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司马迁这辈子，学术上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作《史记》，一件是参与修订历法。

作《史记》是私活，修订历法，才是太史令的本职工作。

《史记·太史公自序》里有一句话：

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

这句话值得好好解释一下。

“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司马迁任太史令的第五年，正当汉太初元年。实际上这一年本来叫元封七年，改历法之后，才叫太初元年。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解释起来比较麻烦。最简单化地说：

这年的十一月初一，是甲子日，又夜半时刻恰逢冬至。

旦是一天的开始，古人以夜半为旦，一个夜半到下一个夜半，是一日。

朔是一月的开始，一个朔到下一个朔，是一月。

冬至是一年的开始，一个冬至到下一个冬至，是一年。

朔、旦、冬至，几个时间节点重合在一起，并不常见，七十六年才有一次。

难得的是这一天又是甲子日，天干、地支相配，甲子又是开始。

甲子朔旦冬至，需要1520年才会出现一次。

因此，这一刻一切重新开始的感觉就会特别强烈，“太初”这个年号，就是这么来的。

“天历始改”，于是汉朝开始改用新的历法，也就是所谓太初历。具体说是用夏正，即以农历一月为正月。

“建于明堂”，天子在明堂举行实施新历法的仪式，明堂是所谓“明政教之堂”，天子举行最重大典礼的地方。

“诸神受纪”，这句可以理解为，诸神接受祭祀的日期，都按照新历法重新确定。也可能是，新历法颁布给诸侯，而诸侯主持各种地方神明的祭祀，所以叫“诸神受纪”。

历法问题，古代是特别神圣的问题。比如说，不同的政权，会颁布不同的历法，用谁的历法，就等于是承认这个政权是正统，这是最重要的政治站队。

中国有历史记载以来，用的一直是阴阳合历，兼顾月亮绕地球公转和地球绕太阳公转两个周期。

这两个周期是各自独立的，要想兼顾，很麻烦，所以历法也就不得不非常复杂。而把问题复杂化的过程中，各种政治的、文化的、神学的因素不断被附加进来，所以改历的事，也就变得越来越事关重大。

首先一个难题，是确定每年的第一个月，让一年有一个正确的开始，所以一月叫正月。

据说，夏商周三代，正月都不同，所以三代三种历法，也叫三正。

而秦代的历法，又有不同于三代，它是以夏历的十月份为一年的第一个月的。汉代初年，沿用了秦历，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才改用了新历法，也就是《自序》里这句话所说的事。

但《自序》里这个说法，却遗漏了关键性的事实。

太初改历这件事，最详细的记载见于《汉书·律历志》。再结合其他一些零碎记录，大致可以推论是这样一种过程：

废旧历用新历，当时被认为有三重作用：

第一，旧历法用的时间长了，误差已经很显著，不切实用，所以需要新历法；

第二，废掉秦的历法，用汉朝自己的历法，更有利于彰显汉朝的权威；

第三，历法是关于时间的奥秘，所以通过修改历法，可以追求长生不老，当年黄帝就是这么干的。

怎样把改历法的建议提出来，则充分体现了汉朝体制的分工之精密。

旧历法不合用的问题，由相关技术人员来提。司马迁作为太史令，就是技术骨干的三个代表之一。他们提出“历纪坏废，宜改正朔”。

改历法宣示汉朝的伟大，由官至御史大夫（三公之一）的大儒兒宽领衔的博士团队来提。所谓“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

有了新历法可以长生，则是皇帝本人很直白地说了。所谓“盖闻古者黄帝合而不死”。

汉武帝对改历这事确实高度重视，密切关注，前后至少下了七次诏书询问相关事宜，提出指导意见。

但麻烦也就在这里。

按照项目申报时的计算，这一年“甲子朔旦冬至”，这种情况1520年才会有一次，抓住这个千年不遇的天象改历法，显得理由特别正大。

但这个判断，实际上是算错了，这一年并不存在甲子朔旦冬至，也就是说，这项超级文化工程，是在错误的前提下启动的。

但国家级的文化工程，皇帝还一直在关注研究进度，照例是启动了就不能认错的。

官方的技术团队，还算诚实，“奏不能为算，愿募治历者，更造密度，各自增减，以造《汉太初历》”。

我们算不出来，找外包吧。

于是包括司马迁在内的最初提议改历的人，都从项目名单中消失了。朝廷又找来一个叫邓平的人领衔，加上另外几个学者及“民间治历者”，总计二十余人，继续负重前行。

邓平玩了一串小花招，对原始数据采取暗改明不改的方式，又充分利用音律和天文学相结合的传统，把论证变得格外炫人耳目，终于拿出了能够让皇帝满意的新历法，顺利结项。汉武帝嘉奖他，任命他作太史丞，也就是司马迁的副手。

经历了整个过程，司马迁的感受如何，不得而知。邓平的相关信息，我们是从《汉书》里知道的，司马迁在《史记》里，绝口不提邓平。《报任安书》里，那句“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的感慨，倒或许和这段经历有关。

当然，这种本职工作毕竟是小事，我们至今关注司马迁，还是因为他利用职务之便干了修《史记》这件私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