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穆楚克栋鲁普人称德王，字希贤。德王出身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人，1902年2月8日出生，1908年袭爵札萨克多罗杜棱郡王。1913年北洋政府授为札萨克和硕杜棱亲王。1919年执掌旗政。1924年任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察哈尔省政府委员。1925年2月，任善后会议委员，1927年出任参议院参政。1931年继任锡林郭勒盟盟长。七七事变后与日本关东军合作，在当时中华民国的察哈尔省、绥远省等地建立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出任主席。另有巴彦塔拉、察哈尔、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今鄂尔多斯）等五个盟与晋北（大同市）察南（张家口市）两政厅。联合政府的首都设于张家口。

由于日本的高压统治，1939年末，德王通过戴笠，同重庆政府取得了联系。蒋介石勉励他留在内蒙古同日本人维持表面上的合作。随后由于国民党特工人员被日本宪兵队捕获，德王、李守信只好向日军坦白，日本人鉴于德王的声望以及维护蒙古地区的稳定，未予深究。1941年8月4日，“蒙疆”成为汪精卫政权下享受自治的“蒙古自治邦”。

1941年4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任杨润霖为察哈尔蒙旗党务特派员兼书记长。当时国民党正召开第五届八次中央委员会，杨润霖列席中央委员会后，就取道成都、北平，到伪蒙疆政府所在地张家口。

1945年8月15日中午，杨润霖听到北平电台广播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夜里同特派员于福赓两个随员，上火车去张家口，次日上午到张家口下车后，就找旅馆住下。下午有伪内政部次长张秉智、伪兴蒙委员委员会长陈绍武、伪弘报局局长陶立滨、伪实业处处长乌鹏等同学来看杨润霖。稍事寒暄后，杨润霖就说：“此次来张家口，事前没有奉到中央的指示，因为形势有了变化，为适应新形势，重新布置工作，不打算和各方面负责人见面”。陈绍武说：“张家口日本驻军态度还不明朗，市面情况也很混乱，最好不要露面，也不要住旅馆。同学中乌鹏住房宽大，您住在他家，其余人员分住杨润霖等几人家中”。

杨润霖到张家口后，首先需要了解蒙旗的情况。杨润霖问陈绍武：“日本投降后蒙旗情况如何？”陈绍武说：“苏蒙联军很快进到锡、察两盟，将驻军缴械，现已到张北县，和日本军对峙。八路军也在向张家口附近移动”。杨润霖说：“为何不把蒙古军调来保卫张家口？”陈绍武说：“蒙古军大部分驻在绥西，离张家口很远，铁路又被八路军切断，已不能回来”。

这时听到有人说，伪蒙疆政府十分混乱，蒙古职员多数到伪主席府吵嚷起来，因为他们听到重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令傅作义接收察绥等地，而他们过去在“内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时期，和绥远省政府多次发生矛盾，存有成见。德王投降日本后，伪蒙古军和绥远军不断发生战争，一般伪政府职员认为傅作义难免进行报复，很有顾虑。关于日本投降后内蒙古究竟往何处去的问题，曾和国民党有过关系的人，主张投靠国民党；有的人则认为内外蒙一家，主张投靠蒙古人民共和国；还有的人认为都不可靠，不如就在张家口等候接收，听其自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伪蒙疆政府主席德王听到这些议论，十分不安。他想起1937年10月14日，伪蒙古军在日本军协助下攻进绥远省城时，他得意忘形，挥毫赋诗：“仗剑兴师临塞上，奋身鏖战下青城。”何等得意！现在日本已投降，傅作义要来接收，他不能不感到恐慌。德王在无办法的情况下，遂召集一些亲信人员，开会进行商议，认为内外蒙一家，投靠蒙古人民共和国是条出路。他们派亢仁、超克巴达尔夫、特木尔都克什等3人为代表，乘汽车去张北县，与苏蒙联军联络。

适在此时，苏蒙联军飞机在张家口上空投炸弹一枚，并散发传单，指责德王为日本走狗，伪职员为日本爪牙，号召人民向他们做坚决的斗争。德王一看投靠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希望了，只好又投靠国民党。这时前任伪政务院长吴鹤龄由北平回到张家口，劝德王不要和外蒙古联络，应速与国民党联络。德王也认为从前与蒋介石有过联系，可能得到谅解，就决定去北平。日本人知道德王要去北平，就用汽车送来鸦片若干两，叫德王收下，德王说：“蒙疆政府都完了，要鸦片烟有什么用。”让人拉了回去。德王于8月19日通知中上层伪蒙古职员，夜里在火车站集合，同乘火车去北平。

