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坚、王珊禄

内容摘要：近年来，美术家年谱的编纂虽时有佳作，但仍缺乏整体规划和系统性的编纂，年谱作为美术史研究基础学术工具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本文以在编的《浙江现代美术名家年谱》为例，尝试探讨文献处理、年谱编纂和史学研究之间的互动，以及美术家年谱的体例与内容、个体与群体、文本与图像、地域内与地域外、个人风格与时代视觉范式等问题，考量年谱编纂在地域美术史研究和写作方式中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年谱 浙江 现代 美术名家

章学诚在《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中说：“文人之有年谱，前此所无。宋人为之，颇觉有补于知人论世之学。不仅区区考一人文集而已也。盖文章乃立言之事，言当各以其时。同一言也，而先后有异，则是非得失，霄壤相悬。”其知人论世之学，包含了一种历史主义的眼光和态度；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引入西方近代科学历史学观念，把年谱纳入“个人专史”，专门介绍“年谱及其作法”〔1〕。作为中国特有的史学编撰方式，年谱以其合于现代史学客观和批判的史料鉴别方法，为西学东渐潮流下的学者所青睐，纷纷加以实践，以期在史学方法论上拓展和更新乾嘉朴学传统，就美术家年谱编撰论，比较重要的有陈垣《吴渔山年谱》、胡适《齐白石年谱》和傅抱石《石涛上人年谱》等。

1949年之后，国内年谱编撰多以政治人物、文学家、史学家和人文学者为对象，也包含一些古代和近现代美术家，诸如董其昌、赵孟頫、倪瓒、文徵明、石涛、陈洪绶，以及黄宾虹、潘天寿、刘海粟、徐悲鸿、王一亭、傅抱石、陶冷月、朱屺瞻和潘玉良等。相比于其他领域，美术家年谱编撰可谓发轫未远，近年来，虽时有佳作，在体例完备性、内容翔实度和参考检索便捷性方面都取得长足进展，但也存在缺乏整体规划和编撰系统性的问题，不利于更好发挥年谱作为美术史研究基础学术工具作用。

2019年3月，中国美术学院近现代美术文献研究中心组织策划“神州国光：王中秀藏黄宾虹艺术文献展”〔2〕。王中秀为国内外知名黄宾虹研究学者，他的《黄宾虹年谱》《王一亭年谱》和《陶冷月年谱》等在学界享有广泛学术声誉，也为当下美术家年谱编撰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样本。展览期间，浙江省社科联领导前来观展〔3〕，并商讨把浙江美术系统研究纳入“浙江文化研究工程”〔4〕规划。美术史首先是美术家和美术作品的历史，浙江现代美术的系统研究，应从具有全国乃至世界影响的美术名家入手，以基本文献发掘、抢救、收集、整理和研究为着眼点，组织实施浙江现代美术名家年谱系列的编撰是恰当的学术方式。鉴于浙江现代美术名家人数众多，决定分期推进，先行确定了第一批八位编撰条件较为成熟且基本无争议的现代美术名家，即黄宾虹、潘天寿、林风眠、张书旂、常书鸿、陆维钊、陈之佛和倪贻德，同时，也在全国乃至国际范围内物色年谱的编撰者，最终确定由冯春术、卢炘、彭飞、舒建华、马明达、金琤、胡迪军和赵辉等学者分别担任上述年谱的编撰负责人，课题总负责人为中国美术学院近现代美术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图书馆馆长张坚。2020年7月10日至11日，年谱论证和推进会在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举行〔5〕，同期，中国美术学院近现代美术文献研究中心也正式揭牌。

作为地域性的现代美术名家年谱系列，“浙江现代美术名家”的界定，首先是指浙江籍或浙江出生的美术家，其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主要在浙江度过，浸润于浙江地域文化，浙江的自然地理条件、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对其产生重要影响，此外，也适当考虑其本人的地域认同。而对那些祖籍地或出生地不在浙江，但在浙江长期生活、工作或最后定居在浙江，并对浙江现代美术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美术家，也拟纳入年谱系列。这部分美术家主要是指归属于中国美术学院前身（杭州国立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和浙江美术学院）的美术家群体。诚如中国美术学院院长高世名在文献研究中心揭幕仪式演讲中所说：“中国美术学院是中国近现代美术运动、美术教育的摇篮和重要策源地，拥有丰富的近现代美术史资源，文献研究中心成立，绝不只是为研究国立艺专的历史，而是要研究整个浙江以及由浙江所牵动起来的整个中国近现代美术发展的进程。”无疑，浙江现代美术是在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因此，“现代”时段确定在1911年辛亥革命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适当兼顾谱主1911年之前和1949年后的生平与活动；至于“美术家”，主要是指画家、雕塑家和工艺美术家，以及部分在国画领域建树卓著的篆刻家和书法家等。

