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年代，正大光明在前线作战的，我们称之为英雄，但其实有这样一批特殊人员同样值得我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他们便是地下工作者。

他们看起来表里不一，身上背负着多层身份，必要时期，甚至还要尽职尽责地扮演“汉奸”的角色，去迷惑敌人，深入敌营，为我党探取机密。在前赴后继成为地下工作者的人群中，有这样一位特殊人物——当人们用愤恨的目光盯着他，用辱骂性的语言侮辱他时，殊不知他曾利用这个人人喊打的汉奸身份，多次为我党送去了大量重要的情报、以及极为重要的物资。

因为角色扮演得太过深入人心，1955年，他被捕了。而后，为了能够证明身份，他在狱中写下了10万字文章自证身份。这名曾被人脱口大骂为“汉奸”，深入敌营一心为革命的英雄，便是叶文津。

叶文津，1914年出生在广东东莞的一个书香世家。由于家境不错，他从很小的时候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都说少年不识愁滋味，但当亲眼看着祖国满目疮痍之际，当孙中山的思想在广州逐渐辐射开来时，少年叶文津心中生出了一股使命感，他默默攥紧拳头，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祖国的命运。

叶文津中学毕业后，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辅仁大学学习。

从20世纪初开始，我国便陆陆续续迎来了一波波的留学潮。这些有识之士深知，以当时国内的教育、科技以及思想观念，与发达国家相比，有着非常大的差距。我们想要缩小这种差距并迎头赶上的唯一方法，便是沉下心去学习。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去英法留学，有人去德美留学，而叶文津则选择去邻国日本“偷师”。

1934年，从辅仁大学毕业的叶文津，暂时告别了家人，乘着轮船去往日本留学。其实对从小过优质生活的叶文津来说，东渡日本，是他第一次独自面对生活给予的试炼。

左一叶文津

当时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日子并不好过，晚清政府时期，日本人对中国已经十分看不起，不然他们也不会将“东亚病夫”这种耻辱称号套在中国人身上。而三十年代时，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已经逐渐崛起，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开始将魔爪伸向中国东北后，他们的狼子野心便已经昭然若揭。

日本国内对前去留学的中国人，也有着非常严重的排斥心理。

叶文津眼看着所有在日的华人，包括自己在内，都经常受到日本人的侮辱，他愤恨的同时，心中更加清楚：中日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战争不过是时间早晚问题。

在日本短暂的留学期间，他依靠着自己的组织能力，将和他一样的在日留学生聚集到一起，在国民政府驻日本领事馆门前发动请愿活动，严肃要求日本当局释放被无理逮捕的中国留学生。

但无耻的是，国民政府多次的不作为，以及日本政府的直接忽视，让叶文津逐渐产生了一种失望的情绪。他知道，自己如果一直留在日本，对国家而言，并不能起到太大的作用，只有让整个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都空前高涨，才能谈应对日本的狼子野心。

在日本期间，由于叶文津多次组织爱国的请愿活动，他最终被5000多名留日的学生推举为代表。然而最后不但请愿无果，还被遣返回了上海。

回到上海后，叶文津以留日学生的特殊身份，在上海的各大报纸上发表演说，痛斥日本的无理行径。

当时虽然七七事变尚且还没有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没有形成，但叶文津的演说，却依然还是给上海市民，乃至全世界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当日本的狼子野心已愈发不可收之时，如何才能救国？夜深人静时，叶文津时常会思考这个问题。但不久，他发现，自己似乎寻找到了答案。

当叶文津在上海搞各种爱国演讲的同时，在留日同学姚潜修的介绍下，他认识了一个名叫夏衍的人。

这夏衍是何许人也？他是我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以及领导者之一，而左翼电影都是1932到1937年间拍摄的电影，向社会展现的，是民族危机，反应的也是处于底层的工人、农民、妇女的命运。后来，左翼电影运动也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视。

除此以外，夏衍曾在1926年赴日留学，和叶文津都曾经是日本留学生。1927年，夏衍经过邓汉先介绍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此，当叶文津被介绍给夏衍的时候，他的一只脚，已经迈入了中国共产党。

