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26年26次参加全国政协全体会议有关会务工作，从未中断！

他，11年11次参加全国政协全体会议，没有缺席！

时光荏苒。37年来，在时空的变换中，他的角色也在不断变换，但不变的是与政协的情缘。

△常荣军，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

我与人民政协的缘分，肇始于全国政协五届五次全体会议。1982年2月，我大学毕业后到中央统战部工作，作为小组秘书，为当年11月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第五组——无党派爱国人士组服务。后来，我到大会联络组从事联络工作，直到2007年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26年26次参加全国政协全体会议有关会务工作，从未中断过。从2008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荣任全国政协委员至今，11年11次参加全国政协全体会议，没有缺席过。从2013年3月到全国政协机关工作以来，也逾6年时间了。人民政协在我的工作经历中，可谓念兹在兹，不离不弃。岁月悠悠，37年弹指一挥间，但参加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无党派爱国人士小组秘书工作的经历，虽然“当时只道是寻常”，但“沉思往事立残阳”时，更能体会到那段经历的温润和泽被我后来工作、人生的点点滴滴。

15名委员就是一个世界、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缩影

大学期间，我学的是历史专业。写毕业论文时，我选择的是关于辛亥革命方面的题目。为了写好论文，不仅阅读了大量的有关书籍，还基本通读了全国政协编辑的几十辑文史资料选辑，摘抄了不少资料卡片，对许多历史人物印象很深。担任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无党派爱国人士组小组秘书，仅看小组人员名单，就有了一种历史就在眼前之感。随着接触增多，书写历史的人，被写入历史或将要被写入历史的人，从史书史料中走出来，从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中走出来，从耳闻中走出来，活生生地出现在面前，史实史料一下子鲜活起来，学史的收获顿时灵动、厚实、多彩起来，让我仿佛走进了那段活生生的中国近现代史。

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无党派爱国人士组共有15名委员，当时平均年龄78岁，最长者为现代实验心理学家、心理学史家、北京大学教授唐钺先生，时年91岁高龄；最小者为物理化学家、高分子物理学家、中科院化学所研究员钱人元先生，时年65岁。最晚离世的也是钱人元先生，2003年12月因病去世，享年86岁。虽然15名委员已先后离世，但哲人其萎，其淡如菊，其温如玉，其静如水，其虚如谷，丰碑犹在，风范长存。

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召开时有委员1988名，二次会议时增补111名，三次会议时增补97名，四次会议时增补70名，五次会议时增补2名。在2200多名委员中，无党派爱国人士组的15名委员占比很小。15名委员职业不同，经历迥异，性格禀赋不尽一致，年龄跨度达26岁，但15名委员就是一个世界、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缩影。他们在各自领域的建树和成就，让人高山仰止，很多人在中国革命、建设史上的贡献，让人永远铭记。

15名委员中，简单加以划分，国宿耆老者有叶道英、朱洁夫、吴世昌、梁漱溟等诸先生。他们的道德文章、嘉言懿行，岁月虽邈，常记常新。

叶道英先生是叶剑英元帅的弟弟，1949年前曾担任广东省财政厅税务专员、香港大道公司总经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参事、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等。他用一口粤味普通话娓娓道来：年龄大了，但要鼓起精神，做实干派、促进派，壮士暮年，雄心不已。吴世昌先生是著名的汉学家、红学家、词学家。精通文史，学贯中西。“九·一八”事变后，他率先在燕京大学贴出《告全体同学书》，点燃学校抗日救亡的熊熊烈火，并被选为燕大第一届学生抗日会主席。1962年，他毅然辞去在英国牛津、剑桥大学的任职，带着家人于国家困难时期回国，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吴世昌先生在《红楼梦探源》英文本五卷成书时曾赋七绝五首，成为另一种形式的红楼梦探源。其中一绝有言：“朱墨琳琅满纸愁，几番抱恨注红楼。脂斋也是多情种，可是前生旧石头。”反复吟诵，别有滋味。

学界泰斗者有王力、冯德培、郑易里、赵宗燠、俞大绂、钱人元、唐钺、曾世英等诸先生。他们在中国本学科中开门布道的鼻祖地位，指点江山的巨擘作用，文采泱泱，成果累累，至今在学术界仍有深远影响。

△赵宗燠

赵宗燠先生是著名的化学工程专家，1957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在能源研究、有效利用和节能、防止环境污染等方面独步一时，曾任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副组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俞大绂

