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天文学家联合会，以逝去的天文学家们为月球表面的环形山命名。

在密密麻麻的小字中，有五个中国古人的名字：

万户、祖冲之、张衡、郭守敬、石申。

万户本名陶成道。其实万户二字并非人名，而是陶成道所属朝代的一个官职。万户虽不是天文学家，但他是历史上第一位试图利用火箭飞天的人，他的勇气是人类迈向太空的第一步，因此得到国际的首肯。

张衡，在其著作《灵宪》一书中，率先提出了“月光是日光的反射，月蚀起因于地遮日光”，其浑天仪的发明领先了欧洲500年。

祖冲之大家都知道，圆周率的祖师爷。在天文领域中，祖冲之在前人的基础上重新测量木、水、火、金、土等五大行星在天空运行的轨道，以及运行一周所需的时间，与今日测量结果相比，祖冲之的结果误差均不超过0.1。

还有另外两个人，石申和郭守敬。他们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可谓开创人类历史上的先河。

在介绍这两个人之前，得先铺垫一个知识。

其实在古代并没有严格的“天文学家”一说，更多的是所谓的“钦天监”，以前也称为太史监、司天监。

可别小瞧了这个官，这在当时可是要职。

他们能通过观测星象的变化预测“天意”。

比如哪颗星星非常明亮，可能预兆着对应的方位有好事发生；哪颗星星一下变得暗淡了，可能预示着哪里有人将驾鹤西去。

也正是因为如此，钦天监们偶尔也会被卷入前朝后宫的权谋争斗之中。

天文学家石申在战国时期的魏国，从事的就是这个神秘工作。

当时没有精密的观测仪器，石申只能成宿成宿地熬夜，仰着头靠肉眼观测天空中的恒星。

一天晚上，石申正盯着璀璨神秘的夜空，忽然意识到行星运动轨迹是有规律的。

通过观察到天空中的金、木、水、火、土5颗行星在众多恒星之间的运行，他准确地测量出了行星运行路线。

这些行星在大多数时间里，在天球的运行方向是向东的，叫做“顺行”。

但有些行星在向东运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却会转过头来向西运行，这叫做“逆行”。

“逆行”了一段时间后，它们又恢复“顺行”。

除此之外，他还首先发现“太阳黑子”“日冕”“日珥”现象，总结月球的运行规律，甚至还为彗星取名。

桩桩件件，在那个科技并不发达的年代，全靠肉眼观测且记录详实，可谓奇迹。

石申对木星的观测尤为精细，是研究木星的专家，甚至还写了本关于木星的专著，叫《岁星经》。

后来，唐朝的《大唐开元占经》还引用了一句石申论及木星时所说的话：

“若有小赤星附于其侧。”

到这里，可能大家对于石申的天文成就还是没有什么概念。

那我给大家再拉一条时间线——

欧洲第一次发现木星，是在十七世纪初望远镜发明之后，意大利科学家加利略于1610年用望远镜观测到的。

咱们的石申，在没有近现代工具辅助的情况下发现木星，早了伽利略将近两千年。

但可惜的是，他的著作没能得到妥善保存，其原著《天文》八卷，早佚。

后人拾遗补阙，把它与甘德（同属战国时期的天文学家）的《星占》八卷，合称《甘石星经》，又名《星经》，曾收入北宋政和年间刊印的《道藏》一书，题名为《通占大象历呈经》。

今存的《甘石星经》为2卷。

其中虽有一些后人增添润色之辞，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仍旧是一部对天文研究有很高科学价值的文献。

让我们再把时间线往后推700年，郭守敬对大部分人来说，应该会熟悉一点。

他出生在元朝，跟着祖父郭荣长大。

受郭荣影响，郭守敬从小就喜欢学习，尤其是天文。

但那时候喜欢天文，可没法跟现在比。要想进一步研究天文，还得考验动手能力。

浑仪，是古代最早的天文观测仪。

十五六岁时，郭守敬在书上看到了一幅浑仪的插图，便开始谋划着自己动手做一架。

要想做正儿八经的浑仪，得先冶炼出金属。

郭守敬没那条件，于是就去砍竹子，用竹篾给自己做了一架。

为了更好地观测天象，做好了浑仪之后，郭守敬又用泥巴搭了个土台阶，把浑仪往台阶上一放，就是妥妥的简易版古代天文台。

1276年，元军攻下南宋首都临安，全国统一已成定局。

疆域辽阔，历代沿用下来的《大明历》误差越来越大，已经严重不利于活动和农业生产。

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便下令成立“太史局”，调集全国各地的天文学者另修新厉。

郭守敬提出先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天象观测。

相较于唐朝开元年间的13处观测点，郭守敬组织大家在全国选取了27个观测点。

他还在河南登封亲自组织修建了一座观星台。

观星台由两个观测室组成，两个观测室中间架了一根铜棒，也就是横梁。

横梁下方有一座石圭，石圭由36块青石拼接而成。圭面有刻度，所以石圭又被称作量天尺。

石圭、凹槽、横梁组成圭表，被郭守敬用来观测日影。

根据太阳的升起和降落，结合横梁影子投在圭面上的不同一刻度，郭守敬通过连续观测横梁影子的长度，不仅测算出了二十四节气时刻，还测定出了一回归年的长度为365.2425日。

