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百题黄河三角洲的人文地理李沈阳班固在《汉书·沟洫志》“赞”中说：“中国川原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河即黄河。浩浩黄河孕育出灿烂的中华文明，作为黄河的组成部分，黄河三角洲由于其特有的人文地理环境，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曾在历史上做出过重要贡献。一黄河三角洲曾经沧桑巨变。 历史上黄河下游的决徙往往导致主河道的改变，黄河曾北自静海东流，也曾南夺淮河入海。 从广义的角度讲，以河南巩县为顶点，北起天津，南到黄淮的广大区域，都可以称为黄河三角洲。从狭义的角度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黄河入海口的变动，黄河三角洲所指的地域范围也不尽相同，使人们对黄河三角洲的概念产生了歧义。从现实的角度看，人类有意识地开发三角洲是20世纪晚期的事，而且往往立足于河流现状的界定。 因此经济地理意义上的黄河三角洲，系指今天滨州和东营两个地级市以及淄博的高青县。 这一界定是由黄河主河道的现在位置决定的，同时属于古代黄河三角洲之一。黄河三角洲地区西、南有长白山脉，东临大海，中部广袤如砥，是人类最早的居住地之一。 由邹平孙家遗址可见，至迟在距今八千年的后李文化时代，这里已出现人类生活的足迹，逐步形成较多的聚落，到三代时发展成一系列方国：“少昊之世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汤时有逢公柏陵，殷末4文史百题有薄姑氏，皆为诸侯，国此地。

”（《汉书·地理志下》）秦朝时，黄河三角洲属于齐郡；西汉时属千乘郡；东汉时属乐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先后属于后赵、前燕、前秦、南燕和北魏等；唐宋时属渤海郡；明清时属武定府。从地理环境上看，黄河三角洲处于山东北部、鲁北平原，地势南高北低，大致上由西南向东北倾斜，渐次过渡到渤海。 全境以小清河为界，呈现南北两类地貌：小清河以南，长白山脉地势高峻，连绵起伏，植被茂密，主峰摩诃顶有“副岳小泰山”之称；小清河以北，地势平坦，分别为黄河冲积平原、滨海草原、近海滩涂。从物产种类上看，黄河三角洲是重要的对虾产地，又是海产基地、海盐基地，素有“百鱼之乡”的美称，黄河鲤鱼、黄河刀鱼、银鱼、毛虾都是别具风味的特产。现已建成棉花、蔬菜、冬枣、水产、牧草“五个百万亩”基地。 无棣金丝小枣、沾化冬枣、惠民蜜桃、邹平水杏、阳信鸭梨等各具风味，沾化县更被命名为“冬枣原产地”和“中国冬枣之乡”，是国内最大的冬枣生产基地，和渤海文蛤、梭子蟹等名优水产品一起名扬海内外。从生态资源上看，黄河三角洲生态资源繁多，据初步调查有八百多种，其中属国家重点保护的有文昌鱼、江豚、松江鲈鱼等。 有野生植物上百种，属国家重点保护的濒危植物野大豆分布广泛。

各种鸟类约一百八十馀种，被列入中日候鸟保护协议的达一百馀种， 其中有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鸟类丹顶鹤、白头鹤、白鹳、金雕、大鸨、大天鹅、小天鹅、灰鹤等三十馀种。从交通条件上看，黄河三角洲西接德州，南与济青高速公路相连，北通天津、北京，是连接鲁、京、津的重要通道。 铁路南接横跨东西的胶济铁路，经淄博、济南，与纵贯南北的京沪铁路相连。 东营机场是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的国家二级机场和国家规划中的华东十大机场之一。二黄河三角洲属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一年四季分明，自北向南有小清河、黄河、徒骇河、马颊河等几大水系，形成土地肥沃、水源丰沛、光照充足的自然环境，经济比较发达。 魏晋南北朝时期，贾思勰在《齐民要术·耕田》中记述了黄河下游的农业生产状况，齐国整地犁田已采用先进的“蔚犁”，中耕锄草的锄也被推广使用，收割、脱粒等农产品加工和储藏工具也有较大进步， 同时出现了以抗旱保墒为中心的一系列栽培技术。 北宋前5期，黄河三角洲以发达的农业经济为朝廷所倚重。宋仁宗庆历六年十二月，贾昌朝上奏中提道：“朝廷以朔方为根本之地，御备戎虏，取材用以馈军师者，惟沧、棣、滨、齐最厚。”（《续资治通鉴》卷50）棣、滨两州成了朝廷朔方军需用粮的重要供应地。

