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7世纪，法国汉学家就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古代散文，并开始翻译、研究，然而，其目的直至19世纪末都停留在了解中国古代的伟大智慧与灿烂文明上，出版的译本在法国大多被归入哲学、历史、宗教三类，其文学价值迟至20世纪方才得到关注。

百年间中国古代散文法译之路

到了20世纪，中国古代散文开始以文学经典作品的面貌进入法国图书市场，其翻译与传播在百年间取得显著成绩。自1926年第一部中国古代散文选集《中国古文选》问世起，已有9部全译本、9部选译本、1部节译本出版，Gallimard、Philippe Picquier、Les Belles Lettres等13家法国知名出版社发行中国古代散文集30余次，马古烈、班文干、雷威安、赫美丽等10余位法国汉学家在中国古代散文翻译与研究领域深耕细作，各类学术研究论著不断涌现。百年间中国古代散文的翻译、评介与传播相互推动，在法国译介历程中显现出较为清晰的历史分期与历史脉络，并在中国古代散文的翻译与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在世界汉学研究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20世纪初，中国古代散文在法国翻译之初即遭遇了其他中国古代文学文体（如中国古代诗歌、中国古代小说等）在法国不曾遭遇的困难。具体而言，由于中国古代散文概念与范畴的界定在中国学界迄今为止未能得出统一、明确的认识，法国译者不得不在含混、模糊的中国古代散文范畴上为法国读者构建中国古代散文的文体框架，其不稳定性迫使译者从特定文体、特定时期、特定作家入手来界定中国古代散文，采用“prose”（文）、“relation de voyage”（游记）、“essai”（散文）等法国文学概念进行指代和类比。译名、范畴和界定的不统一造成了中国古代散文译本在分类上出现重叠、空缺或错位的现象，阻碍了中国古代散文作为一个完整文体概念在法语环境中的确立，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古代散文译本在法国的销售与传播产生了不利影响。尽管受到译名不统一的影响，中国古代散文法译在百年间仍然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路。

20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家马古烈以一己之力拉开中国古代散文法译的大幕。《中国古文选》不仅是第一部法国出版的中国古代散文法译本，而且是迄今为止收录散文最多、时代跨度最长、涉及散文家最多的法译中国古代散文选集，《〈文选〉中的赋》承接《中国古文选》，翻译了最具代表性的三篇赋文。得益于马古烈经年累月的伏案翻译，中国古代散文首次较为系统、完整地呈现于法国读者面前，马古烈成为对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影响最为深远的法国权威汉学家。

相比20世纪上半叶马古烈翻译的一枝独秀，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古代散文法译出现了一波热潮，11部中国古代散文译本相继在这一时期出版，这其中不但有继承《中国古文选》书写传统的《南山集》《中国古典散文选》，更有《袁宏道：云与石（散文）》《浮生六记》《菜根谭》《冒襄：影梅庵忆语》等一批展现山水风景、婚姻生活、哲学思想、生活艺术等主题的中国古代散文译本，形成了这一时期的译介主流。此外，更多专业汉学家与职业译者投身于中国古代散文翻译，译者队伍明显壮大，他们深厚的中国语言与文化功底成为产出高质量译本的有力保证。与之相应的是近10家法国出版社参与中国古代散文的出版发行，它们有计划、有组织地出版中国古代散文译本与论著，推动了中国古代散文译本在法国的传播。

进入21世纪，中国古代散文法译一方面延续了历代散文选、山水游记等的翻译传统，《自然天堂：中国园林散文》《娑罗馆清言》《荆园小语》的相继出版是赫美丽对20世纪下半叶山水游记与清言语录翻译实践延续和探索的结果；另一方面以费扬、班文干为代表的法国汉学家分主题、分文体地译介苏轼散文，相继出版译作《东坡赋》《苏东坡：关于自我》《东坡记》，不但使苏轼成为作品在法国流传最广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也使苏轼散文翻译成为21世纪中国古代散文法译的新热点与新亮点。

纵观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散文的法译历程，我们看到，中国古代散文在法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一枝独秀到繁花似锦，再到静水流深的多个阶段。这其中有高低起伏，既有七八十年代凭借中国古代文学法译黄金时代的东风得以不断出版的繁荣局面，也有浪潮退却后回归学术性翻译的理性和蛰伏。中国古代散文法译百年间的文学转向，一方面显示出法国对中华文化的期待由政治、历史价值向文学、美学价值的转向；另一方面使得近四十年来中国古代散文成为法译中国文学又一新的增长点，客观上对21世纪中国形象在法国的构建产生了积极影响。（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