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朱绍杰

粤商探源

今年9月，一批备受学界与藏界关注的岭南书画文献现身广东拍场。其中，清代画家谢观生等为十三行总商伍元华所绘的《听涛楼图》尤为引人注目。

这幅画卷记录了当时岭南文化精英与富商的融洽交往。从这幅画中，我们可以窥见粤商在岭南文化建设中的身影。

谢观生所作《听涛楼图》 （广东崇正供图）

《听涛楼图》作于清道光七年丁亥（1827年）。其时鸦片战争尚未爆发，图卷给后人留下了清帝国升平时代的风雅光景。据长卷上文字所载，听涛楼所在的区域位于今天的广州海珠区万松园内，当时文人官员雅集之时，可听见海幢寺钟声。

《听涛楼图》的作者谢观生是著名学者、越华书院掌教谢兰生之弟，兄弟二人有“二谢”之名。

较之谢观生精湛的画艺更吸引人的是，该长卷的上款人及画后题跋者，汇聚当时岭南文化圈“大咖”，其中包括翁心存、吴荣光、许乃济、卓秉恬、谢兰生等。《听涛楼图》因此成为岭南文化精英与官僚、富商频繁交往的见证。

赞助出版

清朝中叶以后，广东成为全国重要的出版重镇之一，这背后就有粤商的重要贡献。支持和赞助文化出版事业，是广东商人的重要文化情怀和实际举措。

《粤商好儒》作者、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正刚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怡和洋行掌舵人伍崇曜为了藏书、刻书，专门在广州建造了粤雅堂，刊刻了集大全式的文化典籍丛书即以《粤雅堂丛书》命名，收集了自唐迄清全国各地学人名著，不乏稀见版本，在中国文化积累建设工程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晚清重臣张之洞曾说：“刻书必须不惜重费，延聘通人，甄择秘籍，详校精雕，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如歙之鲍，吴之黄，南海之伍，金山之钱，可决其五百年中必不泯灭。”他将伍崇曜与安徽鲍廷博、江苏黄丕烈、江苏钱熙祚并称，认为他们是足以影响五百年的出版大家。

而伍崇曜聘请的“通人”就是南海的谭莹，这是一次商人与文化人合作的经典案例，“贤主嘉宾，可谓相得益彰”，两个人都因为《粤雅堂丛书》而留名青史。

外国人笔下的海山仙馆 （资料图片）

1870年代海山仙馆铜板照片画

刘正刚还提到了潘仕成主持的《海山仙馆丛书》。

海山仙馆又名荔香园，位于广州城西荔枝湾，馆内共竖立一千多通石刻，除当时政要名流手迹外，多是历代法书和法帖。《海山仙馆丛书》顺理成章地包括刻书和镌石两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丛书不仅包涵了大量的文化典籍，还收集了汉译西方人的科学文化书籍如《几何原本》等，以及模仿西方技术，试验制作兵器的《水雷图书》。

可见，潘仕成在注重中国文化典籍收集整理的同时，也以开放的心态吸收西方科技文化。

兴教助学

对于广东商人而言，整理故旧，吸纳新知的意义不仅藏于名山，更在扬传于世。晚清以来，广东商人在致富之后，积极参与众多带有公益性的社会事业。

刘正刚认为，精明的粤商以经济头脑投资经营新式学校，既是传统文化对商人形象塑造的结果，也是商业进行自我包装的需要。客观上，粤商在各地大兴新式办学之风，为社会公益事业开创了一条新路，也借此树立“好儒”的良性形象。

十三行行商一直对官办学校提供支持。前面提到的潘仕成就曾大力出资维修广州贡院。

1817年，潘仕成独力捐助13500两白银修葺贡院，新建考试用考舍565间，舍外遍种植物，让古老的贡院焕然一新。1843年，潘仕成还将自己在北京宣武门的旧宅改为粤籍士子赴京休息、会友之所。

其他行商及后人们同样热心捐助家乡官私学校。

1755年，十三行行商们捐资创办越华书院；1814年，广利行行商卢文举遵照父亲生前遗嘱，兴建紫水义学；1835年，天宝行梁同新倡议、筹募经费完成番禺学宫的修葺，还为此撰写《重建番禺学宫记》……

番禺学宫（今农讲所）

文澜书院的兴办，最能体现十三行商人们团结一致，关注广州士人成长的心态。1811年，在潘有度的倡议下，十三行商人联合兴办文澜书院。文澜书院并不以讲学为目的，而是作为当时西关具有科举功名的士绅会聚之地。