明清时期，黄河三角洲农业呈现出新的特点，除种植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粮食作物外， 还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棉花。 齐东县与临邑、郓城、东昌并称山东四大棉花产地。 棉花外运到济宁、聊城等地，并通过运河远销至江南。棉花成了黄河三角洲的主要经济来源。纺织业是黄河三角洲的优势部门。 史前时期，黄河三角洲先民就为遮体御寒而纺线织布，众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纺轮、骨针等，即为当时织布成衣的遗存。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鼓励植桑养蚕，让百姓于房前屋后广植桑柘，黄河三角洲因其优越的自然条件，成为齐国重要的桑蚕产地，纺织刺绣成为齐国“恒女无不能”（《论衡·程材篇》）的手工技艺，并代代延传。 唐宋时期，棣州优质精美的丝织品为朝廷规定必交的税种与贡品。 唐朝每年向棣州征绢十匹，棣州绢成为与淄川绫、博州绸、齐州葛齐名的纺织精品。 明清时期，随着棉花的广泛种植，棉织业迅速发展，滨州“地产木棉，种者十八九，妇女皆勤于纺织，男则抱而贸于市，乡闾比户杼轴之声相闻”（咸丰《滨州志·风俗》）。制盐业是黄河三角洲最突出的手工业部门。 黄河三角洲濒海临水的区位优势，为古代先民从事制盐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早在姜太公封齐时，就因地制宜，“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使渔盐业成为齐国称绝于列国的优势产业与立国之本。

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在山东设十一处盐官，其中一处即设于黄河三角洲的千乘郡。 北魏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盐，沧州置灶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灶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灶一百八十，青州置灶五百四十六”（《魏书·食货志》）。青州的煮盐灶数仅次于沧州，位居全国第二。 据《新唐书》记载，唐朝在山东设有三处盐场，其中一处即设于棣州渤海县。 宋元以降，特别是明清时期，山东的盐场大都集中在渤海湾一带。 宋代滨州盐场“一岁鬻二万一千馀石”（《宋史·食货志·盐上》）。 元朝在黄河三角洲设永利、富国、利国、丰国、王家冈等盐场。 《明史·食货志》记载，明朝在山东设有两个都转运盐使分司，下辖十八个盐场，其中的一个分司（滨乐分司）、八个盐场（王家冈、宁海、丰国、永丰、利国、丰民、永利、富国）设于黄河三角洲地区，分别占盐使6分司与盐场总数的54%与42%。 清朝前期，虽因省并和黄河冲淹等原因，山东盐场数量有所减少，但黄河三角洲三个盐场的产盐规模仍然可观。三在黄河三角洲这片土地上，历史上曾发生过一系列重大事件。大禹时，“洪水滔滔，浩浩怀山襄陵”，以古滨州地望为主的黄河和济水下游成为大禹治水的战场之一。 西周初年，太公初封于营丘，引起土著人反抗，《史记·齐太公世家》“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一句，隐含了多少齐立国之初的艰辛。

周成王时，黄河三角洲地区又起波澜，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汉书·地理志下》）。隋炀帝大业七年（611），邹平（今山东邹平）人王薄自称“知世郎”（意为能预知天下局势将发生变化），与同郡孟让首先起兵反隋，占据长白山（今山东章丘境内），作《无向辽东浪死歌》：“长白山前知世郎，纯著红罗锦背裆。长矟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 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号召群众拒绝出征高句丽，百姓避役者争相归附，义军队伍发展到数万人。 王薄后来降于宇文化及、窦建德及唐，622年被仇人所杀。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济南府蒲台县（今山东滨县）人唐赛儿自称佛母，以传白莲教为名，集合民众数千，在益都卸石棚寨（今青州市境内）起事，全歼前来围攻的军队，斩杀青州都指挥使高风，各地民众纷纷响应。 朝廷派京师精兵， 由安远侯柳升与都指挥刘忠统领征讨。 唐赛儿假作投降，乘机夜袭官军，突围而出，随后攻下莒州、即墨等地，包围安邱。 唐赛儿部最后被都指挥卫青等人击溃，本人下落不明。 由于唐赛儿曾为尼姑，朝廷推测她可能以尼姑身份藏匿于民间，于是下令在鲁、京境内大肆搜捕，拘尼姑、女道士数以万计，终无所获。