中国美术学院近现代美术文献研究中心

年谱：历史研究的脊椎

作为一种史学编撰体例，年谱是将谱主生平与著作、作品和年表等结合在一起，广义说，也是一种传记，只是更具工具和文献资料的价值，其编撰应力求资料性、学术性和思想性的统一。高世名指出，“年谱是一个人的历史，它与那些‘大历史’一样微言大义，一样在字里行间隐含着我们的历史判断、史实与史识。从个体的生命史出发，以年谱的方式，我们可以探索历史的蛛丝马迹，去讲述人生的离合悲观、时代的风云变幻。所以说，修年谱是一项大事业，在中国史学脉络里是一种独特的智性模式，对世界史学有着独特的价值。”任道斌教授在总结自己编纂《方以智年谱》经验时提到年谱对历史研究的辅助作用，认为年谱完成之时，作者已对谱主生平了然于胸，再做其他研究，便会自如许多，强调年谱的客观性、引导性和工具性价值。

年谱编撰需要系统和尽可能无遗留地爬梳和掌握研究对象的材料及其线索，形成对谱主的立体的理解和认识，其虽为“一人之史”，但绝非仅是“一人之史”，古人高度重视年谱、家谱、方志与国史间的关系，认为“家史、国史与一代之史，亦将取以证焉”〔6〕。年谱不似正史宏大，不似论文思辨，不似专著深刻，其核心是以时间为轴，虽也向外扩展，但极为克制，是一条脊椎，串联着个人史，以及个人史牵带着的其他史学研究。优秀年谱，对其他的历史研究写作起到校对与引导作用，锚定了基本史实，正如清初学者全祖望在《施愚山先生年谱序》中所说：“（年谱）要以巨公魁儒事迹繁多，大而国史，小而家傅墓文，容不能无舛谬，所借年谱以正之。”这些观念都符合现代历史学的客观和实证要求。

相比之下，西方并无年谱传统，只有“编年传记”（biographical chronology, chronological biography）〔7〕，不过，其古典传记学传统源远流长，要旨在于以个人为社会之楷模，瓦萨里的《名人传》就是意在表彰灿若群星的艺术天才及其作品。事实上，他的传记中还融贯了一般历史发展的观点，这是他的不同寻常之处。在西方，另一种与美术名家及其作品研究相关的编撰方式是“作品全集”（catalogue raisonné），其中也附有年表，但不像中国的年谱，逐年逐月逐日叙录谱主活动和事迹。

在日趋全球化的艺术史学术语境之下，进行地域性现代美术名家年谱系列的编撰，势必牵涉到如何在年谱这样一种中国传统史学样式中融入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史方法论的视野。比如，以何种方式叙说大背景，如何凸显谱主艺术创作及其视觉图式、图像主题与艺术语言发展演化；如何处理文献与作品关系，如何在年谱中反映谱主及其作品在全国乃至在国际范围内影响，对谱主重要作品的收藏、评鉴的历史概述，还有年谱的文化地理和空间维度等，都需要编撰者在实际工作中、在互相沟通和交流中达成共识，并以此推进现代史学意义上的美术家传记研究的新模式和内在规律的认识。

实施和推进浙江现代美术名家年谱系列项目还有另一个目标，即发掘、抢救和整理散落在各处的文献。浙江省社科联领导邵清在年谱编撰论证和推进会开场发言中指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需要回答的问题之一便是“如何抢救整理浙江的珍稀历史文献”。上海美术学院李超就此问题提出历史文献处理的“看得见”与“看不见”结合的原则。存于各博物馆、展览馆、文献中心的可查阅可使用的是“看得见”的藏品和文献；而那些尚未公开甚至尚未发现的资料是“看不见”的，他列举了一些现代美术名家上海时期留下的非架上作品、海报及设计作品。把“看不见”资料挖掘出来，通过搜集、编目、研究，将“看不见”转化为“看得见”，就可形成新的学术增长点。此外，在年谱编撰过程中收集的资料并不一定都能编入年谱里，未被使用材料未必就不重要，中央美术学院殷双喜和南京艺术学院夏燕靖都建议将收集到的年谱资料汇总、分类，建构一个“浙江现代美术名家专题文献库”，为今后学界更深入的谱主研究提供支撑。