在测验期间，郭守敬发现宋、金时期遗留下来的天文仪器，已经破旧得不能再使用。

于是他用了3年时间，对原来的十多种仪器进行改制和创新。

先是改制。

不仅把浑天仪精进为“简仪”（类似现代的“天图式望远镜”），还把简仪、赤道经纬和日晷三种仪器合并归一，用来观察天空中的日、月、星宿的运动。

而且，改进后再去进行观测，就不会被原本仪器上的圆环阴影所影响了。

再是创新。

郭守敬把八尺高表改为四丈高表，表上架设了一条横梁，横梁下方放置了石圭。

石圭上的景符透影和景符上的日影重合时，就是当地日中时刻。

这样测出来的刚好是日心之影，精确度有了极大提升。而在郭守敬改进之前，测出来的都是日边之影。

这次大规模的测验，被后世称为“四海测验”。

1281年，历时三年的四海测验结束。

与现代值相比，四海测验不仅平均误差仅仅在0.2°至0.35°之间，甚至还有两处则与现代值完全相等。

同年，忽必烈为郭守敬一行人的测验结果赐名《授时历》，元朝正式开始实施新历法。

《授时历》中，约定365.2425日为一岁。

精确程度有多高呢？

郭守敬观察到的一个回归年为365.2425天，即365天5时49分12秒。

与后来世界上通用的《格里高利历》（俗称的阳历），只相差26秒。

但郭守敬的《授时历》比西方的《格里高利历》整整早了300多年。

郭守敬在全世界天文学领域的影响力，有目共睹。

但说来滑稽。

丹麦也有一个很出名的天文学家，叫第谷。

第谷一生中有很多天文成就，被誉为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

明末时期的来华耶稣会士汤若望在听说了郭守敬的事迹后，大受震撼，把郭守敬称为“中国的第谷”。

但其实这个表述明显不准确。

借用樊树志主编的《国史概要》的原话来说：

应该说第谷是“欧洲的郭守敬”才确切。

毕竟，光是出生时间，郭守敬都比第谷整整早了三个世纪。

无论是郭守敬还是石申、甘德，他们都为世界天文史打下夯实的地基。

令人倍感无奈的是，我国在天文领域的卓著成就，正在被人遗忘。

当今天的我们再次谈论起天文学时，脑海中第一个想到的却只有伽利略、哥白尼、牛顿等西方天文学家，对中国天文史的了解少之又少。

两千年前，古人留下的遗作本该是人类历史上迈向神秘星空的第一步，然而受限于诸多历史原因，我们未能在天文领域中站在世界的前沿。

但令人感到欣喜的是，还有一大批天文学者们从未停下探索宇宙的步伐。

被称为中国天文事业拓荒者的戴文赛，在1940年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后，毅然决然地拒绝了老师的挽留。

当时，国内正在遭受日本侵略。

戴文赛坚信只有科技才能强国，他渴望能把自己学到的知识服务于祖国。

回国后，戴文赛夜以继日地写了本书，叫《太阳与太阳系》。

和人聊起这本书以及天文学时，他说：

“可惜的是，我讲来讲去只能介绍古人和外国人的学说，康德，拉普拉斯，布封……

要不就苏联的施密特学派怎么说，费森柯夫，萨弗郎诺夫怎么说。

就是没有哪一个中国人怎么说。

说起来，我们还是古天文学最发达的国家……”

那时，戴文赛便在心里暗自思考：

被荒废的天文土地，是时候重新开垦了。

开荒需要园丁，戴文赛愿意成为这名园丁。

于是，他带着妻子去了南京大学。

教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当时的中国连一套适合我们具体情况的天文教材都没有。

编写一套教材，是当时中国天文教育事业的重中之重。

戴文赛扛下了这份重任。

在他的一生里，发展中国的天文事业就是他的全部。

直到身体已经被病魔侵蚀，工作的时间从五小时递减到一小时、半小时，戴文赛还是会把学生们、助手们叫到床边来讨论天文学术。

偶然有了一个想法，也要立刻让家人帮自己记下来，以便学者们进一步研究。

他为中国培养出众多天文工作者，如今许多人已经成为了我国各大天文台站的骨干力量。

从动手术到临终前的一年零九个月中，他还写了十多万字的手稿，校完了《太阳系演化学》（上册）的原稿。

戴文赛之于中国天文事业，不仅是开荒的园丁，更是天文教育事业的一场及时雨。

在他的影响下，如今依旧还有很多像戴文赛这样的人在钻研着天文学。

有一些世俗的声音，会质疑他们：“这个专业看起来不好找工作，没有前途。”

但对他们和中国天文事业来说：

唯有热爱，才是最光明的前途。

前人流芳百世的佳作，给了我们文化自信的底蕴；

后人发自肺腑的热爱，正是我们探索宇宙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