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报》——福建历史上第一份

中国人办的报纸

黄洁

中国近代报刊业源于鸦片战争前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传教士在南洋和东南沿海一带共办有6家中文报刊、11家外文报刊。鸦片战争后，福州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是外国人较早进入中国的城市，因此福州近代报业也是由教会创办的。

在福州，这种局面直到1896年4月28日《福报》的创刊才得以改变。《福报》是清末变法维新思潮的产物，是福州也是福建历史上第一份由中国人公开印行的近代报纸。倪延年、吴强先生在其编著的《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中提到：“自19世纪90年代起，在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福州等地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批中文报刊，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报刊的开端，同时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报刊的萌芽。”

《福报》是由参加康有为领导的北京“公车上书”事件的闽清人黄乃裳创办的。黄乃裳（1849-1924），福建闽清六都湖峰人，近代中国著名爱国华侨、民主革命政治家、辛亥革命福建光复主要领导人。福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集体移民，便是由他发起。台湾文化名人龙应台提到黄乃裳时，曾盛赞其在马来西亚沙劳越州诗巫，率领福州人开天辟地的壮举，可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史相提并论。

《福报》宣扬变法维新思想，是1895年到1897年全国设立的八个报馆之一，是戊戌变法前后国内重要报刊之一。《福报》是用毛边纸一大张折叠成8页（每页两面），报纸宽25厘米，长22厘米，每星期二、五出版。全年共出100张。报名径寸楷书“福报”两字，右列光绪年月日及次（号）数，左列西历年月日，下列刊期、报资及半周来“寒暑晴雨表”。每期发行数百份。报馆设仓前山美华书局，并在福州、厦门及省内部分外府、县及上海、台北、台南、新加坡、槟榔屿设有售报处。

《福报》的内容和形式与梁启超的《强学报》极为相似，唯一区别是封面加了广告和天气预报。《福报》每期第一页刊载评论文章，第2页到第6页均刊载新闻。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7.3)第34次(期)所载新闻有：《皇清政要》《官场记要》《严拿花会》《买女续婚》《机茶将兴》《三尸牵连》《延建时事》《西报译登》《台湾时事》《漳泉时事》《各国时事》《本省奏折》《外省奏折》等30个小标题。每一小标题下有一则或数则新闻，如《皇清政要》有3则，《官场记要》有9则。有的新闻还附评论，如评论善后局不准设福宁府轮渡一事说：“如果准设轮船，非特便商，即福宁出产山海诸物俱可运省发售，宁民实获利数倍，未知长官有何深意，竟两次批驳不准也。”第6页新闻稿之后，选载译稿。7、8页刊载商业广告。

《福报》也经常刊登社会其他方面内容的文章，如《论闽省设水会》《闽士宜习官音说》《处置地棍策》《闽中钱法论》等，均对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提出积极的意见。此外，每期一篇评论文章，集中体现黄乃裳的变法维新思想。每篇约25行、1100字，长文分两次或数次连载。

第一、二期刊载黄乃裳《福州宜设报馆说》，反映他主张多设报馆、广开言路的思想。文章指出：“泰西要着，首重议院，次即报馆”，“报馆之权亚于议院”，“故泰西举事最得风气之先，即广设报馆之力也”。黄乃裳认为过去虽有志书之作，“只能鉴古不能照今”，而办报则能“访问时事，登之报章”，“各行各业各有其所欲言之事，畅其所必尽之怀”，“无论于为仕者有所藉助，降而商贾之货色，工匠之机器，可以先期预储，指名求索”。“广设报馆收摭新闻，俾政令沿革藉为刍荛之采，上达枢府，下及节镇，人人广进言之路，人人获听言之益”。这样，“报馆益多则闻见益广，闻见益广则变通益速，变通益速则国势益强”。文章指出，有了报纸，则“一眚之微，传闻易广，为不善亦稍知畏惧，无敢恣睢；为善者亦得广为播扬，以期观感”。“譬如欧西最重律家，有讼鞠之事，含意未伸，陈义弗尽者，则一一列之报中，俾览者知其冤抑可以平反，或曲直攸分，问官得法”。黄乃裳在文章中，还反驳顽固派攻击维新派设会办报是“妄议朝政，将开处士横议之风”的指责。他说，就《福报》而言，“爰集同人，仿效两法，就闽中创建报馆，冀以鄙野之说上达，或收寸尺之效，非敢为处士之横议也”。现在的情况是，“上下之人宜议者而不欲议，能议者而不听议，君民如隔厚膜。犹之君上有疾，太医术穷，而草野之民有能医者，痛抑之不使处病列方也，疾安能得愈？”《福州宜设报馆说》对报纸的地位、性质、作用的论述，开创福建新闻理论研究之先河。福建师大社会历史学院教授詹冠群介绍，目前现存的56期《福报》，只有4位作者的署名，经考证，其余52篇，均为黄乃裳亲自撰写。黄乃裳在办报过程中，除了响应改革维新派，大力呼吁政体、军事改革，打击官僚腐败，还紧扣福州社会经济现状，为百姓谋利，呼吁本土的社会改革。