明宣宗（1426—1435年在位）时，黄河三角洲又成为朝廷关注的焦点。明成祖的第二子朱高煦善于带兵，曾在靖难之役中立下赫赫战功，成祖即位后，先封他为汉王，后徙封青州，就藩乐安州（今惠民县）。但他心存谋逆，其兄仁宗病逝，宣宗即位，朝廷动荡，朱高煦认为夺取皇位的时机已到。 经过精心准备后，他也像其父一样举起“清君侧”的大旗，矛头直指五朝老臣夏原吉。宣宗在大臣杨荣的建议下，御驾亲征，明军很快包围乐安城。朱高文史百题7煦见大势已去，只得弃城投降。 宣宗将他废为庶人，软禁在西安门内逍遥城，后把他活活炙死在铜缸内。 乐安城自此改为武定州（寓意以武力平定谋反），宣宗亲自撰写《东征记》，以示臣下。四黄河三角洲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从后李文化到相当于北辛文化的遗存，再到大汶口文化遗存和岳石文化遗存，表明黄河三角洲在文化发展序列上是连绵不断的。 而在几千年的文化发展中，黄河三角洲文化一直不断吸收融合其他文化因子，突出了包容性极强的风貌。周武王封姜太公于营丘， 黄河三角洲故地被纳入齐国的势力范围，黄河三角洲土著文化与这一地区的主流文化———齐文化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 两汉时期，汉武帝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汉成帝将儒家思想推行到民间，形成以经学为主导的汉民族文化。

黄河三角洲文化也融合到中华传统文化中来，与中原地区有了更多交流，在思想文化层面也与主流文化逐步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征战不已，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下，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大融合运动。 黄河三角洲地区不但经历了空前的战乱，也承受了游牧文化的冲击。 特别是铺天盖地而来的佛教文化，适应了乱世人们寻求精神寄托的需要，在黄河三角洲获得大发展，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 据不完全统计，黄河三角洲在北朝时期的寺院就有近二十座。黄河三角洲地区发现的佛教造像，至今尚有北魏太和二年（478）王上造释迦多宝瓶坐像等铜佛教造像二十馀尊，有北魏孝昌三年（527）所造石佛教造像十五尊。 明代洪武、永乐年间，明政府从山西洪洞、河北枣强等地大规模移民至黄河三角洲。 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与鲁北文化交融，丰富了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内涵，使黄河三角洲文化凸显出浓重的移民文化特征。 这里的地名印记着移民的创业史实， 民间传说透露着移民对先祖来路的模糊记忆，黄河三角洲人的生理特征与行为习惯等带有明显的移民痕迹，许多民间习俗与晋南民俗如出一辙（李靖莉《黄河三角洲移民文化的特点》，《石油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与其他文化的交融，使得黄河三角洲历史上诞生出一代又一代的著名人物。

黄河三角洲是中国古代兵圣孙武和二十四孝之一董永的故里，出现过“七巡抚、八侍郎、九封光禄；三翰林、五资政、十朝邦8禁”的吴氏家族和“一门之盛，甲于天下”的滨州杜氏家族，诞生过“尚书再造”的儒学博士伏生以及创立了“欧阳尚书学派”的经学家欧阳生。 除此之外，唐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对唐代人物画和山水画产生过重要影响，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被《四库全书总目》称为唐代以来“小说之翘楚”，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成为传世佳作，有“马三代”之称的史学家马骕的《绎史》对清代考据学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另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梁漱溟，都曾长期在邹平生活和读书。黄河三角洲民风淳朴，民俗文化资源丰厚。邹平的芯子，博兴的吕剧和草柳编，滨州的民间剪纸，惠民的鼓子秧歌，清河镇的木板年画，河南张泥塑，沾化的渔鼓戏，阳信的虎头帽、虎头鞋等，都凸显出黄河三角洲原生态的民俗文化。 尤其是胡集书会（属全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每年农历正月十二到十六举办，从元朝兴起，至清初极盛，一直沿袭至今，已有近八百年历史。 （作者单位：滨州学院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所）《文史知识》编辑部：我是武汉大学文学院的一名年轻教师。

我看到贵刊 2009 年第 1 期刊登的吴小如先生《学术规范应坚持“守正”》一文，甚为感动。吴先生的《古文精读举隅》（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一书，一直是我推荐给学生的散文鉴赏参考书之一。吴先生“以诚恳的态度‘服善’”，在该文中逐一列出自己著作（《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和《古文精读举隅》）中训释词义的四条错误，并向指出这些错误的汪少华老师致谢，又向读者致歉。本人深为吴先生做人和做学问的认真精神和坦诚品格所感动，同时也敬仰汪老师治学贵真的态度和做法。吴先生与汪老师的举动表明，学术研究的真血脉是求真求是的精神和态度。这种求真求是的治学态度在当今中国的学术界尤其难能可贵， 给我们后学晚辈上了极其生动的一课。 本人希望借此机会表达对他们的深深敬意。武汉大学文学院 戴红贤2009年 3 月 10 日于珞珈山读者·作者·编者生动的一课文史百题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