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由于战国时期天下动荡,各国文字混乱,于是统一文字,史说是由李斯对史籀大篆进行修改,废除六国异体字,创立标准小篆。然而战国后期的秦金石文字基本已是小篆,竹木简牍更是大量呈古隶形态,李斯当是以整理规范工作为主,创立说并不准确。小篆虽然在官方正式使用时间很短,但在书法史上地位很高,乃是流传至今最主要的书体之一,秦代的《泰山刻石》《琅玡刻石》流传至今,为秦篆之代表作品。小篆是中国汉字进一步去象形化,开始定型的重要一步,是古体字的终结。小篆体势修长,笔画横平竖直,劲键圆润,结体紧凑而对称,形态端庄而优美。书写时由于纯线条化,故而笔画瘦劲匀称,横竖均为粗细相同的线条,藏头护尾,不露锋芒,运笔内敛,虚实结合,气息通达。而汉代的小篆由于受到隶书的影响,形体变方变短,笔画趋直趋折,但由于逐渐退出实用舞台,装饰性逐渐超过实用性。
琅玡刻石
从大篆到小篆是文字进一步标准化、规范化的发展,然而小篆齐整的笔画和严谨的结体却限制了它的进一步简化。在实际使用中,尤其是书吏系统中平常需要进行大量书写,由于篆引影响了书写速度,不论是大篆还是小篆显然是不能满足这样的快速书写使用,于是隶书应运而生,这就是汉字史上的一大飞跃——隶变。这个过程很漫长,从考古发现和汉字发展演化历史来看,隶变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它不仅包括小篆到古隶的变化,还包括大篆向古隶的变化,同时还应该包括由古隶书向成熟隶书的变化。隶书的萌芽期在周朝,春秋时已可见部分特征显现。到战国时期,中国的文字便开始了由篆向隶的转变,秦王扫六合、一统天下之后,确立小篆正统地位,但秦以法家治国,政务中极度依赖律令,而大量书写律典文书这样的工作却不能由不易书写的小篆来承担,事实上这些文书在实际书写中都是以秦隶形式存在的。秦的统一文字并大量使用古隶,也使战国后期各国带有隶变特征的文字统一在秦隶之下。到了西汉,隶书被广泛使用,形体进一步成熟,逐渐形成了后世常见的隶书字体,完成了中国文字从象形化向符号化的转变,这个过程称为隶变。隶变是书法史上的大事件,一方面简化了篆书的字形结构和书写方式,笔法开始自由流畅富于变化,起笔收笔更加直观,笔画由弧笔转为直笔,字型由长圆变为扁方,汉字的象形化进一步被破坏而符号化,完成了古体字向今体字的转换。
《秦诏版》
过去秦隶真迹难见,现在大量的秦简出土让今人得以一览秦隶风貌。较早的秦隶,如青川木牍等只是看到了一些隶书的痕迹,是简单的对篆书做了潦草变化。而到了后期的秦隶书法,如云梦秦简(又称睡虎地秦简)一些简牍中虽还保留了较多的篆书成分,但结体和用笔已有明显的隶书形态和特征,简化了篆书结构,较多的用直笔代替了曲笔,但字形长扁不一,较之后世隶书波磔也不明显,然而笔法生动流畅、质朴浑厚,颇具美感。
到了西汉,虽然官方仍以小篆为正规书体,隶书的书写上沿袭了秦代的风格,但由于其便捷的书写,使用范围更为广泛,得到了飞速发展。西汉中期以后,隶书进一步成形,已基本脱去篆书的写法,结体由垂直竖长而变方,波磔出现。这个发展过程在出土的西汉简牍中比较明显,西汉初年的张家山汉简,字型仍与秦隶相似,仅稍有变化,但到了时间稍晚凤凰山木牍以及马王堆竹简上隶书特征已相当明显,尤其马王堆帛书用笔沉着,文字结体自然灵动。到了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的西汉中后期简书时,结体横扁、用笔方折、波磔分明,隶书已近成熟。西汉的石刻出土较少,但由于篆书仍为官方文字,刻石作为较为正式的载体,隶书化进程明显落后于简牍,早期的赵廿二年群臣上寿刻石(刻于赵王遂廿二年,前158年)虽是篆书却书写的随意洒脱颇带隶意,五凤二年刻石(前56年)、禳盗刻石等只是隶书早期形态,唯有霍去病墓刻石已完全呈现隶书形态,以上诸刻石,尽管写法各异,均风格高古、浑然天成。隶书到东汉时最终成熟,这期间经过文人的不断加工,整理规范隶书,结体变得更加讲究,逐渐压缩为扁方,波磔雄健,富有变化,有了“蚕头燕尾”、“一波三折”之势,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此时汉字的基本笔画已经形成,隶书字体结构由于波磔的出现,显示出明显的疏密变化,字形秀美紧致者如《曹全碑》《史晨碑》;疏朗大气者如《石门颂》《西狭颂》;更多则介于二者之间如《礼器碑》《张迁碑》等,然汉隶碑刻形体丰富变化多端,非简单字词所能概括,可谓是一碑一貌、一体一态,乃书法史最初之高峰。此时还有一种称为“八分”的隶书变体,特点是取左右分布之势,突出挑画和捺画,斜画紧结结构。两种字体在汉代长期共存,为后世隶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西狭颂》