黄乃裳在《醒固篇》一文中，抨击当时士大夫认为“国体至尊也，圣道至重也，外国之道至空阔无用也”的迂腐守旧思想，指出今古势异，变法为当今要务，“盖能变古者即所以善于学古，泥古者万不能用以治今”，“不能以胶固不灵之定法，以当奇变百出之西人”。在《书山西巡抚胡中丞〈奏请变通书院章程疏草〉后》一文中，黄乃裳明确提出：“夫今日之所急者何事乎？曰：变法也。”

《福报》倡导发展实业，振兴商务。现存56期中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有十多篇，且不少是一论、再论、三论。在《中国积弱之势不由于开口通商说》一文中，作者认为：“盖天地产物不能偏向一方……以彼所有，济我所无，即以彼之无，需我所有。以此决之，通商万万无碍也……要之，知自强，虽通商千百国均属无妨；不讲自强，即闭关塞口，禁与不通，而欧西各国合力来攻我之海口，百道歧出，防不胜防，堵不胜堵，如何能闭，如何能塞！”在《振兴商务策》上、中、下三篇中，首先指出过去商务之弊在“四离”，即官与商离、商与商离、商与工离、商与地离(交通不便)；又有“五困”，即困于吏胥之烦扰、困于华商之倾轧、困于洋商之凭陵、困于工资之繁重、困于运转之艰难。针对这些弊害，文章提出振兴商务“七策”：即设专官以权理商政、创学校以益商智、以律例以断商狱、以权量(度量衡)以一商法、造机器以裕商源、给牙贴(类似今之专利)以劝商人、开山川以通商道。在《闽茶论》（分4篇)中，作者指出，闽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败于印度茶，其主要原因是制茶技术落后，“专重人工，故条叶粗散，气味虽佳而外观无耀”，质量上敌不过由机器加工的印度茶。为此，文章提出：“唯仿照西法为大公司，合众商为之，茶贵少而精，粗装伪茶均禁革不令出口”，以促进闽茶销售。

《福报》刊载《借才说》《去资格》《原才篇》，抨击当时用人的弊端，指出循资格用人之弊，“取才于资格之中，则循资格而至大位，不才者皆重足可至，中国之所以敝也”。文章主张广设学堂，培养人才，用其所长，“今若多设科目，多开学堂，学某事者即由某事而入仕，学某艺者即由某艺而得官……不至举非所用，用非所习矣。”文章还认为，可以借外国之才，以培中国之才。

《福报》还刊载《抑尊以达情说》《去贪污务在增俸说》，抨击官吏自视太尊，不问民情，建议增俸养廉，反对贪污腐化。《辟鬼篇》《地谎篇》《禁戢下游械斗》等，或呼吁反对迷信陋俗，或反对封建械斗。

《福报》基调是宣扬变法图强，宗旨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识时势，广闻见。办报能“访闻时事，登之报章”，各行各业“各有其所欲言之事，畅其所必尽之怀”，“报馆益多则闻见益广，闻见益广则变通益速，变通益速则国势益强”。第二，明善恶，正观感。该报认为“一眚之微，传闻易广，为不善者亦稍知畏惧，无敢恣睢，为善者亦得广为播扬，以期观感，中土政事莫此为急矣”。第三，开言路，谋兴革。广设报馆能“收摭新闻，俾政令沿革藉为刍荛之采，上达枢府，下及节镇，人人广进言之路，人人获进言之益，岂不懿欤”。第四，纠陋俗，申冤抑。该报认为“欧西最重律家，有讼鞫之事含意未伸、陈义弗尽者，则一一列之报中，俾览者知其冤抑可以平反，或曲直攸分，问官得法”。

自福州有了中国人自己办的近代报纸后，教会报纸便缩小了影响。当时在福州，由于《福报》屡次刊登排日的文章，日本海军军令部决意收购《福报》，由军令部福州驻扎员前田彪和上海驻扎员宗方小太郎具体操办这件事。当时在福州策划台湾总督府对岸工作的中岛真雄，由于不能如愿左右总督府，就让前田和宗方出面，与台湾总督乃木希典商量，让乃木参与此事。因为中岛认为，《福报》问题是日本对中国华南的整个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于是，这才有了宗方小太郎和井手三郎由福州渡海台湾，游说乃木之事的发生。具体的过程，《宗方小太郎日记》有详细的记载。依据1897年的宗方日记，这一年的7月，海军省提及收购《福报》一事；直至同年10月，宗方小太郎和井手太郎才由福州渡海抵台，拜会台湾总督乃木希典。在达成相关协议之后，11月，宗方由台湾回到日本。同行的井手则返回福州，与在福州的前田彪合作，从事创业。

在各种压力下，《福报》办了两年余，亏损2800余金，1898年停刊。但陈遵统在《福建编年史》第9辑中指出，《福报》开办一年，资本折尽，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宣告停办。黄乃裳创办的《福报》，在国内却鲜为人知，从现有出版的关于研究戊戌变法运动的专著和资料汇编、索引中，几乎全没提及。在有关新闻业史和出版业史的专著和资料中，除了在1984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梁家禄等著的《中国新闻业史》及其所附《中国新闻业史大事年表》简略提及之外，其他也都付诸阙如。

（原载2014年《福州文史资料》第32辑）

（文稿提供：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