叶文津与夏衍在文艺复兴咖啡馆进行了第一次秘密会面。叶文津虽然比夏衍小14岁，但二人见面后，因为有着相同的救国理念和抱负，很快便惺惺相惜起来。

在后来的会面中，夏衍将我党的众多理论，逐渐渗透出来，而叶文津则逐渐感受到，中国共产党背后的“价值”所在，最终，在双向的考察以及选择之下，叶文津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跟着党走，从此开始了他有目的，有方向的救国行动。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众多文人都作出了弃笔从戎的选择。但叶文津入党后并没有随大流，他知道，武器以及武力确实是拯救当时的中国不可或缺的东西，但用文字来唤醒中国人民内在灵魂的力量，也是不可或缺的。

于是，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之后，叶文津忙得脚底生风。他一边组织留日同学教亡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一边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与夏衍等文人学士一起筹办上海《救亡日报》在广州的副刊工作。

不久后，从上海去往广东开展工作的叶文津，成为了《救亡日报》的记者，在抗战时期，叶文津曾经奔赴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以及冀中军区进行战地采访，他也是抗战时期第一个进入华北敌后游击区进行战地采访的记者。

那几年中，他以记者的身份，用文字将战区战士们战区艰苦作战的情况，记录下来，发表出去，让普通百姓也能了解在战场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枪林炮火中，身在前线御敌的将士们，冒着生命危险，但对叶文津来说，又何尝不是呢？但想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拯救我们那个危亡中的祖国，死又算什么？

战地记者的工作并没有做多久，很快，1939年，叶文津人生的转折点到来了，这一年，他的工作性质开始“由明转暗”。

10月，叶文津被调到香港社会部进行系统工作，主要任务其实就是配合廖承志和潘汉年等，协助开展香港、广州、上海等地的地下情报工作。但当时叶文津的身份，或许更像是一个“实习”的地下情报工作者，一直到1941年，在潘汉年的指示下，有过情报工作经验的叶文津重返上海沦陷区，并就任伪《新中国报》的记者。

不用猜，看这工作性质就能明白，叶文津的谍战生涯，就此拉开了序幕。

有趣的是，伪《新中国报》报社的社长袁殊，也曾是留日的学生，且人脉广的他即便是在日本领事馆，也是能说得上话的那一号人物。更重要的，袁殊与叶文津一样，同为中共地下党员。

因此，借助袁殊的特殊人身以及人脉力量，叶文津在敌人眼皮子底下进行的情报工作，虽整日过着游走在刀尖的生活，但每每都能圆满完成。

比如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无耻占领香港，在厚重的兵力压迫之下，香港几乎直接陷入了对外联络以及交通信号全被切断的危险境地。

里面的中共地下党员无法获知外面的信息以及战争动向，这时就需要地下情报工作者，冒着枪弹，穿过层层日军的包围圈，将党的重要秘密信件，送到香港地下党同志手中。

叶文津的记者身份，此时便十分合适。借着社长袁殊与日本领事馆的关系，他顺利且出色地完成了情报传送的任务。

当然，身为地下情报工作者，叶文津的任务还不止传递情报。就拿香港沦陷时期，驻守于当地的中共地下党员面临的问题来说吧，由于市面被日军控制，大额钞票几乎完全不能流通。

为了确保地下党员以及他们的家人生存无虞，叶文津再一次出面，他依旧借助社长袁殊的人脉，去香港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处筹换了5000元面值为5元和10元的银票，并悄无声息地送到地下党员的手中。这笔钱后来解决了他们生活开销的问题以及后期从香港撤退的路费问题。

为了继续掩护自己情报人员的人份，叶文津从香港撤退之前，还需要先将欠日本驻香港领事的那5000元钱还掉。当时中共不方便出面，这笔钱只能先由叶文津自己垫付着。可他出门在外，哪里会一次性带上那么多钱，于是叶文津几乎是马不停蹄地找到孀居在广州家中的母亲，从她手上拿了5000元，将钱还上，这才离开了香港。

