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研究院“复旦文史专刊”第一种，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由中华书局2009年6月出版。

按照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说法，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标志，是“从天下到万国”。从以自我中心想象天下的“华夷观”中走出来、打消了盲目自大的近代中国，却逐渐养成了以西方为背景审视自身的习惯，“中”和“西”（或者“东”和“西”），中国一方面习惯地把自己看成“东方”的代表，一方面开始把“西方”作为认识自我的唯一镜子，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还是梁漱溟，无论是“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还是“中国文化本位论”，中国始终都是在西方这个尺度中被观看的，美丑妍媸，都来自那一面镜子。不过现在想来，尽管镜子相当清晰，但我一直在想，恐怕仍然需要借助前后左右多面镜子映照，才能够看清中国的立体形象和细部特征。

“从周边看中国”这一话题和这次会议就缘起于这样的想法。2006年下半年，当我接受复旦大学的邀请，来上海主持新成立的文史研究院时，我一直在想，如何用好现有的资源，追随当年清华学校研究院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办一个多少可以实现某些学术理想的研究机构，当时我觉得，清华国学院和史语所之所以成功，有以下三方面原因：第一，在研究领域上介入了国际学界的关注点，而且在方法和工具上始终与国际学界同步。第二，不仅是“预流”，中国学者的中国研究，并不简单等同于国外学者的“汉学研究”，它也建立了中国的立场、问题和方法。第三，得益于“天时地利”，所谓天时地利，是说那个时代不断出现的新资料，像殷墟甲骨、敦煌文书、居延汉简和大内档案等，给他们提供了超出前人的材料。这些使得清华研究院和史语所在当时成为中国学界乃至国际学界引人瞩目的中心。

当时我提出，希望以“从周边看中国”这一主题，来推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进入一个新的学术方向。因为我曾经在一篇论文中说到，“从周边看中国”，不仅在观念上可能会促使我们重新认知历史中国和文化中国，在文献上可能会激活相当多过去不曾重视的日本、韩国、越南有关中国的资料，在方法上也会刺激多种语言工具的使用和学术视野的扩展。八十年前，傅斯年创立史语所时曾说，史料的扩充和工具的改进，就是学术的进步。

正是缘于这一构想，2007年12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在日本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了“从周边看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这次气氛相当热烈的会议上，来自意大利、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越南以及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学者贡献了三十余篇论文，内容涉及了日本、朝鲜、越南以及欧洲对中国的记录，也涉及了异文化之间的彼此想象和观感，还包含了语言接触和文化交涉的方法论，它们既可以说是广义的文化交涉即异文化间的彼此接触史，更可以说是各个文化的自我认识史。现在呈献在各位读者面前的这部书，收录的就是这次会议上各位学者的论文。（摘自葛兆光教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