德王等人要去北平的消息，是陈绍武用电话通知杨润霖的，杨润霖决定同车回去。20日晨，火车到下花园车站，德王和几个随员下火车吃早饭。吃完饭后，德王到理发馆把留有多年的辫子剃去。随员们问为什么把辫子剃了，德王说：“在很多年以前，杨润霖就立下一个志愿，什么时候蒙古独立了，就把辫子剃去。现在蒙古独立了（指的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所以把辫子剃去。”黄昏时候，火车到了北平西直门。当时国民党接收人员还没有来，北平市治安仍由伪警宪负责维持，德王等人很快就进了城住下。杨润霖因没有奉到国民党中央的指示，虽和德王坐同一列火车也没有见面。杨润霖下车后就回家了。

自日本投降以后，德王精神颓丧，心情不安，到北平后才感觉好些，准备休息一些时日就去重庆。但不到几天，从广播中听到蒋介石在重庆发表谈话，承认外蒙古独立，准许内蒙古自治。这个消息对伪蒙疆政府一般职员来说，可以说是高兴的事，以为将来内蒙古自治政府一成立，他们就能摇身一变成为新贵。

但伪蒙疆政府几个首脑却各有心事：德王听到后大喜过望，认为蒋介石可以允其东山再起，重掌内蒙古政权；伪政务院院长吴鹤龄认为蒋介石准许内蒙古自治的许诺是有问题的，即或能实现，也不可能叫曾任伪职的人去主持；伪内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土匪出身，曾任过东北军团长，九一八事变后投降了日本）因蒋介石派他为察热先遣军总司令，急于赴重庆见蒋，一则刷洗自己的污点，二则看还有什么指示；伪兴蒙委员会委员长陈绍武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肄业，蒋介石的学生，1933年代表德王前往庐山见过蒋介石，他也在期望蒋介石给他一个工作。

4个人虽心事不同，但急于去重庆则一致。德王电蒋介石要求到重庆报告内蒙古情况，请派飞机来接。蒋介石复电，让他与军事委员会驻北平代表何其巩接洽，安排飞机到重庆。经和何其巩接洽，因飞机忙于接收事宜，无飞机可派。德王又向胡宗南驻北平办事处联络，由他们派飞机去重庆。

德王等一行人乘飞机到重庆后，由军统局华北负责人马汉三到机场迎接，安排住在军统局招待所。德王等人大吃一惊，以为是对他们加以监禁，心内很不安。过了几天，军统局局长戴笠从南京回来，为德王等一行人设宴洗尘。他在宴席上说了一些大话，说国民军队如何强大，很快就可以把共产党消灭等。事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国光前来，认为住在军统局招待所不便，才由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楚明善把德王等一行人接到蒙藏招待所去住。

直至9月10日，蒋介石才分别召见德王等人。德王先去见蒋介石，对蒋说：“我受日本人八年的气，现在日本投降了，请委员长准许内蒙古自治吧！”蒋介石说话有个口头语，常说“好好”。德王从日本投降后精神很紧张，由于上火耳朵有些聋，听说“好好”。就认为已准许内蒙古“自治”，心里很高兴。蒋介石问：“你们来几个人？”德王说：“有吴鹤龄、李守信、陈绍武和杨润霖共4人”。

蒋又问：“你还有多少军队？”德王说：“李守信任内蒙古军总司令，等向他问明后，再报告委员长。”并说：“现在内蒙古仍沿袭着王公制度，杨润霖想向民主方面进步，以适应时代的精神。”蒋介石说：“内蒙古的王公制度是可以存在的，只要有民主精神就行。”事后，蒋与德王、李守信一同吃饭。在吃饭时，蒋介石向李守信问内蒙古军情况，有几个师，共有多少兵，李守信当即据实回答。饭后又谈些生活小事就告辞了。回到蒙藏招待所后德王很高兴，认为蒋介石已准许内蒙古“自治”，同去的人都说没有准许，德王还不信，要求再度见蒋。蒋介石接见后，向德王请示今后内蒙古“自治”问题，蒋介石很不高兴地说：“现在有些人对你很不谅解，不要老唱高调，喊叫什么内蒙古‘高度自治’，给人以不良印象，自绝政治前途”。