从浙江出发：跨地域和跨文化

地域性美术名家年谱编纂可参照谱主所在地区的地方史志和报刊资料，把谱主生平事迹和美术创作成就，纳入浙江现代经济、社会、文化和艺术的历史叙事中，应关注浙江地域美术与文化传统对谱主美术创作观念、语言、风格和题材形成和发展的影响，谱主在浙江现代美术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以及谱主与故乡的联系等，凸显年谱的浙江地域文化语境、特色与属性。与此同时，也应看到，上述这些浙江现代美术名家，作为个体，无论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具有流动性。李超认为，在中国，几乎所有现代美术名家都有过“上海时期”，这意味着，从浙江出发，以上海为节点，存在一个高密度的人际网，通过这个人际圈网，名家与名家之间，前辈与后辈之间，浙江人与上海人之间，互相交流和影响，此外，由于地理相近，作品出版、售卖、流转也更易互相得知，自然形成小循环。在小循环中互相影响的美术家也常处在更大区域的中循环和大循环里。比如，近年来，潘天寿作品常在台湾被发现，因为许多国立艺专师生1949年迁往台湾，而此前潘天寿是国立艺专校长；倪贻德留学日本，辗转广州、武汉、上海，参与“决澜社”，在上海产生过重要影响；陈之佛除在国立艺专任校长外，也于广州、上海、南京等地工作，最终留在南京。马明达则提出，常书鸿的身上凝聚了浙江文化文武并重特点，但他远离了故土，常驻敦煌，以坚韧意志和对传统文化无尽的热爱推动敦煌研究所运行，同时，又保持“艺坛之雄”（徐悲鸿评）的创作水平，以敦煌为窗口，与世界对话，其影响辐射了整个敦煌学。因此，想要清晰描画这些美术家的群像，就必须跟随他们流动方向，摸清整条脉络，从浙江出发，向四周延展，在更大的甚至跨文化的语境中考察他们的价值与意义。夏燕靖甚至认为，超出浙江这个地域范围的美术家也应入谱，若只局限于一隅，反倒削弱了浙江文化研究的影响力。

20世纪以来，浙江现代美术是在应对世界美术，特别是西方美术潮流冲击之下得以发展的，年谱编纂应重视收集、整理和辨析谱主在沟通中西美术以及国际美术交流和传播方面的材料，凸显浙江现代美术名家面对外来强势文化和艺术潮流时的一种对自身艺术传统与文化根基的主体意识和现代复兴的信念。冯春术提到，黄宾虹敏于接受外部思潮，胸怀宽广，与德里斯珂、孔德、史德匿、喜龙仁等人皆有交往，相关材料亦有存留。舒建华长期在旧金山湾区从事当地中国传统画家的研究，他展示大量张书旂在美资料，包括作品原作、报刊、生活照片、创作表演照片等，概述了其在美宣传中国传统绘画过程中境遇由盛转悲的过程，他所收集的张书旂在美国和加拿大艺展行程表，基本上能编到每一个月，有时甚至能编到每一天。

美术家：时代视觉的拼图

美术家年谱聚焦于个体，由个体而进入到时代，事实上，这种个体的编年叙事也必定会与跨地域的时代的视觉方式及其学术谱系发生某种关联，年谱编撰需要对作品予以充分的关注和辨析，只有通过作品，才能了解美术家如何表达和理解世界，如何对所处时代的艺术做出反应。在这里，首先是判断标准，即编撰者如何客观地解读图像的视觉方式和主题内容，而非主观和随意地加以阐释；其次如何在年谱中，以图文并茂方式叙录谱主创作语言、风格、主题的发展与演变过程，甚至包括个人的心理认知结构等。郑工认为这是美术史的大问题，编撰年谱是可以激发出这个问题的兴奋点的，但真正解决起来，就比较困难。他提出的设想是把不同作品勾连起来，形成一个学术谱系，做出来会非常有意思。

浙江现代美术名家大多活动于民国时期，互相间多有交集，如何让各名家的年谱独立而不孤立，如何利用现有八块年谱拼图，以及未来更多的规划，拼出一幅较为完整和丰满的诸多美术家所属时代的艺术图景？事实上，所有的年谱作者，均有对谱主“朋友圈”的处理，而八位谱主朋友圈又存在不同程度的交叠情况，比如潘天寿、张书旂、林风眠等；金铮尝试用书信、日记等材料，勾勒陆氏“交游圈”。这个“交游圈”实际上是以谱主为核心而向四周扩散的网，网的节点众多，把各谱主交游网的节点结合起来，也许就形成一个更大图景。个别名家年谱因此也是包含某种群体特质的，对个体性中的群体特质的界定，在本质上是一种学术诉求，即要构建一个超越谱主个体的、更具包容性的学术谱系。人际脉络是学术谱系构建的一种方法，但也不仅于此，通过历史背景中的社会纪实、谱主之间学术互补与互动、书画目录及名人题跋关联提取，亦能使这种关系得以实现。由此，作为一个系统性年谱编撰项目，理应建立起一个年谱作者之间的协作与沟通机制，互通有无，共享资源，最终形成一种自然的内在勾连。