俞大绂先生不仅家世显赫，一族之中有多位名闻华夏的人物，他本人更是著名的植物病理学家和微生物学家，曾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长、中国农学会副理事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风云人物者有刘定安、李铁铮、倪征燠等诸先生。在辛亥革命、民国乍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新旧杂糅，风起云涌，顺历史潮流而动者，逆历史潮流而动者，逍遥观望者，先顺而后逆者或先逆而后顺者，不同的脸谱，不同的角色，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或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或成为阻力之一。能成为全国政协无党派爱国人士组的一员，无论贡献大小，都是历史发展推动力的组成部分。

△李铁铮（上图左侧第五位）

李铁铮先生是国际法学家、国际关系学家、外交家，民国时曾驻外任大使、联合国代表团顾问兼大使衔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转身从事研究、教学。1964年回国任外交学院教授，1976年再赴美国，1978年再度回国直至去世。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时，李铁铮先生手持拐杖，虽瘦骨嶙峋，却不怒自威，清癯的脸上写满了历史沧桑的风云和知识分子的风骨，一睥一言，显现出外交官和大学教授的风范。

△倪征燠

倪征燠先生是新中国第一位国际法院大法官，是与中国20世纪法制史同行一生的人。抗战胜利后，1946年至1948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土肥原等十恶不赦的日本战犯时，倪征燠先生临危受命、挺身而出，深入搜集侵华日军的罪证，用道义、担当和学识，挽狂澜于既倒，令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历史铁证如山，一举扭转审判初期中国方面有冤难伸的被动局面，使战犯得到了应有的惩处，为国家讨回了公道，为民族赢得了尊严。慈眉善目与凛然正气，折冲樽俎与冲冠一怒，温文尔雅与严慎不苟，这些看起来截然不同的气质，倪征燠先生将之和谐有序的融为一体。

小组名称的变迁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宋人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阐释的家国情怀，在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期间，被无党派爱国人士组这群耄耋之年的老人，丰富而生动地演绎着。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了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方面的拨乱反正，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同时，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开始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和调整社会各方面的关系。

为进一步协助党和政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前，召开了一系列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广泛听取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并组成调查组赴一些省市就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年知识分子在入党难、安排使用、工资待遇、夫妻两地分居、住房困难、子女入学和就业等政策落实方面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建议。在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期间，无党派爱国人士组在进行小组讨论时，委员们既对知识分子春天的到来欢欣鼓舞，又为进一步落实好知识分子政策，特别是为年龄五十岁左右、工资五十多块钱、住房五十来平方米的“三五牌”中年知识分子的问题而鼓与呼，为他们面临的教学科研任务重、基层党政工作任务重、经济负担重，工资收入低、生活水平低的“三重两低”问题而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在落实对中年知识分子的政策方面，有些地方和单位“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口惠而实不至；有些地方和单位一年年的拖，使党的好政策减色、逊色。他们还对有的人、有的地方未将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仍作为团结、教育改造对象的做法，进行了批评。有的委员说，我家九口人，三间住房，书桌都没地方放，只能把书籍资料堆在床下，在床上搞研究。老专家尚且如此，遑论中年知识分子了。有的委员说，家中三个大学生，一个五年毕业，一个六年毕业，一个六年毕业后又读研究生，工龄短、工资低，工作十分繁忙，生活十分拮据，不解决中年知识分子的困难和问题，教育、科研工作将会后继乏人。一群老年知识分子，对教学、科研后继是否有人的问题，为保护中年知识分子、发挥好中年知识分子作用的问题感同身受，言辞恳切。

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是在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命题之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在人民政协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审议修改政协章程。由于历史的影响，当时的宪法、政协章程沿袭了一些“文革”时期的提法。委员们在讨论宪法修正案草案和政协章程修正案草案时，有的戴着厚如瓶底的眼镜，有的手持放大镜，有的眼镜几乎贴着文件，在逐字逐句的阅读斟酌，提出修改的建议。毛泽东主席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无党派爱国人士组的15位老人，也同共产党人一样，最讲认真，其认真、较真的态度，至今令人难忘。他们对“无党派民主人士”“无党派爱国人士”两个不同表述的直拗，则反映出他们对过去同共产党一道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争民主自由、争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和经历的珍视。在他们看来，“民主人士”当然“爱国”，在“爱国”的基础上争取民主、进步，追求真理，政治上“民主人士”高于“爱国人士”。此外，他们还认为，无党派民主人士组15人太少，应该“开源扩军”。回头看看，他们的意见应该起了作用，一至四届时，都称为“无党派民主人士”，五届例外。六届一次会议时，这个小组的名称确实由“无党派爱国人士小组”改回为“无党派民主人士组”。一届时无党派民主人士有正式代表10人、候补代表2人，二届时亦是10人，三四届时20人，到六届时小组委员人数由五届的15名增加到48名。他们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对节能、环保等方面问题，较早地提出意见建议，可谓础润知雨。他们老成谋国，悉心国是，具有很强的委员角色意识，即使会期较长，即便岁高年长，除抱病遵医嘱不得不休息外，自始至终坚持与会并认真履职尽责。