德王碰了一个大钉子，灰溜溜地返回蒙藏招待所。继而蒋介石召见李守信、吴鹤龄、陈绍武等人。蒋介石召见李守信又问内蒙古军详细情况，就没有说什么。蒋介石召见吴鹤龄时，吴首先报告现在内蒙古情况，并提出内蒙古“自治”问题，蒋介石很严肃地说：“你们做了日本的官，还没有下文，国民参政会对你们反对得很厉害，还要求什么自治！内蒙古是蒙汉杂居的地方，你们‘自治’了，把汉人都撵走吗？”吴也碰了一个大钉子。蒋介石召见陈绍武时，陈绍武把内蒙古各方面情况做了详细的报告，蒋介石叫陈绍武好好劝劝德王，不要老唱“自治”高调。并说：“对德王日常生活和政治前途，一定随时照顾，叫他放心好了。”

德王见了蒋介石后还不死心，又向党政军各方面大肆活动，曾拜访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军政部长陈诚、外交部长王世杰、组织部长陈立夫、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参谋总长程潜等。蒋介石叫李守信、吴鹤龄先返北平。又过几天，蒋介石批准给德王每月补助生活费法币50万元。德王见要求内蒙古“高度自治”问题已经无望，就不再活动，白天到各处游玩，晚间看电影听戏，不久，便同陈绍武及随员回到北平。

先行回到北平的吴鹤龄成立了蒙旗宣导团，派人到各旗宣传指导，以表示拥护国民党。为时不久，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给北平市市长熊斌及察哈尔蒙旗党部主任特派员于德纯等来电称：“奉总裁谕，对于在伪蒙疆政府蒙籍官员，一律不咎既往，并尽量给予安置，量才使用。”所以察哈尔蒙旗党部把伪蒙籍官员郭木扎布等10余人安排了一定职位。1945年冬，蒋介石到北平视察，把李守信叫去，令速到东北招集旧部，募集新兵，尽量扩充武装，配合当地军事工作。蒋介石给陈绍武军事委员会参议职务，以示鼓励。

德王从重庆回北平后，表面上闭门谢客，不问政治，做了寓公，实际上野心不死，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企图东山再起。他认为自己是蒙古中心人物，仍以“复兴”蒙古为已任，醉心于内蒙古“高度自治”，到处寻找机会。1946年冬，有美国新闻处特务人员李嘉胜，请德王介绍两个青年当电务人员，到王爷庙（即乌兰浩特市）做秘密工作。德王给他介绍了伊国璜、王桂丛两个人。

察哈尔盟明安旗人席振铎、纪贞甫2人在美国支持下，成立了“蒙古青年同盟”，德王虽未参加，因为“蒙古青年同盟”打出拥护德王的招牌，于是也和美国进行拉拢。1947年，德王的侄子阿拉坦瓦齐尔到北平来，德王叫他侄子回苏尼特右旗，秘密与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行联络，打算在国民党溃败的时候留个退步。德王的一系列活动被军统局知晓，就派人暗中加以监视。吴鹤龄也不甘寂寞，暗地里进行活动，被傅作义报告蒋介石，由军统局派人到北平把吴鹤龄押解南京，交蒙藏委员会看管起来。1948年12月北平解放前夕，南京派飞机来接德王，由蒙藏委员会驻平办事处处长何兆麟陪同飞往南京。

1949年德王抵达南京后，蒋中正于1月20日加予德王阿莽仓佛辅教宏觉禅师名号，在解放战争后期，1949年初北平被解放军占领前夕，德王假道兰州去了阿拉善旗定远营（今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联合阿拉善旗的札萨克达理扎雅等当地上层人士在中国局势即将发生剧变之时发起“蒙古自治”。

1949年4月13日召开会议，成立了“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德王任副委员长。之后德王和乌兰察布盟盟长林沁僧格前往广州，向国民政府请愿，寻求承认、支持和资助。被国民政府李宗仁、阎锡山、白云梯等人敷衍之后，德王召集了一些旧部回到定远营。8月10日组成了“蒙古自治政府”，德王任主席，并向广州的中华民国政府发出了自治通电。9月20日，因解放军逼近银川，德王、李守信等逃往阿拉善旗西北部拐子湖一带，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1950年初，得到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邀请和保证后，德王、李守信出走蒙古人民共和国，1950年，中蒙友好条约签订之后不久便被蒙方逮捕审讯并转送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德王作为蒙疆首要战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押，1950年被囚禁于张家口。1963年被特赦释放，并恢复政治权利。他被聘为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主持编成《二十八卷本词典》（以蒙文编写），著有晚年回忆录《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1966年5月23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