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民国“黄河沿岸第一才子”，死前遗愿，是能靠稿费买一条棉裤-米儿火

民国时代，政学圈内有两大名人，都以“大炮”的绰号名扬四海。一位是孙文先生，另外那个，就是“傅大炮”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山东聊城人

傅斯年这位山东汉子，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初登文域，就已是校内外“头号学霸”。不仅科系所有考试均第一名，组织能力与领导威望也无人可及。他的那些北大同门，都何等心高气傲，却独许他是“天纵之才”，甚至夸他是“黄河沿岸的第一才子”，乃至“孔子以后第一人”。这些话虽不免花哨，可终究只是逸事花絮之类，也是推崇备至之语，姑且由之吧。

“第一人”、”第一才子“啥都涉嫌夸大，可“国士无双”四字，时人是普遍认同的。傅大炮“无双”在哪，我以为，在学问好、在胆识大、在魄力足、在能力超强、在精力过人、在眼光独到、在待人赤诚、在无惧威权、在亲民爱国、在提携后进不遗余力。仅作为知识分子，其德业后人怎么游扬褒赞，都不大过分。

图：傅斯年考入北大预科时，与弟弟傅斯严合影

后来，我翻书，读到宋人陈亮的《酌古论序》，看到里面有句，“吾以谓文非铅椠也，必有处事之才；武非剑楯也，必有料敌之智，才智所在，一焉而已”在，总会不自觉想到傅斯年。

谈民国学术、思想及政治，傅斯年肯定是绕不过去的重心人物。如今他的声名略显黯淡，可他在老一辈学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尤其高的。

他的为人，表面鲁莽，其实清澈的很。他年轻时，是学生中最有号召力的领袖；成年后，是学术圈“傅大老板”；在后来，议政论政，声震四野，人送“大炮”徽号。他一生都是“大人物”，就其阅历而言，按理说当是很有“武库”的这么一个人。但他真的不复杂，甚至言行很单纯，是一身才气一身痴。这一点非常难得。我自己读傅斯年，内心就常有一股愉悦明净之感，就像观望一道清泉飞瀑一样。

“五四运动”的总指挥

傅自小就勤奋好学，人格上还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魅力。他家学渊源，17岁入读北大，头两年专治国学，一直全班第一，是刘师培、陈汉章等老宿的得意门生，黄侃更许为衣钵传人。他而后觉得国故有问题，就尽弃旧学，义无反顾投身新文学阵营；五四运动爆发，他被推举为游行总指挥，令则行禁则止，结束后立即功成身退，终身都不提及。

甚至没有傅斯年的力挺，大红大紫的胡适，都不大可能成为民国学术网红。胡26岁那年，首次登上北大讲坛，能站稳脚跟，不被那帮难缠的学生轰下台，就是因为有小5岁的学生傅斯年认可，幕后给他保驾护航——虽然他也被傅质问的满头大汗，也老实承认，“几个学生的学问比我强”。实际上，此前章太炎弟子朱宗莱在北大开《文心雕龙》课，就是傅当场指出他讲义中30多条错误，被灰溜溜赶跑的。

图：聊城傅斯年故居，也是当地的“状元第”

邓广铭回忆录中说，抗战期间在复旦，就常常听傅说，“谁都没资格骂胡适之，只有我能够骂，只有我才有资格骂”。这位胖胖的山东人，他是极端自负，也是很狂的。

早年，他的资质和学识之好，一度是让时人很骇异的。且不谈他的“夷夏东西说”是如何有创见了，过去偶然读到他的《春秋策》一书，就不由感叹，傅大炮果然名下无虚。

图：与“谊在师友之间”的胡适父子

民国以来的文史圈，一直流传着一则有趣的逸闻：说是俞大维这人绝顶聪明，留德时以才华和陈寅恪并称双璧，本来也是搞文史的，也崭露头角，颇有成就。可自从结交傅斯年后，他便突然弃文学理了。周边人问是啥原因，他说，“搞文史的人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即陈寅恪，也格外看重、信任傅斯年。

民国人都说，傅是学术天才，也是举世罕见的管理奇才。他自学生时代起，到最后遽然辞世，“傅大老板”这个别号在民国文教圈，始终有着他人不可企及、片言九鼎的影响力，声望大概就仅次于胡适。办各种杂志、创建历语所、掌管过西南联大、担任北大代理校长、主持台大校政、参与议政、扶持后进等等，一生许身谋国、才能超群，众所公认。后来，钱穆跟他对骂，怼他是“水泊梁山的山大王”，恨恨有声，可也不敢抹灭他的领导才能。

图：晚年的钱穆夫妇——傅认为钱的学问“太旧”，二人合不来

就连他的老师，彼时文化圈菁英们共奉的精神领袖胡适之，论行事勇猛、论行政才干，都远不及他，也曾自愧弗如。后来的傅大炮，虽官衔低微，最牛时也不过一大学校长，实际上却顺理成章地成为整个民国后半叶，教育界与学术圈最有组织能力的领导者。他在此方面的才干，至少在当时无人能及，位置无人可替，贡献也无人可匹。