梁漱溟为何两次离开民盟？

宋人黄庭坚在《东坡先生真赞》中写道：“东坡之酒，赤壁之笛，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无党派爱国人士组这群学养深厚、阅尽人生的老人，在小组发言和会下交谈中，有宏论、有诗作，有正说、有调侃，有天真、有淳澹，但没有怒骂。岁月积淀，厚积薄发。谈天说地，皆有深意；信手拈来，总有珠玑。

△梁漱溟

梁漱溟先生两次发言谈为何离开民盟。第二次小组讨论时，梁漱溟先生说，我在第一次小组讨论发言中讲了我为何离开民盟的事，但其中有不少的遗漏，需再作补充。在两次发言中，他将自己的经历理出了这样一个历史脉络：由乡村建设起家，希望从乡村自治体开始，逐步建立英国式的宪政国家。乡村建设在广东、河南、山东的实验以未果而告终。后来，作为乡村建设派的代表人物，与青年党、民社党、农工民主党、中华职教社、救国会“三党三派”结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是民盟的发起人之一和成立宣言起草者。抗战胜利后，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在国共和平无望后，特别是因政治上的分野，认为中国不能搞两党制、多党制，只能一党制的思想，与许多人的想法产生了较大分歧，故而离开民盟，成了无党派的一人。

从文史资料中了解到，梁漱溟先生1938年到延安考察期间，曾多次与毛泽东主席交谈。在就梁所著《乡村建设理论》进行长谈时，毛主席不赞同梁的“改良主义道路”，梁也不同意毛主席的观点。两人各持己见，谁也没有说服谁。但最后梁也认可毛主席“今天的争论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的意见。

梁漱溟先生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他与毛泽东主席多次长谈、交流思想，是熟稔的老友。而到1953年9月，梁漱溟先生则让人难以理解地“面折庭争”，一而再、再而三地要考量毛主席的“雅量”，并将军“您若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在记录梁漱溟先生的发言时，我对这样一位一生写满政治风云的人士在小组讨论时反复讲“为何离开民盟”一事颇为不解，随着在中央统战部从事民主党派工作经历的积累，逐渐明白了梁先生的深意，谈摭掌故，以清视听。梁漱溟先生是1947年风云变幻时因政治观点的不同而离开民盟，定义是“离开”而不是其他。

在第一次小组讨论时，王力先生对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表示拥护和赞成，他谈了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认真讨论宪法修正案草案和政协章程修正案草案、积极参加政协协商和协助落实有关政策、努力开展人民外交等五点认识体会。随后说，昨晚写了一首七律，祝贺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诗曰：

照人肝胆仰高风，国运兴衰荣辱同。大计协商筹善策，宏谋共议奠新功。云鹏展翅声威振，天马行空气势雄。屈指廿年成伟业，二番产值祝农工。

△王力

王力先生，广西博白人，语言学家。他编写的《古代汉语》四册，是大学历史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籍。我的书柜里，至今还放着他这套书，并不时拿出来翻阅。吟诵赋诗后，他还幽默了一句：按以往经验，我的诗在简报上登出来时往往会错几个字，登诗的小组简报清样是否可让我先看一下。

△曾世英

曾世英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地图学家、地名学家。83岁高龄的曾世英先生，一头黑发，身板挺直，精神矍铄。他在发言中说，地图工作当然有保密的问题，有的保密属政策性的，有的属技术性的，有的属知识性的。但保密不能无边无际，更不能对外不保密对内却保密，单位之间相互保密。否则，不是有利于工作而是妨碍工作。一番保密工作要利于工作的发言之后，话锋一转，他突然说道：我经常蒙受不白之冤。在大家错愕之时，他悠悠道来，乘坐公共汽车的时候，因为头发不白，不像80多岁的老人，还时常给别人让座。“闻弦歌而知雅意”“不白之冤”，似别有含义。

时光荏苒。重拾37年前的记忆，回想37年来的经历，我从最初作为小组秘书为委员服务到后来自己作为委员履职尽责，再到政协机关工作既为委员服务又履行委员职责，在时空的变换中角色也不断变换，但不变的是与政协的情缘。有幸从不同的角度亲历和见证了人民政协事业在党和国家大局中，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阔步前行的壮美历程。人民政协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人民政协制度展现出的蓬勃生命力，足以告慰包括五届五次会议无党派爱国人士小组15位委员在内的所有前辈和先贤。今年恰逢新中国和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让我们共同期待和祝愿人民政协把握新时代的新方位新使命，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文史旨趣，历久弥新；家国情怀，历久弥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