在香港期间，叶文津的各项任务都完成得出色且圆满，这对我党来说，意义重大。1942年底，叶文津再一次回到上海，继续以记者的身份为我党的地下情报工作做贡献。

而为了彻底祛除自己身上“中共地下情报人员”的气息，叶文津不得不努力过着双面角色的人生。

袁殊

但即便是他再小心谨慎，多多少少还是露出了一点马脚：日本上海副领事岩井，开始怀疑叶文津在秘密从事反日活动，随后直接就指示袁殊将叶文津秘密监禁。

袁殊虽说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不引起日本人的怀疑，让多年的潜伏成果毁于一旦，他不得不遵循日本人的指示，将叶文津羁押起来。不过好在岩井后来并没有拿到确切的证据，而被关押在牢狱中的叶文津始终保持了超严的口风，丝毫没有泄露出关于党，关于他自己从事情报工作的信号。最终，这一关被叶文津惊险度过。

但事后，为了以防万一，叶文津不得不辞去《新中国报》记者的职务，与日本领事馆以及同样从事情报人员的袁殊，斩断联系。

这也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战场上的事情总是瞬息万变，其实做情报工作也是如此。不久后，叶文津又迎来了新一轮的任务。

汪精卫在1940年时，曾经建立了一个东亚联盟组织，宗旨是推进东亚联盟，建设东亚新秩序，但其实说白了，这就是汪伪政府对日本政府摇尾乞怜的一个组织罢了。

东亚联盟的总部在南京，有意思的是，东亚联盟上海分会，明面上看来所属于伪政府，但由于我们中共的地下党员工作完成地实在是太出色，在汪伪政府决定在上海成立分会前，我党的一位地下工作者陈孚木便已经早早打入敌营，获取敌方信任，在上海分会成立的时候，他被任命为书记。

也就是说，这个东亚联盟上海分会，实际上就是一个披着伪政府面皮的中共情报组织。叶文津在进入这个组织后，担任的是主任秘书一职。这一回，叶文津的主要工作，由秘密传递情报转变为掩护其他同志的地下工作。

因叶文津的加入，“东亚联盟上海分会”这个披着狼皮的羊组织，增加了不少助力。借助陈孚木的人脉，叶文津与汪伪政府甚至是日本人都或多或少地产生了联系，而我们中央上在管理情报人员时，习惯性采取单线连接的方式。

明面上，叶文津与汪伪政府以及日本政府走得很近，但正因如此，往后也让叶文津遭遇几乎灭顶之灾。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按照常理来说，像叶文津这样“见不得光”的地下情报人员，也该能露出头晒晒太阳了。但国共两党之间的问题尚且还没有得到解决，而蒋介石撕毁重庆谈判时签订的双十协定，就更是预示着大战会在不久之后再一次爆发。

这也意味着，叶文津地下情报者的身份，尚且还不到公开的地步。他还要继续扮演着自己“汉奸”的角色，不过从前是亲日、亲汪伪政府，后来是假装亲近国民党。

在外界看来，叶文津就是一个无党派，墙头草般的普通记者。

此前，在离开东亚联盟上海分会后，叶文津当上了上海市公用局科长一职位，与国民党驻沪代表间的联系，逐渐变得多了起来。这也为他后来假借对方名义，为我党行事奠定了基础。

日军战败后，日本的一位海军军官武井中校曾经私底下联系叶文津，因为日本当时还有很多武器装备在上海，运回去也几乎用不上，不现实，于是他们便想着将这个武器卖给中国。

根据局势来看，这名日本中校知道，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势必要有一战。

这时，叶文津“汉奸”身份的作用便体现了出来。这名日军中校想要将武器卖给国民党，但他寻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中间人。这时他便将目光放在了长期与日本保持友好的叶文津身上，询问他愿不愿意接受自己手上那5辆军用卡车，1000根雷管以及540箱炸药。

有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身为中共地下党员，叶文津当然知道，这批武器对正缺少武器装备的我党来说，有多可遇不可求。能吃下这份“大礼”，叶文津内心其实真的高兴，但在日本人面前，他却还是要继续表现出淡然。最终，叶文津以一个比较低调的价格，将这一批武器从日本人手中购买过来。

武器一脱手，武井松了一口气，叶文津也是表面淡定，心中喜滋滋，双方可以说是合作愉快。

但这武器是买了，可怎么才能在国民党眼皮子底下运到新四军的手上呢？这个时候，叶文津在当上海市公用局科长时结识的人物，便成为了一个现成的掩护。

叶文津先是吩咐日本人将仓库中的物资全部搬进皮卡车，随后联系四个能开车的人，自己也单独驾驶着一辆汽车领头，并拿出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公文作为掩护，就这样通过了国民党的重重关卡。脱离国民党视线后，叶文津驾驶车辆回到上海，而四车的武器则被全部运到了新四军办事处。

