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伯纯

杜聿明（前排右一）、宋希濂（后排左三）、溥仪（前排右二）、王耀武（前排左一）、杨伯涛（后排左二）、郑庭笈（后排右一）、周振强（后排左一）等全国政协第一批文史专员合影。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本文作者汪东林与宋希濂（左）在全国政协召开的一次会议上。1983年由本文作者汪东林撰写的传记文学《宋希濂今昔录》，在湖南《文艺生活》杂志连载，获年度二等奖。1984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初版发行，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改书名《殊途同归——宋希濓与陈赓大将的故事》再版发行。

1959年4月29日，周恩来主席在招待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茶话会上的讲话，号召委员们将六七十年来看到的和亲身经历的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变化，所积累下来的知识、经验和见闻掌故，写下来或口述让别人记下来，传给我们的后代。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最早主持这项大工程的，是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第三、四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申伯纯同志，许多经历过那个过程的人都说：申伯纯同志称得上是政协文史工作的开拓者。

初识申伯纯

周恩来主席在招待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茶话会上讲话后，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会随即设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负责计划、组织和推动文史资料的撰写和征集工作。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响应号召，仅撰写并送交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史料稿件就超过200万字，其中有不少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1960年3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决定编印《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这是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另外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63年1月召开的首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为了召开这次会议，全国政协机关除文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全部投入外，还从其他办公室抽调人员参加会议服务工作。我当时也被临时抽调做小组秘书，负责小组会议代表发言的记录和简报工作。

这次会议的总负责人是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申伯纯，他是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日常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任委员。

申伯纯是北京宛平人，毕业于北京大学，1934年参加革命，1937年入党。他早年曾在西北军杨虎城部任交际处处长，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作出过重要贡献。后来到了延安，曾任八路军前敌总部秘书长、高级参议，解放后先任政务院秘书厅主任（行政七级），后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第一次见申伯纯同志是这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召开前不久，在他“严重右倾错误”的平反大会上，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大会的主持人宣读了一份材料，大意是说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被“揭露”之后，申伯纯同志曾说过一些错话，党内为此对他开展批判斗争，而他一度态度不好，被认定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现经组织上查证落实，根据党的一贯政策认定：申伯纯的错误言论，均属一般政治错误，本人对此已有认识，因此撤销过去的认定，不给予处分，予以平反。

主持人宣读完平反结论后，申伯纯同志最后一个站起来发言，他一句也没有提自己的“错误事实”。由于我是第一次见到他，因此特别留意他的神态。看得出，他是非常激动的。他一头银发，脸色通红，又高又胖，嗓音洪亮，右手微微发颤，并不时轻轻敲打着桌面，以加强语气。他缓慢而有力地对大家说：

同志们！我参加革命28年，入党25年，经历了许多事。在座的也有比我资格更老的，但大多数人比我年轻。我说这些绝不是摆老资格。我想说的第一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没有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中国能有今天吗？我们这些人能有今天吗？一想到这些，一想到党和国家的事业，我们个人的是非得失又算得了什么？

今天这个会，是纠正对我个人批判帮助时发生的偏差，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党的面前，我是一直不断犯有错误的，错误的言论、错误的行动统统有过。我说的是心里话，不是故作姿态。我认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党员是光荣的，但毫无值得骄傲之处。只有我们亲爱的党，伟大的党，只有她的正确、强大、有战斗力，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爱戴，所信任，才是最值得我们自豪的！因为只有党赢得了一切，才有我们每个党员的一切，无论是我们党员个人在顺利的时候，还是犯错误的时候。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再一点，是我深深体会到，作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在战争年代不易，在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以后则更不易。为什么呢？因为在战争年代，敌我界限明确，工作任务明确，奋斗目标明确，只要下决心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怕牺牲自己，这个党员就基本合格。全国解放了，共产党成了执政党，许多战争年代的共产党员都大大小小成了掌握有一定权力的“官”，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环境条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我们在思想上放松了自己，那么不怕牺牲的决心也会渐渐淡薄，再加上我们的任务、目标变了，敌我界限也不像战争年代那样分明了，我们就可能不断发生这样那样的偏差，犯下这样那样的错误，有些人甚至逐渐迷失了前进的方向。这可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我们作为执政党的一个成员，只有紧紧依靠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丝毫不放松自身的思想改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才能避免犯大错误，保持一个共产党员鲜明的党性……我今天在这样的会上放声高论这些中国革命的ABC，是想鞭策自己，同时希望同志们继续帮助、监督自己，我更愿意和同志们一道，互相勉励，革命到老，奋斗到老……