傅斯年这种性格、这番作派，大破大立、狂傲至极又一心为公，是“很五四”的，大概也只能属于“五四”。他的恩师胡适，屡屡惋惜他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白白浪掷了学术天份——除零散论文影响极大外，他外务太巨，确实没有出过几本专著，是未尽之才。

图：1935年，傅与梁思永（右一）、法汉学家伯希和（右二）在安阳发掘现场

好在他抱负不在此。古有“三立说”，也正如老作家孙犁讲的，“文章与道义并存，文章可泯，道义永在”，傅斯年之青史留名，主要真不是因为写了多少书。

傅斯年一生，最可惜的，除了学术天份没有完全展现外，就是早死。去世时不过54岁，还是正当宏图大展之际。说起来，彼苍者天固然是不恤国士，他自己也是壮怀未酬，赍志以殁。

图：1921年5月，傅与蔡元培（中左二）、徐志摩（前左二）、等在英国

后来，很多人就讲，傅大炮当初如果不跟着离陆，可能不至于短命。可这终究只是事后诸葛亮之言。实际上，到了大江大海1949，知识分子们都必须站队的时候，他虽没啥官衔，不过一书生身份，明知不可为，却只能毅然决然地随着蒋氏败走“田横之岛”。表面上可二选一，他其实没得选。

一方面，他对蒋及其党羽都不大看不上，批评也很严重，可他的认识是有局限的，总坚持对比起来是“比较好的”。且他的理念，是文化与国家要发展，乱世中的文人必须找寻合作，不能太爱惜羽毛，只图个人独善其身的美名，与虎谋皮，舍我其谁。

与其妻俞大綵

而从公心论，他彼时肩负着“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北大校长、还有即将履新的台大校长等要职，在如此岌岌可危的多事之秋，他实际是学术文化界同道们最大的精神支柱，他责无旁货不得不走。

还有一方面，为此身安排计，是他与湘潭先生私人关系不怎么好，他有疑虑。算起来，他和湘潭先生认识很早，渊源颇深。那年，他还在北大当学生，是风云人物，而大他3岁的湘潭先生仅是图书馆管理员而已。后来，忆及北大往事时说过，“想和傅斯年交谈，他没空理我”，内心受伤挺深。在北大时，傅斯年与张申府待他不佳，他是不免介怀的。章士钊大方借钱，他则一直很感恩。

年轻留学时代

1945年，傅斯年访陕，两位故人再度会晤，湘潭先生不计前嫌，把手言欢，待他很热情，不仅赠礼物，还单独对床夜话，热聊了一通宵。不想，傅也是不识趣，回去竟宣扬说，其人“至多不过宋江一流”云云。这些话当然是愤激之语，而非实情之言也，可湘潭先生也就再难谅解他，写文列入黑名单。

俗话说“热土难离”，可傅再无留下的理由。可以说，无论是政学立场驱动，还是文教继扬的职责所在，抑或仅处于私人考量，傅斯年都只能踏上不归之路。

死生亦大矣，可傅大炮总共才活了55岁。他在晚年，眼见国是日颓，理想变现无期，心情实际上非常糟糕。

台大“傅园”

傅斯年其人，不是书呆子，他把握现实、洞察世情的能力都极强，非泛泛庸辈。可他这个人，性格最大的弱点，当在养气之功甚弱，遇窝心事不能抑制住自身情绪，不够通达，为此一命呜呼。胡适唾面自干式的修为，他是终身都做不到的。李敖就说他是“气死的”。

他是北方人，特急性子，动不动“匹夫之怒”，“傅大炮”的诨名多少就是因此得来。也因此，他常年为高血压病所折磨。加上其人就是个“工作狂”，一生劳碌，诸如领导新文化运动、创办流行杂志、挥指学生游行、创办著名的史语所、组织殷墟考古发掘、主持明清档案整理、到处提拔与培养大批青年才俊、在泥沙翻涌的战后重定北大朗朗乾坤，啥事都全身心忘我投注。

他始终不懈地旨在捍卫学术自立与尊严，号召实干兴学。同时，他嫉恶如仇，以书生报国自期，指呈时弊，左右舆论，炮轰孔祥熙、痛砭宋子文、臭骂蒋氏，以区区参政员的卑位竟然接连赶跑两任行政首长，精勇一似下山猛虎，当时无人可挡其锐。

他狠起来都自己祖先都骂。他是山东聊城人，是满清入关后首位状元傅以渐的直系后人，可他觉得这位祖宗觍颜跪事异族，一直引以为耻。他如此执拗、不容沙子的性格，可想而知，总不大可能长命吧。他自各也早有预感，1947年起，就爱将“死”字挂在嘴边，甚至有一回还问同事姚从吾（即李敖后来的研究生导师），何日一起去跳海。

他这个人，一生尽情尽性、完责完义，“虽千万人我往矣”，性格是超出常人的顽固刚硬，可就是这么一个人，都多次萌生了要自杀的念头，可见彼时心情之恶劣，实无以复加了。这种外在压抑的状况，配合他内里性格上的暴脾气，最大程度上直接导致他后来的猝死吧。傅斯年与胡适，一门师徒，都是当众非正常死亡，冥冥中都有约定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