一个人在十八岁上就出人头地、为人所知并且受人尊敬，就像别人要到五十岁才配得上那样。这就不费气力地赚了三十年。”其实不仅是贵族身分，也不仅是城市户口，人生在许许多多方面都是不公平的，有人占便宜，有人吃亏。

有的人为了混出个知名度，积多少年努力才在电视上露了露脸，而有的人只因为有个名爸爸名妈妈，或名哥哥名姐姐，就轻而易举地电视出电影进。现在大家都奔钱去，且不说钱不是容易挣来的，即使成功地挣了个十万百万，猛抬头看看前面，却发现有的人并没有忙活还是比自己钱多。

人生的不公平是客观存在，人们为改变自己的境遇而作的努力也完全可以理解。由于人们汲汲趋“茵席之上”而纷纷避“溷粪之侧”，于是人生便大体呈这么几种状态：有的人生于“茵席之上”，并且一生都在“茵席之上”；有的人生于“溷粪之侧”，经过奋斗移于“茵席之上”；有的人生于“茵席之上”，沦落或堕落于“溷粪之侧”；有的人生于“溷粪之侧”，经过奋斗仍在“溷粪之侧”。因主客观情况不同，还能演绎出若干情状，大体在“茵席之上”与“溷粪之侧”两极之间。

我以为这也是人生的一个误区。人往高处走，固然不错。人们为改变自己生存状况而进行的斗争，从来就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杠杆。驱动人往高处走的力量，固然有人的价值观的因素，价值目标是人的行为的动力；但如果因此而把人在社会中的生存状况作为确定人的价值的坐标，则不免荒唐。

人往高处走，并不是抱着相同的价值观，去奔同一个目标，如此人生则不免单调。山丹丹开在山野之中，自有它的灿烂，不必挤进园囿去与牡丹争艳。坠于茵席的萧子良不妨做他的竟陵王，而竟陵王已成粪土；落于粪溷的范缜不妨写他的《神灭论》，而《神灭论》千古高悬。生活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旮旯里的人们，都有他们的喜怒哀乐。如果不是这样，就应了那句俗话：“人比人，气煞人”。那么，世界上就会有相当一部分人，失去生活的勇气。

（原文来自作者《亲自读书》，发布时作了较大改动）

（作者简介：焦加，原某报高级编辑、高级评论员。从事编辑工作34年，任评论员26年。所编栏目获首届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名专栏奖、首届中国新闻名专栏奖，个人获第二届韬奋新闻奖提名奖。所撰评论在全国性评奖中获奖数十次。编辑出版该报杂文系列近20种，写作出版杂文集《亲自读书》等4种，其中《亲自读书》一文入选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张志公主编初中第六册《语文》课本。近年致力于系列文史随笔写作，出版了《我眼中的风景——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