申伯纯的一席话，博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对于在这次会上首次认识他的我，印象极为深刻，在几十年后仍然记忆犹新。

住在申伯纯隔壁

首次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大楼召开，地点在北京西郊白石桥。报到后，我住进了一楼的一个房间，同屋是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位秘书兼编辑，名叫王述曾。后来知道，王述曾从第一期《文史资料选辑》开始就是责任编辑，而且经常帮申伯纯起草文件或撰写文章，是申伯纯手下的笔杆子。这次会议的简报，由他汇总编定，然后送申伯纯审批后印发。

彼此寒暄后，王述曾向我介绍，各地的会议代表和工作人员大都住在二、三楼，因为申老住在一楼，才安排他住在这里，为着工作方便；又因为房间里空一张床，才安排我同住的。我这时才知道，申伯纯副秘书长就住在隔壁。

当天晚饭后，我听见隔壁喊“王述曾”，王恰巧不在屋，我便主动应声而去，进了申老的房间。他正在大写字台的灯下写东西，见我进去便抬头打量我，随后露出笑容，问道：“你是新来的大学生吧？”“是的，王述曾不在屋。”我回答。“没关系，你坐下，随便聊聊。”他指着写字台边上的大沙发，我有些拘谨地坐下。

“你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到政协这个老头机关工作不大适应吧？”申伯纯问。“我年轻，正好有精力为老同志服务。到政协三个多月了，工作正在慢慢适应。”“你是大学生，可不是生活服务员，还要做文字工作喔，那可是政策性很强的活，不能出差错，还得不断提高水平喔！”申伯纯说。我只是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申伯纯随即说：“以后有机会慢慢唠吧。这几天工作紧，我头痛，劳驾你到医务室帮我讨几片索密痛药片，行不行？”“没有问题。”我立即站起来，但忽而想到没听清什么药名，便询问：“您说什么药片，请重复一遍，我没有听清。”“索—密—痛！”申伯纯的北京口音十分纯正，但我苦于对药名的无知，干脆提出让他写出药名。他一边写，一边摇着头说：“一个大学毕业生，连这种最普通的常用药名都不知道。”我虽然耳根发热，但仍然接着他的话头说：“我几乎不吃药，自然就记不住药名。”他把条子递给我，望着我直乐。

第二天上午，全体会议代表在礼堂开大会，在李维汉、陈叔通等全国政协副主席简单讲话后，便是申伯纯代表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作的长篇报告。他的一口北京话正巧与李维汉浓重的湖南口音、陈叔通的浙江吴腔形成鲜明对比。我是浙江人，听陈的话不成问题，但李的长沙话大概有一半听不懂。我看许多代表亦是如此，他们也是竖着耳朵听，却下不了笔。

下午分组讨论，我负责记录的小组有10多位代表，小组秘书有两个，除了我，另外一位是名记者彭子冈。小组会前，她就对我说：“我脑子不行了，你年轻，这个小组的记录工作全靠你了，你就能者多劳，分担我的难处吧。”我连连回答：“没问题，没问题，这个任务我包了，整完记录你帮我看看就行。”一共有五六个半天的小组会，全部由我整理记录，开始几次她还看了看，改动几个字，后来她索性不看，我整理好便直接交给同屋的王述曾编简报了。