文澜书院兴建后，广州出现了一股兴办书院的热潮，尤以两广总督、著名学者阮元创建的学海堂最为有名。

事实上，学海堂与文澜书院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据载，1820年，学海堂就在文澜书院内成立，换言之，学海堂的创办同样离不开行商们的支持。

潮商社会公益事业的先驱、商人陈慈黉晚年回乡创办成德学校。学校学生多为村民子弟，更有邻村或戚族的学子前来免费就学。

此后，陈氏家族通过香港乾泰隆每年提供学校经费4000银圆，数十年供应不辍。时至1932年，学校更得到从上海购得的一大批物理、化学实验仪器、动植物标本、人体骨骼模型以及各种辞典，供教学、观摩和实习之用。

陈慈黉热心办学育人的行动，也感染其他粤商办学。1916年，广肇同乡开办的明德公学和客家人的进德公学在泰国开办，原潮侨开办的中学、南英、联合和新民四所学校更合并为培英学校。

柏林大学东语学堂讲师合影，前排左一为潘飞声、右一为井上哲 （《井上哲次郎自传》东京：富山房，1972年）

文传海外

粤商在海外传承、传播中国文化，更是文化史上不可忽略的一笔。

1887年，德意志教育部成立了东方学院，并向印度、日本、中国等直接聘请教习。十三行同仁行-同孚行的后人潘飞声出现在聘任名单中，他后来担任柏林大学东语学堂讲师。

由于出身收藏家世，潘飞声在任教期间还受聘于柏林人类博物馆。潘飞声在柏林大学任职的经历，播誉海内外，成为一段中外文化交流的佳话。

艺术史学者、美国普吉湾大学终身教授洪再新认为，潘飞声的个人经历，是东方和西方、传统与革新之间各种张力强烈互动的特殊缩影。“而广东行商阶级在退出历史舞台之际，仍然以其商业的网络，把潘飞声推向了国际学术交流的前沿。”

在德期间，潘飞声结识了几位日本明治文化的巨人，例如著名哲学家井上哲次郎、“日本现代教育之父”日高真实、近代文学大师森鸥外等。由井上哲次郎、日高真实、千贺鹤太郎等倡议组织的“兴亚会”吸引了中国、印度、泰国等国的知识精英与外交家参加，潘飞声担任秘书。

1890年，潘飞声回国，他著有《西海纪行卷》及《天外归槎录》，详记其出国及返国的经历。

《独立山人图》，左为居廉本，右为伍德彝本

除了文学记录外，潘飞声于1895年、1896年先后向画家居廉、伍德彝定制两幅《独立山人图》，延请国内外友朋题跋，留下了数十则题跋，以资纪念。

洪再新利用潘飞声毕生重视书画收藏的第一手材料，尤其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藏两件《独立山人图》，重现其在广东、全国和海外的网络中对增进国际文化沟通的作用。

风气之先

洪再新的研究还从独特角度阐明，广东商人得风气之先如何在文化留下痕迹。在描绘潘飞声的同题作品《独立山人图》中，居廉、伍德彝在选择人物表现方法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取向。

居本的画像，重在像主硕大的头额，以昭示其聪慧过人的禀赋。而伍本则更接近人物真实造型，以其魁梧的身材，赞美其“独立山人”的仪容。洪再新认为，无论是对老师或门生，除却玻璃彩画肖像手法的逼真性挑战，更有在近代广东快速发展的人像摄影术的威胁。

文化人、艺术家与行商的交往，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岭南，乃至中国文化史的书写。广州美术学院教授、近现代美术史学者蔡涛曾提出一个猜想，居廉画中花卉、昆虫结构皆描画精细，如博物图般剖析物体结构，很可能与西方的博物图在珠江三角洲的早期流播有联系。

蔡涛认为，居廉的交游圈中既有文人绘士，又有大量的十三行行商客人，并有行商的后人作弟子，如伍德彝。

这些人很有可能接触过这类知识或图像，并影响他们的审美取向。“居廉有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改革其画技与绘画观念。以此推测，居廉创新的‘撞水、撞粉’技法与结构细节描绘的表现方式有可能与外来的博物图相关联。”

蔡涛更比对居廉与任伯年的艺术脉络与个人经历。

他认为，因居廉与任伯年皆为同时代人，亦生活在当年的对外贸易港口地区。虽两人题材不同，但在同样受新事物刺激影响下，他们的艺术皆有创新。居氏门下所出高氏兄弟（高剑父、高奇峰）更是改变近代美术史发展方向的“折中派”的开创者。

