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晚上从图书馆回来之后就没有太大的学习动力，但若只是躺着刷手机的话又会觉得愧对时间珍贵，于是乎我选择阅读书籍来替代玩手机的时间。一来可以减少自己对于电子设备的依赖，二来可以增加自己的专注力和理解力。（虽然友人曾与我建议可以去尝试阅读英文文稿，但是向来英语孱弱的我确怕不堪，所以最后还是拿了一本狄更斯的《双城记》来读。）

在《双城记》的前几页，我看不懂它讲的是什么，一段对话要反复理解人物，一篇章节要反复斟酌对话，推敲人物的感情色彩。因为人物不清晰而返回重读梳理情节也是常有的事情。这真叫我难受极了。正当我拿起手机开刷短视频要放弃开躺的时候，我恰好刷到了一个易中天老师评价《三国演义》的视频，恰好点开了评论区，恰好看到了《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的内容争辩，恰好有了这篇关于文与史的看法的小谈。（所以说无巧不成书嘛。）我认为这样的争论并没有意义，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在不同的范畴争论，这怎么可能会得出一个统一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呢？但是这样的争论却引发了我对文史分不分家的思考。

首先要知道文史的区别与联系，才能对分不分家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文与史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文可尽情修饰，是用来在某一方面某一角度揭示或反映现实：或夸张或写实，有抽象有具体；而史则需要尽心尽力尽善尽美的还原出史实，一个“实”字足以彰显史的真实，史不是文邹邹的东西，是沉甸甸的，她是一代又一代人生活的轨迹，是一个又一个时代的缩影，通过史学家的记录整理，最终得以在我们案卷上呈现。

这是文学和历史需要区别对待、研究的地方。然而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文与史的界限是比较模糊的，这就像很多时候我们将《三国演义》拿来当做三国的历史（虽然可能本意本非如此，然而读着读着就不自觉的代入），《隋唐演义》拿来当做隋唐交替的历史，甚至将《封神演义》拿来当做商周迭代的历史。这显然是不妥的。经过文学加工带有艺术性的作品，虽然也能反映出某种社会现实，但距离其历史真实已经相去甚远。也难怪易中天老师公开批判《三国演义》并非历史，要了解三国的真历史要去读陈寿的《三国志》。甚至在某一档综艺节目中，易中天老师讲到《三国演义》恶心极了，它为了捧一个人不知道踩了多少人，而且叙事并不真实。我认为这个观点有待商榷。

文史当然要区分，同时文史它毕竟打断骨头连着筋，文学创作需要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双城记》的开头也近乎晦涩难明，使用大量的修饰和隐喻来透露法国大革命前的英法两国社会情况。但能将《双城记》视作法国大革命前的史书来看吗，显然不能。可如果仅去寻找法国大革命的史料来读，也缺少了一层文学韵味和逻辑。就正如恢宏巨著《红楼梦》，人们在研究的时候并不刻意强调真实，亦如班固的《汉书》人们并不刻意在乎她的表达技巧有多高超。

需要区分并不代表着完全对立。在中国古代，很多的史学巨著都是经过文学家之妙笔谱以丹青铸就的。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无韵之离骚”；班固不仅是史学家、文学家，还曾随汉军北击匈奴留下了足以与“封狼居胥”相媲美的“勒石燕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曾负责主编《新唐书》《新五代史》。如果将历史与文学完全割裂看待这本身就有失偏颇。

当然，如果作为历史读物《三国演义》确实是糟糕透了，凡是有关历史书籍的不能犯的错误它都犯了。可问题在于，它并非历史书，而是文学作品。（似乎罗贯中在书中也未说明这是正史。）文学作品本就带有修饰这一层滤镜来包装自己进而凸显出作者的想法不是吗。我想，在元末明初这个乱世当中，罗贯中先生的写作目的不是去记录一个有着同样类似纷乱的三国时代，而是通过塑造一个刘备、诸葛亮那样的仁德君主和治世能臣来匡扶社稷、与民更始的一种愿望与政治诉求。而这恰恰是《三国志》所不具备的。

要怪只能怪《三国演义》过于出名，足以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了。正如我看到的那个评论所最终指向的问题：演义的一方并不关心鲁子敬“江东对”的运筹高远，周公瑾烽火赤壁的风华绝代；三国志的一方也并不关心曹操“宁叫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关云长“挂印封金、忠义千秋”的文学价值。在演义的剧情下面说正史，就像在17世纪末与教皇谈论万有引力一样荒谬。（随着对罗贯中生活年代的追溯和对曹操形象的塑造，我越发觉得罗贯中所塑造的曹操形象神似元末明初的陈友谅，陈友谅生性多疑、狡诈不仁，杀害兄弟彭莹玉、弑杀君上徐寿辉来取得天完国的政权。）

文学与历史有各自的侧重点又紧密相连。由文学指路，启历史哲思。朋友们，我想此时此刻对于文史分不分家的问题您也有了自己的看法。如果在阅读《三国演义》的过程中引起了对于三国时代的兴趣，不妨翻开陈寿留下的史学巨著《三国志》。有文学作品而开阔视野提高修养，有历史著作来启迪思想富有智慧，进而将两者加以结合迸发出自己对于那个时代的独特思考。体味历史的余温，凝望寰宇亘古演绎的规则，织就自己的精彩篇章。

（首次创作，感谢支持）