一天深夜，王述曾编完了简报，夜餐后我们在屋子里对坐着抽烟。因为每天晚上都要整记录、编简报，我们几乎没有时间交谈。几天时间，我已知道王述曾同彭子冈一样，也是“右派”。对子冈，我是久闻大名的。在复旦大学读书时，为了搜集现代文学史资料，我翻阅过许多解放前的报刊，子冈的名字经常跳入我的眼帘，在《大公报》《新民报》等许多报刊上，都有她写的消息、通讯、人物；新中国成立后，她主编《旅行家》杂志，出席世界青年联欢会，她的文章仍经常出现在报端。但在1957年之后便销声匿迹了。5年后，她同我这个20岁出头的年轻大学生一块，充当小组秘书的角色。

我与王述曾本来素不相识，看到他日夜伏案写作，其文史知识的根底和老练刚劲的文字能力，让我相形见绌，自愧弗如。想着这些，我便禁不住询问坐在对面的王述曾：“老王，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像你这样，因为一解放就在政协工作，1957年犯了错误仍留在原单位工作，这是正常的。但其他人呢，如彭子冈，如浦熙修，如万枚子（老报人，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等，怎么都由别处专门调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来工作呢？”

王述曾没有马上回答，不断抽着烟，似有难言之处，我颇为自己的唐突而尴尬。好一会儿他才说：“我想，这是领导上的安排。要说我个人的看法，如彭子冈、浦熙修两位女将，过去是名记者，她们有搞新闻的才干，现在来做文史工作，却未必是她们的特长。为什么要调她们来，我答不上。”

我的问题没得到解答。

申伯纯“答疑”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申伯纯副秘书长忽然找我去，我以为他又要让我办什么事，他却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晚上我正有点空闲时间，找你随便聊聊。年轻人眼光敏锐敢说话，你又是新来的，怎么想就怎么说吧。我这个老头就喜欢结交青年朋友。”

我看他乐呵呵的轻松神态，内心的紧张情绪很快被消除。我谈了对这次会议的看法，也说到自己初来乍到，太年轻，对许多事生疏、不懂。说着说着，便冒出了向王述曾提过的那个问题，还扩大到杜聿明、宋希濂、爱新觉罗·溥仪、沈醉等大“战犯”，他们怎么也都到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当文史专员了呢？

申伯纯耐心地听我谈，一句话也没插。直到我把话说完了，他才说：“性急吃不了热汤面。人民政协，统一战线，大道理我不说了。我倒想考你一下，我们党的统一战线团结人的范围，具体到人，包括不包括杜聿明、宋希濂这些特赦人员和浦熙修这样的摘了帽子的‘右派’？”我答不出来，或者说我不敢回答。那是在1963年1月，还没有任何一个特赦人员成为政协委员的。右派倒是有的，如章伯钧、罗隆基等，他们本来就是政协委员，而不是新增补的。并且我想，是政协委员也不能说明一定是团结的对象，因为那时都称他们是“反面教员”。既是“反面教员”，自然是被改造、被孤立，甚至是被打击的对象——如果他们不守法的话。

“被我考住了，是不是？”我正想照我的思路张口，申伯纯却发话了：“是的，情况有点复杂。现在就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他们不是统一战线团结的对象，或者至少是被改造好之后才是；一种认为应该首先把他们当成团结的对象，才能通过批评和斗争把他们改造过来。我个人持后一种看法，而且要补充一句，不是把他们‘当成’，而是实际上就是团结的对象之一，至于其中有批评、有斗争，必须不断地学习改造，那是肯定的，但这些并不只限于他们。我就是本着这个指导思想，在政协文史工作中使用他们，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才干和特长是在这个岗位上得到发挥的，对党和人民是有好处的……”

申老的一席话给我印象极为深刻。后来了解到，他在实际工作中一直是这么做的。

从《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开始，选用哪些稿件，由申伯纯自己和另外几位负责人审定。选定后的文字加工、编辑、校对、出版工作，主要由王述曾、万枚子、浦熙修等几位“右派”承担。196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出版的《辛亥革命回忆录》长达200多万字，共六大本，都由王述曾承担主要的文字编辑加工的任务。这些工作的安排，从1959年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尽管其间申伯纯在政协机关“四清”运动（1964年）中受到“重用右派”的批判，他却仍然没有改变初衷，特别是对待王述曾。申伯纯始终信任他，几乎所有文史工作的重要文件，都让他起草、修改；经过正式讨论审定后，还让他作文字修饰。