这还只是第一次，往后的一段时间，叶文津用相同的办法，接收了日军194把机枪、数不清的手枪、一批军用无线电等一大批军用物资，这对我党后续的作战，意义重大。

这次从日军手中取得作战物资的事情，进行地十分隐蔽，当这一批武器真正应用在战场上时，很少有同志知道，自己使用的炸药，手上扛的枪，是“汉奸”叶文津在国民党眼皮子底下冒着泄露身份的危险，从日本人手中买过来的。

前脚从日本人手中买武器，后脚，叶文津经人介绍，又做回了老本行，当上了《上海时事新报》驻东北特派员。而这个报社特殊的地方在于，他是由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举办的。

不用说，这个身份不过又是叶文津掩护自己真实身份，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为我党传递情报的一个壳子。

从1946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表面上看来，叶文津与国民党似乎保持着非常不错的关系，而他的身份一直也是多变的。一会是记者，一会是做进出口贸易的商人。

广东省解放前，他还曾偷运广东省军用地图，并辗转将地图交到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手上，李克农还非常高兴地说，你这工作做得很好，对解放广东省立下了大功。

在国家军队需要物资时，已经成为商人的叶文津迅速将自己的人脉聚集起来，成立了“裕华行”，与其他爱国商人们一起用大船，冒着生命危险，将军人必需的米、煤炭、汽油、柴油、钢材等重要零件运到战争前线......

1949年，新中国成立，革命取得胜利，叶文津似乎也能功成身退了。最初，他带领一家老小预备定居在香港，过上了还算舒适的生活。

1951年，全国进入了如火如荼的建设运动，这个时候，当了一辈子“汉奸”，四十多岁，本可以在香港安度晚年的叶文津，再一次毅然带着妻子回到内陆，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

在返回大陆之前，他将自己在香港的不动产全部都售卖出去，带上所得钱款，支援祖国建设。他先是担任上海市电影院联合管理处主任，不久后又做回了老本行，在搞摄影工作的同时，还兼职摄影记者。

但1955年，正当叶文津向往常一样，带上所有的装备外出采访时，却在广西南宁近郊被逮捕，并被关进了监狱。

“汉奸”身份曝光了，所以叶文津被捕了？并不止如此。

1955年，潘汉年案发生，这无疑波及到了叶文津。叶文津在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时，由于是单线作战，因此除去袁殊以及夏衍等人知晓他真的是地下情报工作者外，没有更多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更别说，当时由于要取信于敌，叶文津“汉奸”的形象一直深入人心，与日本、往政府表面上看来，一直都维持着不错的联系，以至于后来中共地下工作者的身份，便变得更加让人难以信服。

为了自证己的清白，叶文津在被关押时写了数十万字的自证信。

不过好在，叶文津最后被释放了，他带着自己10万字的自征信，向人民群众证明他不是真的“汉奸”，并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证明下，彻底洗刷了身上的冤屈。

叶文津的名誉恢复了，他心中高兴，这下子，他可以清清白白地继续为国家效力了。

随后，叶文津被任命为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以及广东省政委副秘书长的职位，那段时间叶文津抱着年轻时一样的信仰，继续为国效力。但不幸的是，1980年，叶文津便因为心脏问题与世长辞。

潘汉年

20岁到40岁，他顶着“汉奸”的帽子，忍受不少人的讥讽，默默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但他始终坚贞不屈。

抗战年代，其实有很多和叶文津前辈一样的人。从他们选择为革命奉献，当一名不为人知的地下情报人员时，便注定了他们需要在敌营中冒着被敌人发现的风险潜伏，需要顶着国内百姓，甚至是同志的误解生活。

也正是因为如此，当所有艰辛都成过往时，这类人曾经对祖国的付出，才更显难得。他们咽下了几乎所有的苦果，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崇敬这类特殊人群呢？山河无恙，我们能做的，便是让那些几乎变得籍籍无名的英雄，重新被人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