然而，更多关于粤商的发掘和研究还待进一步进行。

上世纪80年代，《走向世界丛书》重提先辈们走出国门看世界的一系列“海外奇谭”。该系列中的不少文人，都曾经和潘飞声在柏林一起生活，并在广州、香江等地针砭时局、叙旧感怀。而潘飞声的文字和身影，却已湮没无闻。正如今天繁忙的万松园内，也难觅当年听涛楼的遗址。

【访谈】

粤商具有“贾而好儒”传统

刘正刚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粤商好儒》作者

羊城晚报：岭南文化精英与官僚、富商诗画雅集、交往频繁。如何评价粤商对学术出版等事业的赞助？

刘正刚：粤商自明代崛起，依托海洋作为平台，驰骋海内外。以十三行行商为代表的粤商，在清代垄断中国对外贸易长达近百年，不仅使广州成为全球贸易的中心，而且也向世界推介了中国商品与中国文化。

这其中十三行商人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财力，组织收集、整理和刊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影响深远。

清代广东出现了“四大藏书家”，即伍崇曜粤雅堂、潘仕成海山仙馆、孔广陶岳雪楼、康有为万木草堂。其中前三者皆是大商人，而伍崇曜和潘仕成则是十三行商人，两人的藏书最为丰富，至今仍嘉惠学林。

羊城晚报：十三行商人特殊的历史地位与文化资本积累，在东西文化交流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刘正刚：十三行商人在长期与西方洋商打交道的过程中，了解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他们不仅最先接受西学，而且也首先将西方的医学、绘画、教育等引入广东，在中国开创了对现代社会生活潮流的引导，比如潘仕成的海山仙馆的建筑就在建材、装潢等方面模仿西方式样。

十三行商人的家庭多会摆放地图、望远镜、钟表、洋酒等西方器物。在十三行商人的要求下，中国的工匠和画师根据外国商人的意愿，推出了“广彩”、外销画等风行西方世界的新式商品，这其中就包括了外国和中国的文化元素，让东西方人通过商品了解对方的文化。

这不能不说是十三行商人的匠心独具。

又如十三行时期形成的“广州英语”，说白了，就是商业英语。十三行商人凭借这种语言与外商斡旋。同文行的潘启官、怡和行的伍秉鉴、同顺行的吴健彰等都能用广州英语与外商交流。

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就利用行商组织翻译外国书籍、报刊。大商人、大买办唐廷枢兄弟联手编纂了《英语集全》，广州英语最终成为上海洋泾浜外语的滥觞。于此可见，十三行商人在东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羊城晚报：历史上不少粤商热衷文化事业，对当下倡导大企业家精神有怎么样的启示？

刘正刚：以十三行商人为代表的粤商在商业经营取得成功以后，有预见性地投资文化事业。通过与文化人的合作，对中国文化典籍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对中国文化传承与发展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体现了粤商“贾而好儒”的价值观。

粤商既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存，又重视吸收与创造适应时代的新潮文化，对文化发展具有明显的超前意识，在文化领域的创新方面开风气之先。

【延伸】

除了“七十二家房客”还有七十二行商报

广东是中国最早出现近代报刊的地区。清末民初，广东商人对办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当时大部分报纸都为商办，其中影响较大的商人团体报刊为《广州总商会报》和《广东七十二行商报》。

七十二行商报

这两份报纸直接以商人团体命名，反映了商人知晓舆论对商业的重要性，也通过行业报刊让同行抱团发展。

其中，《广东七十二行商报》从1907年办到1938年，可谓近代广东商办报纸中“报龄”最长者之一。

研究者认为，“七十二行”只是清末广州商界的代称，并非实指。该报由商人黄景棠独资创办，其发刊词对广东商业的繁荣与广东商业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充满自豪感，更在其中明确提出为商界团体争取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利，可谓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与文化自觉的体现，特别是其有关“商战”的言论，引起了广东商界乃至全社会的共鸣。

虽以商报为名，其眼光却不局限于商界和经济。《广东七十二行商报》在多次近代重大历史事件中观点鲜明。

如清末广州“反美拒约”运动、西江缉捕权事件、广东保路运动等，积极支持爱国斗争。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民主革命家潘达微第一时间在该报发表了关于殓葬七十二烈士的文章。(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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