体例与内容：求大同存小异

《浙江现代美术名家年谱》作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的重大项目，其成果形式是一套年谱丛书，在内容上，是以谱主的美术创作成就，创作风格和题材形成、发展和演变脉络为主轴的；同时也充分观照谱主美术创作、史论、教育和其他相关领域的理论建树，以及谱主生平与社会活动，包括家世、教育、师承、社会身份、游历与交往、事迹（创作、展览、出版、办学、结社和经济等）等，以期重构谱主所处多元复杂的艺术、文化和社会语境。对于谱主美术创作及其学术理论和思想的社会与文化影响力，年谱将以多种方式加以叙录，包括谱主作品全集、选集和重要展览目录、学术著述和译著在国内外的出版，谱主著述的外译，作品参加国内外重大展览、举办个人展览及其相关学术和社会评价与影响，国内外学界对谱主美术创作、理论思想研究的重要成果，以及以谱主为研究对象而建立的学术机构和学会的情况等。

在年谱编撰体例上，诸如总体字数、插图数量、内容结构和标注方式等，有必要制定相对统一的规范和编撰原则，当然，也不是要求每本年谱的文字和图片数量完全一致，但应比较接近，就此问题，殷双喜列举当年刘开渠组织人民英雄纪念碑创作的情况：八位雕塑家一起开会，每个人的风格都需要有所调整，做一点妥协，不能出入太大；卢炘则提出“求大同存小异”，但对文中标注，则需体察细微差别，比如“注”是客观摘引某资料，“按”是编者带主观意思的综合按语，如把两者合在一起，就缺少了一点个人匠心。

戴震与章学诚曾有过“重沿革”还是“重文献”论争〔8〕。无疑，“重文献”是年谱的基本要求，作为学术工具书，年谱资料越详细越好，与此同时，材料的甄别、选用和辨析也很重要。邵清是不主张把年谱都做成长编规模的，作者应全面掌握材料，并加以取舍，挖掘谱主创作思想、美学理论及其与同时代之间的关系。而在保持年谱叙录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上，古人讲求“平是非”“去抵牾”〔9〕，当下的年谱编撰中，则应对各类回忆录、访谈类材料的运用应保持慎重态度，正如任道斌所说，不能为了让谱主显得完美，而拒绝放置对其不利的材料。有贡献的地方要写，有错误的地方也要写，年谱的作用在于为后人研究提供学术参考，可信度是十分重要的。

系统地编撰浙江现代美术名家年谱，首先是基于一种整体地研究和弘扬浙江地方文化和美术传统的愿景，但决定用年谱替代司空见惯的地方美术通史的编撰，却是包含了对当下国内的地域美术史研究和写作方式的学术考量，无论如何，任何伟大的历史都是包孕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中的，对于作为个体人的美术家的生命历程的客观、科学和翔实的叙录，是可以让我们的宏观历史视野或认识变得更趋理性、正常、具体和丰满，避免陷入到历史教条主义、决定论或各种意识形态偏见的泥淖里，此外，我们也相信，决定历史进步的不是普遍趋势，而是让这种趋势得以实现的伟大个人的行动。

注释：

〔1〕《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欧游回国后在南开大学开设史学讲座讲稿，其参照是法国史学家朗格诺瓦（Charles V. Langlois）和瑟诺博斯（Charles Seignobos）1897年合著《史学原论》（Introduction Au-setudes Historiques），此书主要介绍兰克的批判性的史料鉴别方法。

〔2〕该展览和学术研讨会综述《神州国光：黄宾虹的文化价值及其世界意义》发表在《美术观察》2019年第6期，由冯春术、张帆影执笔。

〔3〕观展的领导包括浙江省社科联一级巡视员邵清（时任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和浙江省社科联规划办副主任董希望。

〔4〕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由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倡导设立，并亲任工程指导委员会主任，提出要围绕“今、古、人、文”四个方面，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发展。

〔5〕会议由中国美术学院和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中国美术学院近现代美术文献研究中心和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承办，中国美术学院科研创作处协办。学术策划：张坚；协调：刘涟涟、朱甜、梅雨恬、冯春术、王汇青、孙劲松、丁聿、黄钶涵；执行：张帆影、王珊禄、杨柳、宋雨恬、陈俊鹏、谭贞寅等。

〔6〕[清] 章学诚《〈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下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58页。

〔7〕白谦慎《年谱和艺术史研究》，《书法》2015年第12期，第69页。

〔8〕[清] 章学诚《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下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85页。

〔9〕[清] 章学诚《释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页。

张坚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学院近现代美术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图书馆馆长

王珊禄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现代美术史和美术理论方向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