当王述曾得知申伯纯在党内受到“重用右派”的批评时，曾经有所顾虑，工作上不免缩手缩脚，申伯纯为此曾严肃地对王述曾说：“没有你的事，由我负责把关，你放手写就是了。”申伯纯后来又多次对王述曾说：“你有这方面的能力和才干，就要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出来。干了工作有可能犯点错误，但不干工作则是更大的错误。而工作中出现的错误，主要由领导负责。我这个人说到就会做到，你放心就是了。”

平时，申伯纯对所谓“重用右派”的冷言冷语，连理也不理。遇上政治运动和正式的批评，他也据理力争，确需承担责任的，他自己作检讨，绝不把责任向下推。“文革”到了，申伯纯是全国政协机关第一个被打倒的党内“走资派”，王述曾则被作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之一，被轰出北京，被赶到已无亲人的老家扬州，谁也爱莫能助了。

20世纪70年代初，申伯纯被落实政策，从湖北沙洋五七干校返京，得知王述曾在扬州6年多生活无着，每月仅靠几个儿女每人寄5元、共20元过日子，便几次汇钱去资助。后王述曾也被落实政策返回北京，申又多次从政治上、经济上帮他解决困难。

申伯纯待人的纯真感情，由此可见一斑。

“我早就盼着你们来了！”

时光闪回到1961年3月1日下午，杜聿明、宋希濂、溥仪、王耀武、杨伯涛、郑庭笈、周振强等7人身着整洁的服装，带着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的任命书，进了全国政协机关大院，开始上班。

在一间新辟的会议室里，主管文史工作的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申伯纯接待了他们。对申伯纯的历史和身份，他们已有所闻。一进门，申老就起身迎接，一一握手，连声说：“欢迎欢迎！你们担任文史专员，真是适得其所！我早就盼着你们来了！”

申老说的不是客气话。当他听到首批特赦人员在农村劳动一年后要安排工作的消息后，便主动找有关领导人建议，让这批具有相当文化水平而又是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当事者和见证人，到政协来搞文史工作。过了一段时间，他得知有关方面同意了这一建议，很是高兴，并着手认真考虑、安排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对此，专员们并不了解。

坐定之后，申伯纯便十分愉快地说：“政协机关办公的这个大院，清朝是顺承王府，后来是张学良公馆，张学良在这里居住过若干年。溥仪先生，您从前当皇上的时候，来这里玩过没有？”爱新觉罗·溥仪冷不防第一个被问到，竟不知如何回答。别人提醒他，申伯纯又重述了一遍，他才回答道：“我知道有这个王府，但没有来过，那时实际上有许多人在监管着我，没有到处游玩的自由。再说，这里是一个小王府，不大，也没啥好玩的。”

溥仪的回答引人发笑，宋希濂等人控制着没有出声，申伯纯却哈哈大笑起来。随后说：“溥仪先生，从今儿个开始，您就可以天天到这儿上班，为国家出力了。你们被任命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专员，也就是国家的一名干部。文史工作在政协是开创性的，才一年多时间，但周恩来主席对此有着十分重要的具体的指示，希望你们在着手工作之前，先就周主席的指示学习、讨论一段时间。你们今后的工作任务有两条：一是写稿，二是看稿。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可及时向文史办公室提出，你们要把这里当成自己的新家。你们的工资，将从原来的每月60元生活费增至100元，写文史稿件不管发表或不发表，都给稿酬。我们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已出版了十来本，内部发行，很受各方面的欢迎。办公室已发给各位每人一套，可以认真看看，借鉴一下别人是怎么写文史资料的。我知道，在座的各位每人都有一本自己的历史，写出来会引人注目，受到欢迎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可以说，从今天开始，你们的新生活历程正式起步，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有作为的……”

在政协这个温暖如春的会议室里，宋希濂等7人倾听着申老这一篇热情洋溢的长篇谈话，我想，他们心里的亲切感是不言而喻的……

（本文作者1962年至1982年曾担任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小组秘书；后任《人民政协报》副总编辑、高级记者，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巡视员，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本文有删改，图片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