隶书虽然简化了篆书,然而形体仍比较规整,结构也较复杂,在大量书写的时候对书写速度依然有很大限制,于是民间在实际书写中,由此产生了草书,草书的草,是草率、草稿之意,即相对隶书草草而成的书体,打破了隶书的章法结构,较之隶书笔画省略且结体自由,笔势连续呼应而字形高度符号化。一般认为草书是为了“解散隶体”而出现,大概因为草书是在秦和汉初古隶俗体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隶变过程中已有一些跟后世草书接近的草率写法,在隶书形成后,这些草率写法不仅继续使用,而且在实际书写中又产生了大量新的草写,逐渐形成了草书。赵壹在《非草书》中就说了秦隶最初草化的问题:“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而草书萌芽则要追溯至战国,六国文字在书写时大量简化,异体远多于略为保守的秦文字,其中便出现了不少连带和转使等草化的地方,六国灭后,秦虽统一文字废除异体,然而民间的书写习惯不会因为官方的一纸政令便立刻改变,在使用秦隶的过程中便会自觉带入,也为秦隶的草化提供了基础。草化之初,由于是对古隶进行不同程度的草写,这个过程又夹杂在隶变的过程中,导致字体混杂,书写混乱,始自汉武的规范隶书过程中,一些草化的书写也被固定下来。
从汉代简书来看,汉武之前草书还很少见,到了宣、元帝时的简书上,草书已使用频繁,裘锡圭认为“草书的形成至迟不会晚于元、成之际,很可能在宣、元之际就已经形成了。”虽然草书可以分为很多种,但后世草书主要所指就是两类,即章草和今草。东汉时,由于大量书法家自觉参与草书的规范改造活动中,加之皇帝对书法的推崇和对草书的喜爱,促使标准草书——章草的成型,章草被广泛使用。虽章草成熟在前,后来又被今草所代,但就出土材料看章草却非今草前身,而是二者笔法在差不多同一时间由隶书孕育而出。章草成型之后,今草仍在演化,直至东晋时完全脱去隶意而成熟。人们在居延汉简中已看到章草和今草书法共存的形式。章草草化的不彻底,还残留着隶书的形体,笔法也颇带隶意,波磔横生、意态古朴,不像今草那样流畅连续,而是沉着痛快,笔画顿挫有致,字字区别不牵连,连带少且多以实连和意连为主。东汉书法名家对章草的定型也起了很大贡献,如杜度、崔瑗、张芝、罗晖等人皆以擅长章草而闻名,其中张芝成就最大。张芝,字伯英,承杜、崔之法,草书成就极高,被后世称为“草圣”,王羲之对他也推崇备至。
与草书几乎同时,行书也被创造了出来。当然,行书在东汉时还是雏形。草书在形成过程中,随着书写中草化程度的不同,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一种介于隶书之间,不徐不疾,便于书写和识别的新书体。古人认为行书由东汉刘德升所创,然而正如李斯创小篆、程邈创隶书等说法一样,新的书体总是中下层书吏在实际书写中创造出来,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为上层人士所认同,并加以规范改造,从而得以成型。居延汉简与武威医药简等简书中已出现一些明显行书风格的结体和笔法。东汉中后期的汉简,如敦煌汉简中的一些简牍已全然行书面貌。这个时期的行书与后世基于楷书结构形成的行书不同,笔法接近隶书和章草。刘德升为桓、灵时人,汉魏时书家钟繇,胡昭曾从其学书,由于并未有书法流传下来,我们无法看到他作品的真实面貌,唐代张怀瓘称其行书“丰赡妍美,风流婉约”。
楷书也大致在这一时期孕育出来,从汉简中可以看到,虽然仍带着浓厚的隶意,但楷法已备,这个过渡的时间颇为漫长,而楷书的真正发展要到六朝时期。
秦理斌
【艺术简介】
秦理斌,笔名文杉,号陇南子,甘肃省礼县人。
1977年,兰州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后因工作需要调兰州大学艺术教研室从事书法教学及创作,同时负责学校公共艺术教育工作。在长期的书法学习实践中,逐步形成平实简静、清新淡远、含蓄秀劲、雅逸雄健的书风,力求藏魂魄于天然,纳灵秀于朴拙之境。
先后多次应邀赴日本、香港、澳门、台湾、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法国、意大利、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地进行观摹、讲学展览等书法艺术交流活动。
书法作品多次参加国家级重大展览。在北京、上海、广州、郑州、兰州等大中城市举办个人书展20余次。曾40多次获得国际国内及省市重要奖项。担任过中国书法第三届“兰亭奖”评委及第三届新人展《尧山杯》评委,甘肃省敦煌文艺奖第四、五、六、九届及其他重要奖项评委,被授予甘肃省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
出版有《秦理斌书法作品集》、《流动的线条--中国书法鉴赏》、《大唐三藏圣教序--中小学书法临帖范本》、《秦理斌行楷书--甘肃赋》及甘肃省小学1--6年级书法教学课本一套(12册)等著作 10余部 。
曾任兰州大学艺术学院党总支书记兼副院长,甘肃省书协副主席、顾问,中书协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高教学会美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等职。
现为中书协会员,兰州大学书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一级美术师,甘肃省政府文史馆馆员,甘肃省政协书画研究院副院长,甘肃省书画研究院副院长,兰州大学萃英书画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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